我国幅员虽然辽阔，但可耕地并不多，从四五千年前起，农业就逐步走上了以种植业为主的道路。加之人口众多，西汉末已近六千万，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就突破了四亿大关。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我国世世代代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上充分利用土地创造了值得赞叹的业绩。

一、想方设法增辟耕地

增加农业生产量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扩大耕地。为此，我国历代农民开展了“向山争地”“向水夺田”的斗争。这种斗争到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

“向山争地”有修建梯田、改造盐碱地、石子田等方法。我国有广大的丘陵地带和山区，农田向山坡扩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山地丘陵地开垦种植的历史很早，周代《诗经》中常出现的“阪田”就是梯田的前身。当时由于种植、管理粗放，一块地种二三年就只好抛荒，另辟新地。原始的垦山种植活动，严重破坏了天然植被，并导致水土流失。人们在失败的教训与经验摸索中创造出了“梯田”。梯田在宋代以前就已出现，但其名称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骖鸾录》，说江西袁州“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从《岭表录异》、《泊宅编》、《海录碎事》、《攻媿集》和《宋会要》等著作的记载看，唐、宋以来梯田在南方有较迅速的发展。南宋时，梯田在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是普通的田法了。《王祯农书·田制门》中讲到修造梯田必须注意的几个技术要点：一是在山多地少的地方，把土山“裁作重蹬”，即修成阶梯状的田块。第二，如果有土石之处，则垒石包土成田。第三，上有水源可自流灌溉则种植水稻，如无水源只好种粟、麦。梯田在条件不同的地区，修筑形式和效果也有所不同。西北黄土地带的主要作用是拦截水土，防止水土流失；南方丘陵地区的梯田则结合丰富的水源条件，表现了对于水土的高度利用。如在福建地区，“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泊宅编》卷三）。梯田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北方有些地区自然条件非常差，甚至种植业都难以发展，但农民仍千万百计地寻地耕种。这突出地表现在两大创举上，一是改造盐碱地，一是创治石子田。盐碱地古代称为“斥卤”。历代农民创造出“赶盐”“压盐”“压青”“泡茬”“躲盐”“放淤”等办法，把许多斥卤贫瘠的土地改良成为能种植庄稼的农田。“石子田”，又叫“砂田”，是明、清时期甘肃省某些地方农民创造的特殊的土地利用法。贫瘠多山的黄土高原降雨很少，风又多，昼夜温差变化大，水土流失严重。农民们针对这种严酷的自然条件，先将田地进行耕翻，然后施上肥料，再从别处运来沙石，先铺一层粗砂，再逐层铺上一层小石子和大石块即成。这种石子田，因砂石下面土壤昼夜温差较小，温度较高适于作物生长；又由于有砂石覆盖，大大减少了土壤中水分的蒸发，降水渗入土里后不容易流失。石子田保墒好，并有减轻盐碱化的效果。因此可保证收成，产量比当地一般农田要高得多。但它造起来比较费工，造成后头七年收成很好，以后产量逐渐下降，三十年后必须重新改铺。

“向水夺田”，比较重要的有圩田、沙田和涂田等方式。南方圩田的修筑，唐末五代时已有相当基础，宋代发展更为迅速和普遍。所谓“圩田”，以南宋杨万里《诚斋集·圩丁词十解》注文说得最清楚，“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从历史发展阶段看，圩田和围田有所区别。“围田”是“筑土作围以绕田也”的低级阶段，《汉书》中已记载了北方个别围湖造田的事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围湖造田活动逐渐增多。“圩田”则是和灌溉渠系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必须通过置闸、开渠以及灌溉、车戽、检修、防护等一系列工程技术和管理措施，才能取得农业生产的好收成。把本来只滋生水草的低洼地改造成为圩田，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一大成就，但乱围乱垦反会招致灾祸。

古人引水灌溉场景

“沙田”，为江边湖畔出没不常的沙淤地，农民在其上开沟作渠用来耕种作物。这种田肥沃湿润，耕作及时可保丰收，但受水势影响很大，废复无常。据文献记载，唐代沿海农民已在靠海岸以及近岛屿边缘的泥沙堆积层上围海造田。元代《王祯农书》中称之为“涂田”，还说“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

向水夺田的方式还有架田、葑田、柜田等。它们都属模型式的人造田，数量少，面积小，在农业生产中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只不过说明人们确实是想尽一切办法扩大种植面积，以求多收得一些蔬菜、粮食而已。

二、提高土地利用率

增加农业生产量的方法，除去扩大耕地面积外，再就是充分合理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D.H.Perkins）认为，从十四到十九世纪，中国人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方面，除了通常的技术措施外，改进耕作方式起了突出的作用。美国育种学家布劳格（N.E.Borlang）说：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是“遍及全国的两熟和三熟栽培，它在发展中的国家中也居于领先地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7.12.7.）。

在周代，农田还盛行轮荒农作制。到春秋战国时，就开始逐渐废弃了轮荒农作制而开始走向土地连种制的道路。连种制的实行，是要以进步的农业生产技术为必要条件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普及使用，牛耕也得到初步推广，提高了土壤耕作效益；施肥已受到人们重视，诸子著作很多说到了“多粪肥田”的事，施肥能使损耗的地力获得人工补偿；大豆（菽）的广泛种植又有利于耕地的用养结合。所有这些条件综合起来就为连种制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前提。公元前五世纪，魏国政治家李悝提出的“尽地力”之教的实质，就是设法摆脱原始的休耕制，而向连作的更高阶段发展，以提高已耕农田的利用率。战国末的《荀子·富国》篇中说黄河流域有的地方“人善治之”可以“一岁而再获之”。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周礼》“稻人”和“雉氏”注中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黄河流域已经流行“禾下麦”“麦下种禾、豆”的谷、麦、豆之间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制；南方气候温暖，在汉水流域的河南南阳一带则已经有稻、麦轮作复种的一年二熟制。公元一世纪的《异物志》还记载有“一岁再种”的双季稻。宋代以后，我国广大农区已经很少有闲田旷土，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出现。在长江以南地区，除大规模开展修造圩田和梯田的活动外，就是进一步提高复种指数。十一世纪的《吴郡图经续记》说江苏南部种庄稼已是“刈麦种禾（水稻），一岁再熟”。岭南地区更有水稻一年两熟和三熟的，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记载说，钦州等地水稻一年可收三次。“一年三熟”，很可能是通过间、套、复种等多种方式实现的。宋以后，轮作复种制继续有所发展。

古人耙田场景

“间作”“套种”是我国种植制度上的又一独具特色的优良传统。我国的多熟种植技术主要是综合运用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的种植方式来实现的。所谓“间作”“套种”就是在同一块地里同时夹杂栽种不同的作物；或在一种作物的生长期中间，再栽种另外一种作物。这种种植法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土地，使之没有空闲之时。因为前一种作物还没有收获而后一种作物就已经长起来了。汉代的《氾胜之书》和后魏的《齐民要术》中都已提到间作、套种，但还只限于园艺作物。间作、套种等复种技术在明、清时有比较大的发展，方式更加丰富多彩，并且同轮作复种密切配合，综合运用，进一步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十八世纪杨屾著的《修齐直指》中详细论述了当时陕西关中地区复种多收的具体办法，还说这种多熟种植技术“乃人多地少，救贫济急之良法”。有人把我国的多熟种植技术与同时期欧洲流行的“二圃制”、“三圃制”相比较，我国土地利用率要高出二倍半到六倍不等。

三、使地力常新壮

作物生长发育须由土壤供给水、养料和一部分空气。土壤的这种供给能力，叫做“土壤肥力”。土壤肥力保证了人们获得生存必需的粮食、纤维和其他生活资料，所以古人说“地生财”。（《吕氏春秋·任地》）

在利用土壤肥力方面，我国历代农民也积累了可贵的经验。战国时期人们已认识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吕氏春秋·任地》）。随着农业生产土壤管理技术的提高，人们认识到，只要合理利用土壤、改良土壤和培肥土壤，土壤肥力就不会减退。十二世纪的《陈旉农书》对此已有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地力常新壮”这一具有理论意义的对土壤肥力的看法。它对人们努力提高土壤肥力，定向改造土壤，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积极意义。

我国历代农民对土壤一向采取主动态度，想方设法去改良和维持它的肥力，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把土壤耕作、作物轮作和施肥等措施加以综合运用的方法，从而使我国的农田使用几千年而不衰敝。近百年来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对这一事实感觉很惊异。

施用有机肥料来恢复和维持土壤肥力是关键措施。古文字学家根据甲骨文，认为商代已开始给作物施用粪肥。周代人们已认识到使用绿肥与庄稼生长良好的关系。战国时期的一些著作如《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谈到了“多粪肥田”的道理。《周礼·地官》中还记载了改良土壤和对不同土壤应施用不同肥料的“土化之法”以及“粪种”。《齐民要术》记载了六世纪时的肥料种类有人粪尿，牛、羊、猪等畜粪，以及蚕矢、缫蛹汁、兽骨灰、草木灰、陈墙土等。还介绍了一种造堆肥的方法——“踏粪”，强调作物要施用腐熟的熟粪，对基肥和追肥的施用法也作了具体的叙述，反映出施肥技术的高超。在此以后，开辟肥源和施肥方法的改进以及认识都不断有新的发展。《陈旉农书》说“用粪犹用药也”；十八世纪的《知本提纲》又发展了《陈旉农书》的认识，指出施肥要注意“时宜”、“土宜”和“物宜”。所谓“时宜”，就是“寒热不同，各应其候”；所谓“土宜”，就是“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所谓“物宜”，是因为“物性不齐”，“当随其情”。总之，到明、清时期，中国农田施肥技术，已达到了经验知识的极限，对于施肥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者：范楚玉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95年第6期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