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接到拍摄电影《1921》的邀约之时，黄建新知道自己又遇到了“硬骨头”，对于打造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的他来说，如何能让《1921》拍出新意，黄建新觉得自己“压力山大”。黄建新用“《1921》是2021年的《1921》”来定义这部影片，“距离《建党伟业》已经过去了十年，我们必须要拍出新意，这样才能和年轻观众产生勾连。”

电影《1921》将于7月1日上映，新意在哪里，如何与年轻观众勾连，影片监制兼导演黄建新日前接受了记者采访，详细讲述了影片的幕后制作过程。

为什么讲述“一大”成立，要采用国际化视角？

黄建新表示，《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都秉承宏大叙事的方式，很难兼顾着去展开更多细节刻画人物，“这次我们想，一定要用‘电影’独特的方式展现电影，通常说电影都会说‘故事片’，所以要有故事，有故事就要有人物、有情节，有情节就得有戏剧动作力和反动作力的存在，这些从始至终都需要建立。”

如何讲述有新意的故事？黄建新坦承，寻找新意的切口是他接到拍摄任务前三年最为头痛的问题，“有一天我们讨论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全都熟得不能再熟的，但是却从来没有具体操作的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全世界’那三个字。”

这三个字让主创眼前一亮，查阅资料后他们发现，孙中山和列宁一直保持联系，十月革命之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向全世界推广，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就是受列宁的指示到上海。马林来到上海后，日本共产党、朝鲜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组织都是在上海跟共产国际接触，上海又变成远东的国际交汇地点。此外，马林是明面上的人物，共产国际的另一位尼科尔斯基则是暗处工作，尼科尔斯基是苏联人，参加过红军，打过白军，被派到上海来支持工作，要躲开法租界的追捕。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1921》开始构建世界性的背景。

更让黄建新高兴的是，“日本的协拍团队和我们的策划团队一起在日本警视厅的档案馆找到了一个电报记录，记录了1921年6月30日，共产国际代表要在上海开一次会，日本掌握了当时开会的情况。”这段资料成为支持电影情节的重要元素，因为日本害怕这个代表大会阻挠满蒙政策，于是电影里呈现了代表们在“一大会议”前后化险为夷的过程。

于是，有了中国、日本、共产国际等多方势力的纠结，黄建新认为这些故事连起来就构成了《1921》从头到尾完整的情节，让《1921》出现了故事片的特征。“我们总是将历史说得很抽象，《1921》希望通过1921年‘一大’召开的这个横断面让大家看到历史背景的丰富性，在上海展开不同层面细节的时候，它就衍生出了丰富性。可以说国际化带来了电影本体的变化。”

为什么要强调“正青春”？

电影《1921》里，来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热血青年再现了百年前开天辟地的奋斗故事。“这样一批年轻人只用了28年，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属性，这是多么大的力量。”在黄建新的眼里，这些年轻人充满朝气，“我们老说一种青年的朝气，一种向上力量。实际上青年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说‘伟大复兴’，复兴就包括了年轻化，正少年。我们希望国家以年轻有活力的形态在世界出现，这个希望就跟1921年时的他们的理想吻合了，这就叫击穿，击穿了一百年之间我们心里的对接点。对接点就是‘年轻’、‘正青春’。所以，我们把电影从国际化和正青春两个角度来写。”

黄建新说在看过资料后他被“震”了，原来清政府一共和外国签了一千多个大大小小的不平的条约。就在此时，一批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了这个国家的幸福不惜牺牲个人：“这是一批伟大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生活都很好，为了国家有的命都搭上，为什么？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也推动我们想接近这些人物情感，接近他们的内心。拍这样的电影，我们摄制组的人都有一个感觉，自己也进步了一点点。”

在拍《1921》时，黄建新脑子里一直绕着毛泽东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因此，他想以诗意化展现牺牲。黄建新说：“这个戏用了很多诗意化表达，不是一个简单的叙事，它有很多意象的段落，比如，毛泽东跑步，我们一直做这个努力，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法，通过细节切入，来做诗意化的表达，包括象征主义的使用。”

象征主义还体现在片中毛泽东和蒋介石在电车上的一场擦肩而过：“蒋介石是交易所的股东，他的任务是替孙中山筹钱，所以每天去上班。我们做了个大胆建设，让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年轻人坐在对面，都拿着报纸，一个人看的是政治新闻，一个人看经济新闻，擦肩而过不相识，历史上最后对决的是这两个人，有一点点形而上的感觉。这个情节也是考究了史料，我们是希望增加一些联想，增加未来命运的联想。当时不像现在，铛铛车就那一路，天天坐，很容易遇到。”

为什么要将李达作为贯穿全片的重要线索？

电影《1921》展现刻画了一批参与“一大”会议的代表们，为何选李达作为贯穿全片的核心人物之一？

黄建新表示，一部故事片，需要有情节递进的故事，就得有核心人物，否则就是一堆松散的碎片，“我们把所有的资料研究到最后，发现有一个人能完成，就是李达。”

首先，李达被陈独秀委托为中共“一大”会议的组织者，通知全国代表来开会，筹备的整个过程，他都参与了，“一大”中央局选出的三个核心人物就是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第二，李达大概懂4-6门外语，他跟马林对话的时候直接可以用英文，日文也特别好，“另外还有一个事特别凑巧，1921年4月他刚刚结婚，所以他和王会悟的故事就为影片带来了爱情元素；第三，他当时在开办学校，教革命理论，与学生接触多；第四，李达跟毛泽东是老乡，两个湖南人可以展开我们想象的戏剧，这些满足了我们电影作为故事片的需要。”

黄建新介绍，他们特意设计了一些台词，希望让这些人物关系有趣，例如，毛泽东和何叔衡坐了十多天的船从湖南到上海，一听李达请吃饭可高兴了，湖南人爱吃辣说多放辣椒，结果李达胃不行，不能吃辣，他把不吃辣的责任推给他媳妇了，说南方人不吃辣，“结果新女性不认，王会悟说我能吃辣，是因为李达长期伏案工作把胃弄坏了而不能吃辣，这个人物关系就生动了。”

为什么要让毛泽东跑步？

黄建新和《1921》中扮演毛泽东的王仁君见面时，黄建新问王仁君跑步姿势好看不好看？他告诉王仁君有一场特别想拍的戏，但是前提是王仁君得跑得好看，“他说我还行，我爱运动，我说你不光要跑得好看，步伐要大，有跃动的感觉。因为它在片中是一个象征意义。”

为此，王仁君练习了7个月怎么跑步漂亮。黄建新也说：“虽然就拍他跑步，但我还要设计什么时候他跑过哪个窗户，什么时候用什么前景，什么时候他的背景是铛铛车滑过产生韵律的感觉。这一段准备了好几个月，大家反复讨论画出图，场景怎么接，光线怎么接，机器怎么接。电影的魅力就在这，我们一直希望呈现新的表现方式，只是我们能否找着表现的途径和是否掌握了表现的能力，让观众接受。”

回答为什么拍毛泽东跑步时，黄建新笑说这是他小时候读《山海经》的感觉，“就是觉得那些顶天立地的英雄都是在追逐什么。我脑子里面觉得那是中国最远古神话的英雄形象，很有魅力。毛泽东爱游泳，爱跑步，在片中设计他跑步，谁都不会觉得奇怪。”

黄建新表示，毛泽东跑步在片中有象征意义，有美学因素，“毛泽东一辈子都在追求马克思主义精神，他的心胸那么宽广，我们怎么样展现？通过跑步这样的小细节能够进入他的世界，让电影进入到一种情绪段落。他跑步时配什么样的音乐，跑动步幅，一分钟多少步，加在一起可以跟我们看电影的心理律动合一，这是计算过的。升到多少格，跑到什么程度，用多少景别拍，配什么音乐能够让观众心理产生共振，激活观众心理的潜意识，观众有瞬间爆发的联想，观众对情绪的联想，会给你增加无限内容进去，这就是电影的方法。”

为什么电影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讲述故事？

黄建新表示，没有按照物理的线性时间观去拍《1921》，是他特别想做的。“全世界现代电影倾向于视角是任意转换的，不停在一个客观视角，一会进入这个主观的世界一会儿进入那个，这是年轻观众特别容易跟随的东西。这次拍《1921》我们就说可以这样。”

此外，黄建新认为人们的记忆，以及心理的叙述，也经常比物理时间排序乱，“因为里面包含着情感因素，或者是你关注度的因素要高于物理时间。打破物理时间拍摄的最大危险，是你跳跃以后，观众接不上就出现问题，但我认为现在新的一代观众应该不会有问题。”

于是，黄建新就在《1921》里大胆尝试了一下，例如，开头陈独秀这段就用了6个时空：“我不想把历史回顾写成旁白，说一九几几年中国怎么样，我用了6个时空来写这一段。一开始是开窗户，一双陈独秀的眼睛，那是即将放他出去的时刻，打开了以后，镜头就回到1840年，然后是五四运动，陈独秀去散传单被抓，出狱后李大钊迎接他......剪了6个时空，其实仍是一个时空。在影像表达的世界里，过去时、未来时、想象时，都是现在时。如果你把所有东西都当现在时来看待，它是可以讲清楚的。我们就用这个，主要的衔接是心理因素的衔接，不是物理时间的衔接，时间全都是错开的。”

黄建新认为，这样可能给电影带来一点新鲜的感觉，不会让观众觉得冗长，老套，“你会把注意力集中到你所用6个时空创造的核心人物身上，这些都是从那派生出来的，焦点会下意识聚集。我们把这个段落剪出来给大家看，所有人都没有产生疑问，我就觉得《1921》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

为什么如此极致地追求细节？

黄建新在电影《1921》中对细节的挑剔可谓到了极致，例如一场戏讲李达被跟踪，他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公共租界跟法租界的交通规则是不一样的。法租界汽车是靠右行，公共租界就是左边行，中间有一个环道，汽车到这要转弯变道。虽然观众不一定能看出来，但是黄建新仍坚持要按照真实情况拍摄。在黄建新看来，细节就是确信度。“如果你细节都是错的，大家会觉得你乱编。另外，电影的细节尤为重要，它是通道，它有的时候是情感通道，有时候是叙事通道，有时候是交流通道。”

于是，剧组为了找“一大”开会的花瓶就找了700多个，镜头中是否符合年轻学生脸的标准也被认真考虑：“眼神不像，没有青春激扬的生命和单纯感不行，后来学校给我们找来的都是大三以下的学生。”片中有一场戏是李达带着挫折和彷徨的情绪来到天台，王会悟为了安慰李达，给他端了一碗汤圆上去。这碗出自“乔家栅”的汤圆也经过仔细讨论，“到底有什么样的小吃是上海人那时候经常吃的，而且这家店得在100年前就有的。这个不是植入，而是为了体现历史真实感需要做的功课。”

剧组还在车墩影视基地1:1地复原了一大会址、二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等场景。黄建新要求精细得一砖一瓦都要原汁原味地复建出来，让演员和观众立刻有一种沉浸感。

黄建新表示，在所有细节中最重要的叫“戏剧性细节”。“这个细节会影响人们的情感和左右情节的发展，是我们要特别下功夫的细节。比如，有一段戏是李达跟国际代表见面以后，因为不同看法有冲突，他回到阳台，在整理思绪，抽烟、点烟，划火柴时突然发现这个火柴是日本制造的。这样一个细节的强调，你就会立刻感觉到李达的心情，他觉得很悲哀，‘我去烧日货，火柴是日本制造的，我们连火柴都没有’，这个细节就交代了很多事。”

影片将于7月1日上映，黄建新对《1921》的这番苦心与匠心，观众能否理解？黄建新坦然只能交给市场了：“要等到电影下映了再总结，现在说不出，因为你一根筋拍完的电影，之后一定会复盘，回过来看哪些点观众得到了，而且跟你有共鸣，哪些点你费了很大的劲，观众却没有理解。观众没有理解的话，说明你这部电影现代化的地方没有解决好，观众没有进入共同话语体系，这些都是要总结的，怎么样才是一部现代电影。我们要拍一部2021的《1921》，而不是任何一个时期的《1921》，就是为了跟现在的观众共情，共同阅读、共同理解。”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