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万人口的上海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静安区盲人按摩店里的盲人师傅倚靠在门店的窗户前，自从3月28日全员核酸后，外面车辆行人的声音就少的可怜。和同事一起隔离的隋凤英从手机的读屏软件里听到楼上的邻居家有剩菜，她推门出去心里默数着楼层，终于在邻居家门口摸到了一颗白菜。

浦东的一家盲人按摩店里，店长刘昌喜招呼着同住的10个同事一起把手机打开抢菜，当几分钟后读屏软件把团购平台上的食品一一读完时，刘昌喜发现所有商品已被销售一空。

被困在另一家店里的盲人付晓楠打开电视机，新闻里播报的上海疫情发布会，压住了电饭锅里煮着白水挂面的“噗噗”声，27天来陪伴她的只有这些声音。一位同事给付晓楠推荐了“爱说笑”平台，让她上去填写求助信息，至少还可以缓解一下孤独无助的心情。

“爱说笑”平台是北京心智互动科技公司打造的一款专门为盲人服务的互动网络社区，这些天来，很多在上海的盲人通过平台反应自己隔离生活中的苦楚——找不到物资，更抢不到菜。心智互动作为一家专门为盲人提供生活和就业服务的互联网公司，将盲人们的需求记录了下来，以民间组织的身份帮助协调救助。截至4月15日共收集到70个寻求帮助的对接人信息，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盲人按摩店，店中被隔离的盲人从1人到20多人不等。

这些看不见的人，在疫情之中，应该被看见。

一个盲人按摩店老板的担忧

4月13日，三个曾经筛查阳性的同事解除了医学隔离观察，从方舱医院回到了按摩店，刘昌喜带着另外六个同事一起热情的欢迎他们回家。刘昌喜是这家盲人按摩店的负责人，此前他一直担心这三位阳性同事的身体，当他们回来后，刘昌喜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但另一个忧虑又涌上心头，“又多了三张嘴，今天的饭怎么办？”。

现在，算上刘昌喜本人共有10位盲人按摩师被困在位于浦东新区的这家按摩店里。由于附近小区及店里都发现了阳性病例，他们从3月10日开始就接受隔离管控，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盲人按摩师们的家大多都在店铺对面的小区，离得并不远。但考虑到盲人的生活不太方便，大家便决定一起留在店里接受隔离封控管理，为的就是能够互相有个照应。

隔离封控前，刘昌喜带着店里几个同事去超市备了点物资，买了面条、大米和蔬菜。只是后来上海整体封控，全市物资需求一下紧张起来，而店里7个人的口粮开销巨大，也就一周多的时间，储备的物资就告急了。

最近的两三天，大家每天只吃一顿饭——白水煮挂面。如果实在觉得口味淡，就“开开荤”，往挂面里掺上两袋方便面。

这些方便面是封控期间城管送来的。由于刘昌喜的盲人按摩店是开在商业楼里，这里没有居民社区，他们属于城管部门管理。3月底的时候物资告急，刘昌喜给城管打电话求助，城管给他们送来了两箱方便面。

从那以后，城管再也没有来过。刘昌喜打电话过去，希望再能得到一些蔬菜，但城管那边也很无奈地说：“真的没有人手了，我们的城管队员都去社区当志愿者了，要么等他们回来给您送，要么您自己上网团购试试。”

刘昌喜也理解城管的不容易，他便号召同事们一起上网团购抢菜。10个人打开手机读屏软件，飞快的读屏语音“叽里咕噜”的传了出来——这是盲人们早就习惯的语速——但一番操作后，10个人谁都没有抢到哪怕一棵菜。

“现在人多，咱们等夜里再抢。”刘昌喜给同事们鼓着劲。对于诸多全盲的盲人来说，如今上海的深夜与白天没有太显著的区别，都是一样的寂静。10个手机又传来飞速的读屏语音，但还是没有人能够抢到菜。

有按摩师泄气了，他们听说即便是在深夜，健全人也不一定能够抢到菜，更何况盲人们。读屏语音的语速再快，也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完，等把屏幕上的菜品名称念完一遍，别人都已经完成下单了。

刘昌喜当然知道抢菜的难度，对于盲人来说，用耳朵去跟健全人的眼睛在手机上竞争，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前，刘昌喜一直不愿意向政府部门求助，他创办盲人按摩店，就是为了能够自力更生，不给社会添麻烦，不过现在店里眼看要断粮，到4月15日只剩下一顿挂面，他不得不拨打了残联的电话，希望能够得到援助。残联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他们也都处在封闭隔离的状态下，工作人员只是记录了刘昌喜的信息，说想办法解决一下。刘昌喜又找到了朋友，大家都说会帮忙，但是谁手里也没有多少余粮，即便有，怎么运到刘昌喜的按摩店也是个问题。

作为按摩店的负责人，刘昌喜还得给大家鼓鼓劲，他带着大伙收拾店铺打造卫生，还一起切磋按摩技巧，然后就是等，看看向残联或者朋友的求助能否有反馈。

女按摩师的求助与自救

盲人和健全人在手机上抢菜的差异，隋凤英体会的很真切。她和被隔离的8位盲人按摩师也试过抢菜，但从来就没成功过。按摩店的老板是健全人，也帮着他们抢，真的就能抢到一次菜。

当老板把订单截图发给隋凤英的时候，她听到读屏软件读出抢菜成功的语音，兴奋异常。可是等了好几天，菜都没有来。老板跟她说，好像是物流那边出了问题，至今都没有发货。

隋凤英被隔离的这家按摩店在静安区，虽然不是疫情的重灾区，但因为小区里有病例，3月中旬就开始封控管理，居民只能有限地外出购物。3月28日全员核酸检测，物业上门告诉隋凤英要封控管理至少一周时间，预计到4月初解封。隋凤英赶快和几个同事去超市买了点物资回来。

但没想到封控管理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当初储备的物资在4月第一周的时候就差不多消耗殆尽了。隋凤英赶快跟社区联系，社区给送了两次菜，但菜量很少，一打听才知道，社区送的物资都是按户送，一般三口之家能吃一礼拜，但她们店里9个人，三天就吃完了。

没什么办法，隋凤英就加了小区业主群，在群里寻求帮助。但因为封控管理，业主都不能走出单元门，隋凤英只能求助同楼栋的邻居。邻居倒也慷慨，有人说家里还剩下点白菜，有的说家里还有几根萝卜。

由于电梯停用，隋凤英只能上楼去拿。为了避免接触，邻居会把菜放在楼道里，隋凤英数着楼层爬上去，在地上摸索着把菜拿回来跟同事们一起分享。

回到家里煮挂面的时候，隋凤英发现挂面已经没有了。店里剩下的物资还有一点大米和一颗白菜。她估算着这点东西9个人吃，即便一天只吃一两顿，也坚持不了三天。她给残联打电话求助，残联也只能给转到社区，求助了一整天，晚上九点社区给送来两箱方便面。隋凤英算了算，按一人一天一袋，还是撑不了几天。

开始的几天，隋凤英还带着同事们一起开开会，锻炼锻炼身体，但后来伙食问题压力越来越大，隋凤英连续几天失眠，自己也没了心气。同事们也无事可做，整天站在按摩店门口的窗户边上张望。隋凤英知道对于全盲的同事来说，他们根本什么也看不到，但还是希望能听到更多一点的脚步声或车流声。

独自隔离无法做饭 她最想要方便面

和隋凤英的同事一样，哪怕能多一点点声音对于付晓楠来说真的是奢侈的。还有1天，她独自一个人被封控在店里就已经一个月了。3月18日，她所在的盲人按摩店开始被封控管理，她的同事在此前要么回家，要么休假，要么外出，全都没在店里。她是一个月前只身来上海打工的盲人，在这里连朋友都没有。

付晓楠所在的按摩店非常小，店里也没有厨房，只有一个小电饭煲，由于店里不做饭，所以也没有调味料。付晓楠每天用电饭煲蒸白米饭或者挂面，如果有菜叶子可以一起煮一点，或者添加一点方便面的调料。

付晓楠不太会用手机，基本的通信操作可以，复杂一点的诸如抢菜这样的操作，她也曾经试了试，虽然学会了，但同样抢不到。现在她手头上只有物业的电话，几次求助后，物业派人给送来了一箱方便面。因为店铺所在地区属于商业建筑，付晓楠找不到社区居委会求助，想找其他部门也查不到电话。

除了吃的东西亟待解决，孤独是付晓楠目前最大的困扰。她视力全盲，没有光感，眼前一片漆黑的同时，只能用耳朵来辨别事物，她能知道的就是这一个月来过去窗外的繁闹已经没有了，外面很安静。她偶尔会打开店里的电视机听听新闻广播，关注一下疫情的进展，但每天都有上千病例的消息传来，更让她不知道封控会何时结束。

“我现在很抑郁，很煎熬。虽然生活的室内环境我很熟悉，但还是觉得害怕。要是能有几个同伴能在一起，饿肚子也不怕，心里好歹能舒服得多。”付晓楠有气无力的说。

老板和同事也惦记着她，偶尔会发信息来问候他。有一天，同事给她发来一个信息，是盲人社区“爱说笑”平台的运营方收集求助者的信息，付晓楠填写了当前的情况：自己一个人，不能做饭，需要方便面。

不再等待 他们正在努力“被看见”

“爱说笑”平台是北京心智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视障群体网络社区，日前有在上海的盲人按摩师通过平台反映自己封控期的遭遇，引起了平台上盲人群体的关注。心智互动作为长期支持盲人就业和服务的企业，开始着手收集上海的盲人群体求助需求，到4月15日共对接了70余位盲人求助者，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盲人按摩店的按摩师。他们中很多都是多人一起被封控在按摩店中，因此实际需要帮助的人数是70余个对接人的数倍。

心智互动收集到信息后，寻找渠道帮助盲人求助者解决生活问题，但在防疫的大背景下，民间组织的能力着实有限。

在留言的求助中，盲人卫建国发来的信息与众不同。他在给心智互动发来的信息中这样写道：自己应主动去找街道办沟通联系保供超市，特殊群体更应该学会主动出击。

卫建国也是一名盲人按摩店的负责人，与三名盲人同事被封控在店中已经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大约每周他们都能够收到保供超市送来的物资。

“现在就是资源告急，人员短缺、物资短缺，这并不是政府部门不管，而是那么大的上海，短时间内很难面面俱到，肯定会出现关注不到的盲区。这种情况下只能自己主动去寻找物资。” 卫建国说，其实作为盲人，确实有很多不便，但在防疫的环境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卫建国在心智互动留言，就是希望自己的经验能够帮助到其他盲人朋友，至少也给他们带来信心。“有的盲人打电话找政府求助，但对方说帮不上忙或者忙不开，他就放弃了，甚至躺平了，我很不理解这样的想法。一个电话不管用，就打十个，一个部门管不过来就找十个部门，总有能够帮助到你的地方。”

卫建国认为，很多盲人打电话求助却没有找对地方，结果打了一两个就放弃了。比如有的盲人朋友打电话给残联，还有的女性盲人朋友去找妇联，但这些部门并不是直接解决问题的地方，他们也只能转达或者协调。以卫建国自身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要找辖区的街道或者社区居委会，但并不是找到街道的办公室就完事了，而是要争取找到负责物资分发的部门，甚至直接找到保供超市的人，让对方知道你的存在。

从3月13日因为附近有阳性病例而被封控，卫建国和同事们储备的物资在4月初就告急了。他记得第一次去寻求物资帮助的时候，他就直接打电话到街道办，说明了自己的实际情况，街道办的人答应帮他一起抢菜，但两个人都没有抢到。恰好这时卫建国的按摩店旁边有一个保供超市开始运营，卫建国就又找到街道办的人，请她帮忙协调联系上保供超市，直接找到对接人。“我跟她说了，东西我不挑，物资我花钱，跑腿费我来出，就希望能给我们送过来。”

于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就去了保供超市，跟超市的工作人员说，有几个盲人需要一些物资，他们眼睛看不见，在网上抢不到，希望能够给他们留一点，方便的时候给送过去。结果，当天晚上十点多，卫建国就接到了超市员工的电话，彼此加了微信，约好了时间地点，提前十分钟到楼下封控区以内的地方等待，超市员工到达后把物资放在封控区外的地上，卫建国通过声音判断出物资的大概位置，把物资带回家。

就这样，卫建国和保供超市的人取得了联系，每周物资临近告罄，他就会提前告知保供超市，由员工把物资送来。

“这段时间，我自己过的还行，物资基本够用，看到社群里有盲人求助，我也很着急，特别想帮助他们。”卫建国说，“现在上海正在向更有序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之前，大家都有一些困难，这个时候，越是看不见的群体，越应该让别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