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拿到那张学生证的时候，以为它只是注册完毕之后的一种凭借。后来发现，用它，坐车可以买减价车票，听音乐会能够半票而已。
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是我游学生涯中所进的第一所大学。
课表上教授“艺术”这一门的老师据宿舍的西籍女同学们告诉我，是名牌的。
进入文学院上课时，不是因为思想程度差，而是那些西班牙文实在艰难，使得刚开始的前三个月心情惊惶甚而沮丧。当然，用功得死去活来，念到三更半夜必然只想死。
那只是前半年而已，不久以后也就看到耕耘而来的收获了。
前半年的“艺术”课比较起哲学和文学来说，毕竟仍是较容易的——我想说的只是在文字的领悟上，倒不是境界。
艺术课不必动笔画画，只是学着欣赏和分析，这个实在很合心意。起初，我们念的是建筑。一个一个不同时代的建筑形式、背景、特色和风格，都得知道。考试用一把尺和圆规就够了，把各样派别的建筑大略画出来，这是十二分有趣的功课。文法错不扣分，图解清楚正确就算对。而今，略略具备的一点点西方建筑的常识是那个时候得来的珍宝。
我的前半年艺术课就是在啃各式廊柱、窗户、屋顶、地基和浮塑里度过，那真是快乐。比较起文学来，建筑又是很不相同。它们那么实实在在又坚固而且涵盖着深广的人文背景。
第二个半年开始了，教授提醒我们学生证的事情。一时，不很明白为了什么，后来发觉艺术课原来并不只在学校内上课，改成去普拉多（Prado）美术馆了。
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据称是世界上藏画最多的一个美术馆。例如说，巴黎的罗浮宫内，不只是藏画，也收藏了其他的物品。而普拉多美术馆中，画却是主要的，当然，还有雕塑。
发觉上课居然不在学校里，真的呆掉了。
这不是经验之内的事情。
中午，上完了文哲学院其他的课程，一路快跑回宿舍。当年，我住的是一种叫做“书院”的宿舍，天主教修女管理的。吃饭五个女孩子一桌，每餐必有雪白加花边的台布还有一瓶葡萄酒。上菜是一道一道正经八百来着的，十分闺阁味。中午吃饭可以穿长裤，晚餐就非得半礼服不可。这种生活教育，乍看好似矫情，可是到而今，喝哪一种酒用不错哪一种杯子，却是在那儿学来的。当然，学的不只是喝酒，还有极多生活中行为举止上的文化。有时，精致生活不是必要，知道些，总也没有坏处。
就为着下午三点的艺术课，那顿由管家侍候吃饭的缓慢就成不了一种生活的情调了。总是喝完三五杯红酒，胡乱吃些菜，趁着舍监不注意，悄悄开溜，甜点让给同学们代吃。这一出宿舍，飞奔去公共车站，哗一下给坐出大学城，坐车坐到邮政总局那个西比略斯大广场下车，沿着普拉多林荫大道快跑，跑过“丽池饭店”，那座美术馆就在眼前了。
总是最早到的学生。
这么活泼的大教室是舍不得立即进去的，馆外的草坡上躺一下，吃一个甜筒冰淇淋，看看周遭形形色色打扮的游客，偶尔和草坪上另外躺着晒太阳的陌生人胡扯一阵，这才慢吞吞地往入口处走去。
别人付入场券，我给验个学生证，就进去了。
同学三三两两地来了，《裸体的玛哈》前面自有馆内白发的管理人给我们排椅子。对着一张画，闲闲坐着。馆内阴阴凉凉的心里安静。不一会儿，我们叫他“艺术魔鬼”的名牌教授夹着一大卷不知为何老是带来带去的纸张书籍，大步走过来。
一张又一张画，就是这么一堂又一堂地分析出来。
是个极好的教授，在他的语言里，最引人的除了知性的分析之外，看见了一种精神的美，而这种无形的精神之美，是一份对于艺术深入了一生的痴狂和研究。
那门课不难，一点也不难，教授说什么，我的心都有呼应。而上课，教授站在画的前方、右方、左方，甚而站在学生的背后，我们听他的声音，眼睛对着的是画。
那时候，文学课在看《唐·吉诃德》，这本书用的西班牙语文是十六世纪，看得痛苦不堪，而近人乌拿么诺的作品也得苦念。以当时的西班牙文程度来说，这除非奇迹出现，是没有可能看顺的。哲学又在念圣·多玛斯的东西。知道他们的好，只是消化不进去。
只有艺术课，成了日常生活里的一种期盼、情调和欢乐，还有那十足的信心。这不完全因为教授，这是因为我本身。
在那个快乐得冒泡泡的美术馆里，认识了大画家哥雅（Goya）、葛列柯（El Greco）、维拉斯盖兹（Velazquez）、波修（Bosch），当然还有许多许多台湾比较不熟悉的宗教画家。
后来，艺术课上成了一种迷藏，学校的文哲课都不肯去了，只借同学的笔记来抄。每天出了宿舍就往美术馆走——不坐车。沿途看街景，经过路边咖啡座，坐下来喝一杯酒，慢慢晃到馆内，也不理有课没课，死赖着不买票也就一样进去——看门的人都认识我了。
因为美术馆是校外的教室，逃了别的课，不过是又进了一幢大教室，内心十分安然，丝毫没有罪恶感。
最常在的一层是哥雅黑色时期展列室和他一张一张小号的素描画那两间。
有时也不是只看画，也交朋友的。那位看守陈列室的管理员，讲起这一幅幅名画来，头头是道。当我，听说这位白发先生一生的岁月就是伴着一幅一幅画度过时，我来往地看着他的面容，说着这份生涯的时候，他的脸上流露出来的是一份说不出的恭敬、骄傲和光荣。
常常，生活在美术馆里，舍不得回宿舍去吃中饭。这中饭不很重要。晚饭之后宿舍就比较紧，偶尔夜间突袭查房，可是我们还是有方法等修女睡着了，爬墙出去跳舞。
不过，我是大半逃中午的，跟名画约会去。
艺术老师越来越喜欢我，是又爱又恨的那种。
每当他讲解告一段落，我总是一面记笔记一面顺口讲几句跟他的评论不很吻合的感想。有一次教授冲过来掐我的脖子，当然不是真掐死的那种，他只是作势而已。我知道，他知道我是懂的。
奇怪的是，回想起来，居然忘了教授的名字，我们一向只叫他“艺术魔鬼”这个绰号的。
美术馆里面除了陈列室之外，也有放东西的小房间。只有两次，实在是累够了，白发的管理员带我进了密室，有一个躺椅，是他们休息用的。我在里面睡午觉，醒来赫然发觉墙角一张报纸大的静物油画在阴暗中放着，蹲下去看看画框上钉的小铜牌，十六世纪的画，画家没听说过。是张安静的好画。
那一刻，起了坏心，想偷。没有做，却也因为这个念头，吓了自己一大跳。我猜那幅画的漫不经心的放置，是西班牙人民族性里太信任人才有的疏忽。
从小是一个厌恶教室的人，这种情形到了西班牙也改不了多少。总是觉得学问的传授不能与生活脱节，一旦完全被关在教室里念所谓学问的东西，到了某种时刻时，也是该当放出来和世界混一混才能融会贯通的。
每当我丢弃了其他的课程去美术馆时，快乐得恨不能一路高唱着歌去，而心里确实在唱：“如果电影院是教室/那么美术馆当然是更好的教室。对我对我/它是最愿意去的地方……”
当时，不记得怎么认识了一位日本同学，只记得是学外交的，被派到西班牙去深造语文。他的西班牙文是在日本念的，发音很日本味，可是程度绝对优秀。这位男同学的笔记抄得扼要，字迹一板一眼，我就借来每夜边抄边读，也有信心应付考试。
抄了一阵，情人节来了，这位好朋友半开玩笑地买了一盒鸡心形状的糖果，又说：“代转送给你的情人。课不上，天天乱跑，恋爱一样的……”
我拿了那盒糖，当然舍不得吃，可是立即联想到那位美术馆中白发苍苍的哥雅守卫者。也是那一阵心情一向极好，就笑问日本同学，去不去美术馆玩呢？反正又不要门票的。同学上课时当然去的，日本人凡事认真，他是上哪一堂课就乖乖进哪一间教室的一种人。
那天没有艺术课，可是两个人一同跑去了。
因为从来没有同伴一起去过，又生了顽皮心。我知道，美术馆里有轮椅免费出借——当时一共有四辆轮椅，而这个东西没有使用过。
进了门，一定推那个同学去借轮椅，自己躲在好远的一边。同学不肯，我给他洗脑，说是演戏嘛，将来老了回忆起来多么好玩等等。
于是，我突然坐在一辆轮椅上，下半身用脱下来的大衣盖住，叫同学一间一间陈列室慢慢地推。经过认识我的看守人时，就跟他们眨一下眼睛，用手指放在嘴上做一个不许他们讲话的表情。
哥雅的黑色时期画在楼下，有电梯可以推了坐下去，等到我们绕了一圈，绕到那位半打瞌睡的看守人正对面时，才停了车，也不喊他，就等他来发现我。
当他发现我居然坐在轮椅上由一个东方人推着时，悄悄举起手臂，一副不能相信的表情，张口结舌的样子可像极了哥雅画中那一张张无声呐喊的人脸——美术馆内，工作的人不能叫的。
等他惊够了，这才一把拉开大衣站起来，手里捧着那盒说明可以转送的情人糖，大步朝他走去。
“圣·范仑汀快乐，祝你！”我对他说，双手将糖交给这位好人。
“天哪！你怎么把轮椅骗到手的？”他悄悄地说。
我说我哪里会去骗，是这位日本同学本事好大。讲完又去坐在轮椅上，再叫人推，一面笑笑地跟白发管理员轻轻挥一下手。
这种教室，再玩下去就快成为艺术魔鬼了。对于一些喜爱的画，闭上眼睛，画中人衣服上哪一条折痕是哪一种光影都能出现在脑海里。也不只是这些，这些是表相，而表相清楚之后，什么内在的东西都能明白。那份心灵的契合，固然在于那是一个快乐的教室，也实在算是用功，也算是一大场华丽的游戏。而我，主要还是本身的我，吸收美术精华的那份天赋，是不能否认的。
有趣的是，学期结束时，考试中最高分的居然又不是“艺术”那门课，而是“现代诗”。分析了安东尼奥·马恰窦和加西亚·洛加的两首诗，得了个好见解的好分数。
其实，因为看出那首加西亚·洛加的诗中有着极强烈的“画境”，才能评论得比其他同学特出的。
拿到那张成绩单，我由美术馆中晃了一下出来，经过国会广场附近的一座古老教堂，那日恰是定期演奏管风琴的时候。我走了进去，悄悄地靠在长椅上，将眼睛闭上，让巴哈如同素菜一般的音乐浸透全身，浸到不知身在何处。
常常，因为对于美的极度敏感，使我一生做了个相当寂寞的人。
那些，最美、最深，那些，贴附在骨髓里的艺术之爱，因为太深了，而使人失去了语言——因为语言配不上它们。
是一个快乐的教室。
是一个寂寞的人。
来源：经典短篇阅读小组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