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保管明清档案为主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通称“一史馆”），和故宫颇有渊源：就地理位置而言，它目前的办公地点，位于故宫西华门内；就内容而言，所保管的1000多万件（册）档案，几乎都是故宫划拨过来的。
这些档案中，除了3000多件明代档案外，其余绝大多数为清代档案。这些档案的发现与开放，在20世纪被评为“三大史料发现”之最——另两个分别为敦煌写经的发现和殷墟甲骨文的出土。2010年起，借着搬家到东华门附近的便利，我时常前往“一史馆”，试图从中翻检出未曾被史学界所重视使用的档案史料，帮助完成拙著《左宗棠传信录——基于清宫档案的真相还原》、《左宗棠传》（待出）、《清朝最后的120天》的写作。套用时下一个时髦的说法，我在“故宫”抄档案，迄今已逾十年，从中抄录的上百万字的档案，也成了写作的有力支撑。
十年抄档，与清代皇帝“交流”
冯尔康先生的《雍正传》被誉为国内第一本也是最权威的一本雍正传记，更是最早为雍正翻案的专著。正是冯尔康先生的这本传记，一改雍正帝长期以来在读者心目中窜旨夺权、残暴嗜杀的阴鸷形象，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这位勤政有为、在康雍乾盛世中承前启后的帝王，并为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雍正王朝》等定下了基调。
冯先生的成功背后，“一史馆”档案功莫大焉。据冯先生回忆，1980年秋冬，他前往“一史馆”查阅雍正朝档案，看尚未印行的《康熙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以及雍正帝“朱谕”等档案。令我们这些后学称羡不已的是，当时看雍正的朱批，冯先生是直接接触档案原件，“一包包的，小包装，每包有若干件，每件是裁得很小的纸片，宽不过寸许，长不过3寸，不写收件人姓名，也不署年月，我从内容上仔细分析出大约何时写给那个官员的，这样确定每一份朱谕的史料价值”。后来，他要调看宗室玉牒，一开始是保管员蹬着三轮平板车从皇史宬西配殿将玉牒拉来，“玉牒开本很大，宽近1尺半，长约3尺，每册厚度不一，厚的有半寸”。因为太麻烦，后来他向馆方申请直接到位于南池子、存放玉牒的皇史宬西配殿库房查阅，竟然得到允许，“库房中的玉牒一摞摞地放置在架上，我按要检索的年份去找，找到了，因玉牒被压在下面，想抽出来又抽不动，只好将上面的玉牒暂时移放他处，阅后再将玉牒放归原处”。前前后后，冯先生在皇史宬库房待了两个多小时。
随着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数字化，如今，对于绝大多数利用者来说，只能在利用室查看档案，那种直接接触档案原件的福气，几乎不再可能了，遑论直接到库房。
“一史馆”利用室是个大约五六十平方米的房间：十几台与主服务器相连的电脑，供利用者查阅已经数字化并对外开放的档案；另有几台胶片档案阅读机。房间的东墙和北墙均为一溜书柜，摆放着“一史馆”出版的皇帝起居注集、朱批奏折、上谕档、军机处电报档等大部头。个人电脑、相机等都不允许带进利用室；自然，也不准在利用室拍照。
在“一史馆”抄档案，首先要对档案分类有所了解。上千万件清代档案被分成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等74类，但其中的溥仪档案、端方档案、醇亲王府档案等尚未对公众开放。10年间，我查阅较多的，是军机处全宗，此外是内阁、宫中、内务府等类档案。其中，军机处全宗里的军机处录副奏折、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等，着力尤多。
在“一史馆”抄档案，需要有一定的书法知识和古文常识。1729年，雍正皇帝下令实行副本制度——凡奉朱批的奏折，都由军机处誊录一份备查，即为“录副奏折”。此类档案对于了解清朝军政大事关系甚巨，只是录副奏折没有断句，且誊录者书法艺术千姿百态，为节省时间往往以行楷甚至行草书写，其中的繁体字、连笔等屡见不鲜，为此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去辨认——比如奏折中经常会出现“吁请”二字，清代时“吁”写为繁体的“籲”，加上连笔严重，因此，抄档案之初，我常常为这个字感到困惑不已；再比如撰写《清朝最后的120天》时，抄录《赵尔巽全宗案卷》中袁世凯送给赵氏的《挽亡妾王氏》三副对联，其中的第二首有“去也太匆匆，□□八载辛劳倾心相助”一句，“八载”前两个字，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辨认，《袁世凯全集》也没有记录，最终无奈空白以待高明。因此，在“一史馆”利用室，找工作人员或者同来抄档者帮忙“认字”可谓一景。
在“一史馆”抄档案，当你对着档案里的“天书”抓耳挠腮、头疼不已时，猛然间会发现《宫中朱批奏折》中给皇帝呈送的奏折，都是小楷抄录、工工整整。面对此景，面对奏折中提及皇帝、太后等就要顶格书写的礼制，你不免心生感慨：皇帝就是皇帝，待遇实在是高。
朱批奏折，顾名思义就是有皇帝批示的奏折。雍正勤政，对很多奏折都有详细的朱批。清宫档案显示，在年羹尧一份谈及罗卜藏丹津的奏折上，雍正的朱批有二百余字；另有一件要年羹尧留心众蒙古王子的朱批，则多达三百言！而像咸丰、同治、光绪朝的皇帝，朱批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简短的“览”“依议”“留中”“知道了”“（某）部议奏”“著照所请，该部知道”等。晚清衰败，皇帝不如康雍乾那般勤政是原因之一，这从朱批中也可一见端倪。
在“一史馆”抄档案，从朱批中也能揣摩到皇帝的某些个性：1707年，获悉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遵照自己所嘱用药病情好转，正在外地的康熙十分高兴，在朱批中打趣道：“闻赫世亨已大愈，未尽报朕言，待朕回宫，断不宽宥，必将赫世亨交与其妻掐死。”一代圣主康熙，饱含幽默的一面。雍正在河南巡抚田文镜的一份奏折中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敢作敢当的性格，跃然纸上。载沣生性懦弱，但在以摄政王身份处理清廷军国大事期间的批示中，经常看到“矣”这样语气相当肯定的字词。比如1911年9月10日，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奏报很多日本留学生回四川，希望朝廷下令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注意防范。载沣的批示就是“请饬赵尔丰严密防范各节，昨已有旨严饬赵尔丰矣”——看到这些，隔着电脑屏幕，你似乎也能感受到百多年前载沣自认为先于臣子奏请、早做安排后的得意神情。
强调档案的重要性，绝非过甚其词
正如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一书自序中所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一千多万件档案，绝大多数未被学术界利用”。因此，对于清史研究者来说，利用这些档案的重要性和性价比不言而喻。
对于冯尔康先生来说，“一史馆”查阅档案的回报是丰厚的——雍正（胤禛）继位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为清初三大疑案，长期以来，聚讼纷纭。其中较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康熙帝的十四子也是胤禛的胞弟胤禵，原名“胤祯”，康熙帝原来的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被胤禛改成了“皇位传于四子胤禛”。抛去清代书写皇子不是写“某子”或“某某子”而必须冠以“皇”字作“皇某子”或“皇某某子”的惯例不说，冯尔康先生通过查阅藏于“一史馆”的《宗室玉牒》后发现，康熙的十四子一开始就叫胤禵且从来没有改过名字。如此一来，所谓的雍正盗名改诏篡位说就变得毫无说服力。
对本人而言，在“一史馆”抄档案，有在电脑前坐冷板凳的困乏，更有找到新史料、得以幸运地解开一些历史谜团的喜悦。
自2011年起，我开始在“一史馆”摘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为撰写《清朝最后的120天》作准备。《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是清宫所藏辛亥革命档案的首次全面系统公布。大16开、80册的体量，在“一史馆”利用室占满了整个书柜。《清朝最后的120天》一书最初格局是按照京师乱象、官员逃亡、财政困局、袁氏出山等专题设置。因此，对这80册档案的摘录也是带着问题导向、跳跃式的——写这个专题，重点关注这方面的档案；写那个专题，则开始关注相应的档案。如此一来，80册图书，其中不少是翻阅了多遍。今天回头看，这种做法显然是走了弯路，理应一开始就从头摘抄，如此看似笨拙、实则最为省力也确保史料无遗漏。后来，几经反复，我还是痛下决心，在2017年之前对80册档案，尤其是武昌起义后的四千多件档案一一浏览并作相关的摘录。
这期间，在2013年5月，发现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清单。
此前的大量著作，多以1930年出版的李剑农著《戊戌以来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为蓝本，将袁氏出山条件归纳为六条——明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这一版的“六条件”被认为确据而在海峡两岸的权威史籍、专业辞书和坊间小说辗转引用，但自李剑农先生时起，此“出山六条件”就没有权威来源，以致《袁世凯全集》主编骆宝善、刘路生夫妇认为，“原始档案和第一手文献不支持这个来源不明的袁徐密谋六条之说。”近年来，虽有不少论者考证后认为袁世凯出山条件实为八条，但始终未能提供具体的内容。
收录于《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78册的此清单，出自《宫中朱批奏折》，原名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单：扑灭武汉革命应行筹办各事务》（此处袁世凯官职有误，此时的袁世凯，只是湖广总督，尚未被选为内阁总理大臣）。清单未署日期，由此可知并非独立信件而是一封信的附件（事实上，它是附于1911年10月16日袁世凯给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的信中，由奕、徐进呈摄政王载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被收录于《宫中朱批奏折》中）；抬头“谨将应行筹办各事分条胪列呈请钧核训示”中“钧核”而不是“圣鉴”格式则表明，此件袁世凯不是写给摄政王载沣或宣统帝溥仪的，而是写给奕劻、徐世昌。清单共1100多字，袁世凯提出了必须赶速筹备而不可轻敌、请饬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等八条具体措施，并无“明年开国会、宽容革命党人”等内容。
这样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清宫档案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绝非过甚其词。2013年找到袁世凯“出山八条件”，以及2010年写《左宗棠传信录》时找到湖广总督官文关于樊燮案的第一份奏折，从而证实左宗棠并无传言所说的掌掴或脚踢樊燮——当时那种怦然心动的紧张与兴奋，今天仍清楚记得。
档案虽重要，但不可尽信
历史学中，长期以来存在史论高于史实的偏见。持此论者，往往忽视了史实的准确是历史研究的基石，忽视了历史事实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忽视了历史事实发生的时间前后顺序。如此，使得史实成了为结论服务的工具、历史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使得不少论断其实与历史本来面目大相径庭。
为达史实准确之目的，利用档案等第一手资料不可或缺。与此同时，对于利用者而言，谨记史实发生的前后次序无疑十分重要。
比如，谈及左宗棠和胡林翼这两位湖湘名人的关系，不少著作都说在樊燮控告左宗棠时，正是胡林翼上了《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极力推荐左宗棠之才，才使左氏得以脱离险境并得到咸丰帝的任用。在撰写《左宗棠传信录》一书时，笔者查阅档案时发现：咸丰帝于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1860年6月9日）就已经任命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而据《军机处录副档》《军机处上谕档》等清宫档案所载，胡林翼此封奏折写就的时间是五月初三日（6月21日）——在咸丰帝任用曾国藩十多天之后。显然，就解救左宗棠一事而言，胡林翼此折并未起到直接的作用，因此胡林翼相救左宗棠的说法靠不住。
再比如，关于戊戌政变的发生，过去很多人认为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接见袁世凯时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此类光绪帝表明自己有控制武装力量之心的话语，以及袁世凯在京时谭嗣同前来劝说的举动，经袁世凯密告直隶总督荣禄，再经荣禄进京告知慈禧。于是，慈禧下令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再次训政。
但从档案可知，光绪帝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袁世凯回天津，第二天才将觐见情形等告知荣禄。而慈禧八月初三日（9月18日）看到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攻击戊戌变法的奏折后，立即决定次日从颐和园回西苑，并于八月初六日上午宣布训政，下旨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二人。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八月初六日才听到袁世凯汇报的荣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当天上午告知慈禧（有说法认为，袁世凯告密的内容，是荣禄于八月初七日让回京的杨崇伊带回告知慈禧的）。袁世凯告密消息传到北京后，谭嗣同等于八月初九日被革职捉拿。因此说，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并非袁世凯告密，而是杨崇伊的奏折，袁世凯的告密只是加剧了戊戌政变的严重程度。
以上两例充分表明，利用档案，如果不充分注意史实发生的时间顺序，所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与史实真相“南辕北辙”。
此外，档案本身也不能尽信。张爱玲是大家熟知的女作家，她的堂伯父张人骏在光绪、宣统年间官至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出任两广总督时，清廷正推行预备立宪，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1908年7月22日）下旨限各省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张人骏像其他督抚那样，遵旨在广东加紧筹办，并于当年十二月向朝廷奏报筹办经过，“即详核章程，参酌地方情形，将筹办处应行预备各节妥为规画，一面遴选官绅分任职务，以期次第举办”。可是，上此折不久，他就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攻击新政，说咨议局一旦成立，将使“官无治民之权”。这表明，张人骏在奏折中所说的，与他的实际思想可谓大相径庭。由此也提醒我们，研究历史问题，固然需要重视档案等第一手材料，但也不可过于相信档案。在使用档案材料的同时，应尽可能弄清楚档案文件产生的背景，尽可能弄清楚档案形成的过程等，并需参照其他相关史料。否则，很有可能贻笑大方。
“宜粗更宜细”的态度，“求同更考异”的方法
无论是强调尽可能利用档案等第一手史料，还是强调注意史实发生的前后次序，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可靠的史料进行史实重建工作。史实重建，其态度可概括为“宜粗更宜细”，其方法可总结为“求同更考异”。
“历史宜粗不宜细”、求同存异是我们熟知的两句话。但我认为，“宜粗不宜细”是政治家着眼大局、搁置争议的治国方略，而对于治史者来说，应是“宜粗更宜细”。从粗的角度，了解历史大势、事件全貌，以弥补档案多为一时一事、琐碎反复之弊；从细的角度，就是由档案等第一手的史料入手，凭借可靠的史实，通过扎实的考订，得出确凿的结论。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抗战史上，1937年10月损毁日军24架飞机的“夜袭阳明堡”，是一次著名的战斗。电视剧主人公不同，叙述往往会有所侧重，以至于让观众有些莫名所以。如电视剧《彭德怀元帅》中说是时为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听左权说“有日军飞机不间断地轰炸”后，判断附近日军机场，下令摸查；电视剧《刘伯承元帅》《八路军》说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看到空中日军零式战斗机多得反常，让下辖的769团团长陈锡联去查而发现；电影《夜袭》则说是陈锡联听一位战地记者反映后找到并偷袭的。究竟算谁的功劳？彭德怀、刘伯承、陈锡联乃至攻打机场的普通战士都有,所以最好是粗线条看——都是一二九师的功劳，都是八路军的功劳。
而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则更需要从细处入手，化整为零，将问题逐个击破。比如1909年袁世凯被载沣解职，这是个粗线条，可分更细：为什么会被解职、载沣是否想杀袁世凯、袁世凯获悉被解职后采取过哪些应对、袁世凯是如何离开京师的等等。每一个问题下，其实还可以细分，比如关于袁世凯为什么被解职，就有多种说法：载沣为光绪复仇说；载沣向德国学习，要将君权抓在皇族甚至是自己家族手里；袁世凯偷偷派人访美，联美抗日，引起载沣的不快等等。通过证实或证伪这些“小”问题，再化零为整，就可以一步步接近袁世凯被解职的历史真相，一步步实现“史学重建”之目的。
本着“宜粗更宜细”的态度，采用“求同更考异”的方法，借助档案、日记、书信等可靠档案史料，将能解开越来越多的历史谜案。长此以往，“史实重建”也将不再是空中楼阁。
文并图/刘江华（媒体人、文史学者）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