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诺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与谢默斯·希尼（1991）

近期，《希尼三十年文选（修订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以及著名的诗学专家谢默斯·希尼亲自编辑和精选的文集，原名《发现者，保管者》，意思是“谁先找到（发现）就归谁保管”。希尼在文中对众多欧美现当代杰出诗人做了非常深入透彻的分析。他们是叶芝、彭斯、华兹华斯、菲利普·拉金、伊丽莎白·毕晓普、奥登、米沃什、布罗茨基等等。这部文集不仅是了解希尼诗歌的一把钥匙，而且是了解英语诗歌和世界诗歌的一把钥匙。

作为与约瑟夫·布罗茨基并驾齐驱的诗人批评家，希尼与布罗茨基生前颇多交集。在与爱尔兰作家丹尼斯·奥德里斯科尔的对谈中，希尼谈到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他说“我确实在约瑟夫去世前三周在美国见过他。玛丽和我去参加布里安·弗里尔导演的话剧《莫莉·斯韦尼》的纽约开幕式。这期间正好赶上一场多年不遇的大暴雪。那天夜里曼哈顿完全陷入停顿状态，大街上满是雪堆，交通断绝，甚至不见出一辆租车。第二天，情况稍微好一点，约瑟夫就从布鲁克林跋涉到协和广场咖啡馆，我们在那里和罗吉·斯特劳斯，乔纳森·加拉西一起共进午餐。他看起来很糟糕，佝偻着身子，脸色苍白，喘不过气来，但仍在吸烟。我们当然知道他有严重的心脏病。他没法在桌子边安坐，而是不停地出去吸烟，这样进来出去。这是他身上典型的英勇举动，一定要来见面表示对我们的欢迎。”

希尼还谈到对布罗茨基的第一印象。那是1972年的伦敦国际诗歌节。他见到一个单薄的，有点神经质的，大约和自己同龄的小伙子，投射出半试探、半怀疑的目光，正如任何一个年轻诗人在一个大型朗读会上那样——也许他自己投射的也是这种目光。“我们都注意到了对方，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贝尔法斯特人的讲话对任何一个旅行者来说都肯定是一种激进的新潮。然后，第二年春天，我们在马萨诸塞的一个诗歌活动上正式见面了，一起谈得非常热烈。约瑟夫身上融合了隐晦、精确和幽默，非常典型的阿尔斯特风格，所以我们一下子就很融洽了。那之后不久，我们又在安阿伯见过好几次，彼此的喜爱转化成了友情，这种友谊强化了诗歌对我的作用，也强化了我对诗歌的作用。”

而在收入文集的这篇《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里，希尼深切缅怀布罗茨基，并对他的作品做了中肯的评价。

选读｜约瑟夫·布罗茨基

青年布罗茨基

认识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人都深知他心脏病严重，并可能导致他死亡，但由于他总是不仅作为一个人而且作为某种不可摧毁性的原则而存在于朋友们心中，因此要他们承认他有危险是很困难的。他的天才的强度和胆量，加上与他在一起时那种纯粹的兴奋，使你不会去想到他的健康所受的威胁；他拥有如此勇气和风格，而其生命又是如此刻意地远离自怜和个人抱怨，使得你倾向于忘记他跟大家一样是会死的凡人。因此，他的逝世也就更令人震惊和令人悲痛。不得不用过去式来谈论他，令人觉得会冒犯语法本身。

约瑟夫有一种奇妙的无可置疑的特质，一种智力上的准备就绪状态，几乎像动物恢复野生习惯的状态。谈话总是立即获得一种垂直起飞，并且减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在生活中树立了他在诗歌中最珍惜的东西的榜样——语言有能力走得比预期中更远和更快，从而提供一种逃离自我之局限和成见的途径。在言辞上，他的沉闷门槛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低，因为他的文字总是充满双关语、押韵，突然转向再锁定目标，意想不到地增加难度或变换轨道。对他来说，词语是某种具有高辛烷值的东西，而他喜欢被它们推进，不管它们把他带到哪里。他还喜欢把别人的话改头换面，不管是以灵机一动的错误引语还是以极尽铺张的反驳。例如当他在都柏林抱怨我们那里一次罕见的酷热时，我笑称他应飞去冰岛，他立即以他那糅合高贵与无赖的典型方式回答说：“但我无法忍受意义的缺席。”

诗人布罗茨基

他本人的缺席则更令人难以忍受。我在1972年他途经伦敦时认识了他，伦敦是他因其异见而从俄罗斯流亡到美国的旅程的第二站。打从认识他开始，他就是一种可靠的存在。他混合了卓绝与甜蜜、最高标准与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常识，永远使人增强力量和惹人喜爱。每次与他见面都使你恢复对诗歌诸多可能性的信心。他有些喜恶是非常令人瞩目的，例如他总是无法理解那些二流作家的自欺，总是对很多著名诗人作品中明显地完全忽略技术要求感到愤怒；而他在做他所谓的“开细目清单”时可谓令人精神爽利，所谓“开细目清单”是指对或老或少的当代人品头评足，每次都维护他最敬重的那些人。这就像是与秘密分享者会面。

但这是个人交往的奖赏，其重要性最终不能跟也许可称为他的非个人重要性相比。而这与约瑟夫·布罗茨基对诗歌是一股善的力量的绝对信念有关——与其说是“有利于社会”，不如说是有利于个人心智和灵魂的健康。他坚决反对任何把社会马车放置在个人马匹之前的观念，反对任何把原创反应包裹在共同制服里的做法。对约瑟夫来说，“群”（herd）与“听”（heard）是完全对立的，但这并没有减弱他的一片热心，也即热心于恢复诗歌作为美国普通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职能。

这同样不意味着他希望用体育馆来开诗歌朗诵会。如果在苏联有任何人碰巧吸引大量观众出席这样的场合，他会立即反驳说：“想想他们要听什么样的垃圾吧。”换句话说，约瑟夫强烈反感把政治（politics）与诗歌（poetry）套在一起的做法（“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有一个p和o字母”），不是因为他不相信诗歌在本质上具有转化力量，而是因为政治要求会改变卓越性的标准，并且有可能导致语言降格，从而导致“观察层面”（他爱用的一个说法）降级，那是人类审视自身和建立他们价值的层面。他对诗人作为看管者这个角色的维护，其信誉当然是无可挑剔的，因为他在20世纪60年代被苏联当局逮捕和审讯以及随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一个劳动集中营，是与他对诗歌职业的维护特别有关的——这份诗歌职业，据控方说，乃是社会寄生虫的职业。这使得他的案件变成某种国际性的轰动事件，确保他在抵达西方时即刻成名；但是布罗茨基非但没有利用其受害者身份随波逐流，与激进派为伍，而是立即就开始认真做事，当了密歇根大学的教师。

然而，不久，他声名远播，主要是因为他在新家园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他在旧家园做了些什么。首先，他是他自己的俄语诗的激动人心的朗诵者，而他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各地很多大学朗诵，则给诗歌朗诵这个行业带来新的活力和严肃性。布罗茨基没有以普通人的低语的姿态来哄诱听众，而是在诗人的高度上为其表演定调。他的声音强大，他对所朗诵的诗倒背如流，他的音调具有一位祈祷文领唱者的庄严和浓度，所以他的表演一向都在所有在场听众中唤起巨大的隆重感。因此他逐渐被视为一位具有代表性诗人地位的人物，使人觉得像先知似的，尽管他可能难以认同先知角色这个概念。他还以其对从古典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到包括英语在内的现代欧洲诸语言的诗学传统的深刻了解而博得学术界好评。

不过，如果说约瑟夫对先知角色感到不安的话，那么可以说，他对说教绝无此种疑虑。没有谁像他那样享受制定法则，结果是他作为教师的名声开始广为传播，他的做法的某些方面被人们模仿。尤其是他坚持学生必须熟悉和背诵某些诗，这点对美国各地的创作课影响颇深；而他对传统形式的倡导，他对格律和韵律之类事情的重视，以及他对诸如罗伯特·弗罗斯特和托马斯·哈代这类非现代主义诗人的高度评价，亦对重新唤醒较早的诗歌记忆产生普遍影响。所有这一切的高潮，则是他在1991年担任国会图书馆桂冠诗人时提出的“冒失的建议”。他问道，既然一首诗“为你提供了……全部人类才智运作的一个样本”，并要求它的读者“变得像我”，那为什么不以数百万计的份数来印刷诗集呢？此外，由于诗歌运用记忆，因此“它对未来有用，更别说对现在了”。诗歌还可以为无知做点事情，并且是“防止人心之粗俗的仅有保险。因此，诗歌应以廉价方式使全国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到”。

这种把赤裸裸的挑战与充满激情的信仰糅合起来的方式，是很典型的布罗茨基风格。他总是把战斗号角放在唇边，吹响反对之声——甚至是他自身内部的反对之声。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总是充满激情，从他押韵时那种需要超速驾驭的迫切性，到他与死亡本身对决时那种不可救药的无礼，每次他总是拧掉滤嘴、龇牙咬住香烟。他不是像沃尔特·佩特所推崇的那样，以猛烈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而是有点像喷火器的带着嗖嗖声和范围广阔的火焰那样燃烧，既灵活又难以预测，既华丽又带有威胁。例如，当他使用“独裁者”这个词时，我总是很高兴他不是在谈论我。

他坚信单打独斗。他与愚蠢较量的热情一点不亚于他与独裁较量（毕竟，按他的理解，后者只是前者的另一面）；他在谈话中的无所顾忌一点不亚于他在印刷文字中。但如今我们就只能在印刷文字中见到他了，而他将活在黑色字行后，活在其诗歌格律或散文论据的步速和巧妙中，如同里尔克的豹在黑色栅栏后的踱步，以从容不迫的姿态，去超越一切限制和结论。他还将活在朋友们的记忆中，但对他们来说，在他们记忆的图像中，将有一种额外的甜蜜和剧痛。就我而言，这些图像将永远包括第一次见到他，那时他还是一个青年，穿着红色羊毛衫，用一只眼睛扫视他的听众和他的同行，那只眼睛焦虑如树篱小动物之眼，又尖锐如鹰之眼。

（此文初刊于《纽约时报书评》1996年2月，收入《希尼三十年文选（修订版）》[爱尔兰]谢默斯·希尼/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版）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