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玄英注疏《庄子·逍遥游》言，“逍遥，自得之称。”所谓逍遥，系表达自由，性随情至，感由心生，将思、忧、悲、喜等主观感受予以真实展现后所达到的自得状态。

中国文人的性情，自秦汉到两晋，经隋唐至两宋，呈现出由质朴严谨到精雅炫博，再从多元恢弘至理智内敛的阶段面貌。但始终如一的，是对“以天下事为己任”和“神气独安宁”的追求。只有在壮志未酬、才华难展时，才会以归隐田园、放浪江湖为逍遥，并藉此作为坚守气节的表达。手挥五弦的嵇康、采菊东篱的陶潜、酒家市眠的李白、白衣卿相的柳永，无不以自己的喜、宁、悠、乐为逍遥。然而，没有一位文人的人生经历如苏轼般开合百转、沉浮数度，也没有一位文人的诗词文章类子瞻者固守现实、情怀家国。苏夫子一改传统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片面心理。身居庙堂不忘乡野之悠，人在阡陌亦为利民之举。夫子之心，本真如一；夫子之行，率性淳朴。其一生所思所为、所好所恶、所念所望、所悲所喜，无不将逍遥之意、逍遥之态、逍遥之观、逍遥之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层次分明。

[宋]佚名《归去来兮辞》（局部）

问政天下事的“思”逍遥。

弱冠之年，以《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在礼部考试中拔得第二，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文章独步，名震京师。少年意气，策论千古。希冀以一己之力，明明德、正朝纲、兴礼制、安万民。“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阳之坚百毂；吾恶恶而欲刑之，如秋阳之陨群木。”章句之间，以儒家的是非伦理为标尺，明喜怒之情、表好恶之意，无所讳言。论说范围之宽广，大有吞天地于己胸、纳万物于吾彀的恢弘气象。

然其文虽美而和者甚寡。“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烹混沌以调羹，竭沧溟而反爵。邀同归而无徒，每踌躇而自酌”、 “有落月之相随，无一人而我同” 。可见，青年苏轼的忧愤之情，溢言于文表；卓世之慨，独秀而自赏。

余悸尚存时的“悲”逍遥。

经乌台诗案之大惊，贬谪黄州之际，身困贫穷，仕途受阻。但苏轼并没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而是以“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斑”的豁达，投身于自然之美，甘清贫之悠，恋乡土之乐，享有生之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词人直抒胸臆，充分表达了对似骤雨狂风般的逆境困苦不足萦怀的感悟。东坡之上有余田，亲为躬耕，身在陇亩，“收薄用于桑榆，制中山之松醪”。

览名胜以畅游，忘情怀于山水，“吹洞庭之白浪，涨北渚之苍湾。携佳人而往游，勒雾鬓与风鬟。” 观四时之变化，乐浮生之余闲，“响松风于蟹眼，浮雪花于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 。脱凡尘之忧思，忘往岁之愁烦，“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奋发当有为的“忧”逍遥。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几经蹉跎，在看淡名利、无为物累的同时，逍遥之于苏轼，并非是不问世事、明哲为己的价值选择。

一方面，其所任之处，皆为喜爱，“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在杭州疏浚河道、修筑堤防，在儋州兴办学堂、开化边陲，以切实的为民之举，享 “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岁月悠长。另一方面，苏轼不以“政绩”为耀，无以“功利”为念，“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而泰然处之；加之累年沉淀，日月修为，已无骄矜自喜之心，常为反躬内省之举，“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纵情享人间的“喜”逍遥。

击缶且歌，会友当酌。苏夫子之乐，率真而纯粹，意在与天竞自由。纵情之际，忘却了齿发渐衰的忧烦，远去了纷争兴败的挂念。“老夫聊发少年狂”、“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不惑之岁仍然饱有少年郎般的进取之心，万丈豪情，冲破纸上！逍遥之态，跃马眼前！突显了中国文人的“入世”之喜，此谓“狂”喜之逍遥也！

生活中的苏轼也有自悠自乐的“窃”喜之逍遥。谪官海南，尝蠔而觉美，作书与子曰，“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苦中为乐，不失幽默，自得悠闲之态，在短短数字言语之间油然呈现。与美食同等重要的，便是酒。不同于李太白的酌时兴高、饮后自赏，酒之于苏夫子是“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的安逸与舒适；同时，酒亦是一味远离尘嚣的方剂与分隔俗事的屏障，“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

诗书酒饮，阔论古今；躬行实干，功名薄淡。庙堂之上佐奉天子，琴瑟之音相伴仕卿；竹林内外谈笑鸿儒，阡陌市井同乐走卒。苏文忠公为后世的中国文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逍遥视域：黎众在胸，行止为公；山水恣意，物我两忘。人生待到回首处，堪逍遥吟唱——“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