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
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唯一一件我能够做得来，而且做得颇有满足感的事情就是倒垃圾。
这项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将厨房里的垃圾桶提出来，把垃圾倒进车库里一个更大的容器内，然后将这个所谓的容器搬到家门外的人行道上，在那儿会有清运工来收垃圾，把我的容器腾空，倒进他们的垃圾车里。
我这就下楼梯了，胳膊半弯，握着把手提好垃圾桶，小心翼翼地不让它来回晃，以免把垃圾撒出来。一般情况下，垃圾桶盖子我都会留在厨房：这个盖子的设计真是不科学，它的工作无非就是将垃圾掩盖起来，以及在人们要给里面扔东西的时候打开一半。最后的权宜之计就是让盖子倾斜着，有点像一张张开的嘴巴，在垃圾桶和墙面之间来回推动这个盖子，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最终它还是掉在了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这里需要说一说这个车库里的大垃圾桶，毫无疑问，它是我们定期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属于我们的财产；从它的外形和颜色（像军队制服一样的深灰绿色）就可以看出它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官方设备，并宣告着，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它们都具有公共色彩，是公民的义务，是城市宪法的一部分。之所以选择这个垃圾桶，并不像选择家里的其他物品一样，是出于审美的考虑或是实用性的经验，而是因为它能够代表我对城市法律的尊重。在我们的法律中十分明智地规定了这种垃圾桶的外形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当它们平常放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的时候，就不会显得难看，也不会难闻，也不会难听。
就在此刻，我将小垃圾桶里的垃圾全部倒在了大垃圾桶里，然后抓着两边的把手提起大桶，将它搬到我们家的大门外。虽然我只是日常生活机制中一个平凡的小转轮，但同时我又担负了一项社会职责，成了为公众提供便利的诸多行为组成的链条上一个重要的齿轮。
现在，我要向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将我的垃圾桶称作可爱的垃圾桶，首先我很喜欢它，虽然它并不是那么讨人喜欢；再者喜爱一个不是很讨喜的东西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它们，那些受人欢迎和追捧的美好事物也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把垃圾桶拿出去，既可以理解为一种合同关系，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仪式，一种净化的仪式。我会抛弃我自己的一些垃圾，不过这到底是不是垃圾桶里装的残余废物，或者这些残渣是否都是我的垃圾，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日常生活行为，我确定了一件事情的重要性，那就是必须要分割“我”与曾经属于我的那一部分：成长的褪皮、化蝶的蛹，或是榨干的生活柠檬，这样就只留下生命的本质，这样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还可以在我的存在以及我所拥有的东西中感到自己是完整的（没有残渣）。
只有扔掉一些东西，我才能够确信还有一些我的东西没有被抛弃，或许这一部分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被抛弃。
我所体会到的满足感类似于那种排便的快感，那种感受到自己的脏器都被腾空了，至少在那一刻觉得自己的身体里除了我自己什么也没有的感觉，不会把自我的存在与无法剥离的外在相混淆。诅咒那该死的便秘（以及吝啬）。由于失去自己而不能把自己跟任何东西分开，他们只会在自己身体内囤积粪便，最终将自己变成粪便的化身而失去了自我。
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如果抛弃就是人们存在的必不可少的首要条件，因为人其实就是没有扔掉的那一部分，那么我在生理和思想上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将应留在自己身上的那一部分，与那些我必须抛弃并让它们有去无回的那一部分割裂开来。
“清除垃圾”这种净化仪式还可以看作是对冥府之神的献祭，对逝去和消失之神的献祭，完成清空的过程（还是我们所说的合同）。垃圾桶里面的垃圾代表着那些我们存在和拥有的一部分，那些每天都应该沉入黑暗的那一部分，这样我们存在和拥有的另一部分就可以留下来享受阳光，真正地存在，真正地被拥有。直到有一天我们存在和拥有的最后一根支柱——我们的身体，也变成死亡的残余，被装上马车，运往火葬场。
因此，这样一个埋入地下的日常行为，这样一场人们和市政府每天为垃圾举办的葬礼，首先表明我们远离了人的葬礼，哪怕是将它稍稍延后，为我证明至少这一天自己仍是垃圾的制造者，而不是垃圾本身。
由此而产生了与垃圾搬运有关的、低沉与欣喜并存的心情。因此那些过来将垃圾桶倒进粉碎型垃圾车的人，不能仅仅被看作地狱的使者，或者物品的送葬者，或是用油纸和生锈的铁片做成的阴间的卡戎；他们还应该被看作天使，是连接我们和天空的不可或缺的媒介。
我们总想着，在天空里我们还不够资格，但是也会翱翔（或者说我们认为自己会翱翔），但这样的天空只有在我们还没有被垃圾淹没时才看得到，而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行为都在不停地制造着垃圾（甚至是思想行为：你们现在看到的我的这些所思所想，都已经随着十几页揉成纸球的稿纸，在垃圾桶里解脱了）。那些清运垃圾的人还会告诉我们除了摧毁，还可以怎样去拯救一个产品和一种消费，他们释放了时间碎片残留的重压，他们是沉重的黑色天使，却象征着明净和光亮。
只要这些垃圾清运工稍微罢工几天，让垃圾堆在我们家门口，那这个城市就会变成一个肮脏的猪圈，在我们还根本无法预料之前，就会窒息在我们自己不断抛撒的垃圾中。我们的文明用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盔甲就像一个脆弱的外壳，重新为我们展开衰落和瘟疫肆虐的中世纪画卷。
可是我如何才能推断出为我们倒“垃圾桶”的人是怎么看、怎么想的呢？我一直而且只是在说我自己，我在用我的思维范畴试着去理解我（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机制，虽然我们双方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即拒绝已经陷入危机的原始农业，并远离它。
人类学家如是说：每当遇到农作物减产、饥荒降临大地时，所有的农民都会饱受煎熬，充满悔恨，想尽办法去忏悔自己的罪行。我不知道在垃圾清运工的身上是否也是这样；当然对于我来说的确是这样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一直背负着歉疚和懊悔，一个农场主的儿子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放弃了家族的农场，让它落入外人的手中。
这个位于城市中心的厨房为我提供了长期逃亡的避难所，就在这里还为我上演着一出古老的戏码。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公司，或者叫作“大庄园”，是我们活动的地方，是我们通过大家共同完成的工作实践让我们的物质和文化偷生的地方，在这里一个完整的循环简化到食物的生产和消费这两个环节。我一切行为的准则都置于自己现在正尝试着初步建立的“大庄园”之中，我一直在努力签订一份合同或是“协议”，就是为了让我私下里能够为自己正摆弄着一个公众普遍喜爱的垃圾桶而高兴，为自己家庭主夫的身份而高兴，为自己在家务劳动中默认的分工，为家庭生活中的日常组曲谱出和谐的乐章而高兴。
对了，各位请稍等片刻，现在我要去倒垃圾了。垃圾桶是一个能让我置身于和谐之中的物件，能让我与这个世界相融合，也能让这个世界与我相融合。这种和谐是不可能的。地位平等的分工（比如原始山洞里打熊的猎人与他能够烹饪熊肉的妻子）好像与地位不平等的分工（比如主人和仆人）错综复杂地（或许从最初的起源就已经）关联在一起：实际上，我们发现，质疑后者或者前者都是行不通的。
厨房，本应该是家里最快乐的地方，现在却被女人们看作压抑的地方，被男人们看作后悔出现的地方。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应该是角色的对换：丈夫和妻子应该一起做饭或者轮流做饭，或者一个做饭，另外一个打扫卫生。但事实是偏见妨碍了这种解决方式（在此我就不再赘述普遍的现象，而回到我个人日常生活的特殊情况中来），因此我坚信自己根本不具备在炉灶间穿梭的能力，刚刚想做点儿什么，就立刻得离得远远的，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是做错了，就是笨手笨脚，或者毫无用处，甚至是危险的。
正如所有的偏见一样，这种想法也很容易传染：在我女儿还是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俩单独待在厨房里，她总能找到理由来批评我的每一个动作，她宁愿一个人做（然后她还会把我的不作为汇报给她妈妈，不放过任何细节）。这种对我天分的不信任，打击了我学习的勇气，使我失去了教育者的角色：就这样代代相传、积累下来的知识一闪而过，从我身上跨了过去，将我拒之门外。
我所说的一切并非其他，其实就是感到我的无能都是自己的错，并且与我其他的存在方式一样都是错误的。如果说我在厨房里总是失败，那是因为我根本就不配获得成功，就好像一个不称职的炼金术士不配获得金子，或者不称职的骑士不配赢得马术比赛一样。就连我想要让自己做点儿什么的想法都不被看好：它所表现的不是好意，而是虚伪，是障眼法，是装腔作势的表演。
“杰作”也不能拯救我，“优雅”从来都与我无关，将来也永远不会用在我身上。如果我做好了一个鸡蛋饼，那绝不是进步的开始，也不是内在的成长：那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的鸡蛋饼，而是一个仿造者耍的花样，一个江湖骗子的把戏。厨房是上帝裁决的地方，在这里我的尝试一次失败，次次失败，根本就不配称为开始。于是我别无选择，只能另寻他路来为我在世上的存在辩护。
不必虚伪地谦虚，我可以说最适合我展示天赋的领域就是搬运。带着一样东西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管这个东西是重是轻，距离是近是远：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很安心，就像人们终于可以让自己的行为有了某种作用，或者至少有了一个结果；在搬运的时间里，我可以感觉到少见的内在的自由，大脑腾空了，思绪都自由地飞了起来。
比如说，我就非常愿意去“办些事儿”，去买面包、黄油、生菜、报纸、邮票等等。我说“办事儿”是为了在我作为家长的职责与我孩提时代被赋予的任务之间建立一种延续性；我也可以说“买东西”，但这种说法暗含有主动、挑选、冒险的意思：估价并且比较越来越让人心疼的价钱，跟卖肉的争论肉应该从哪儿切，明白那些摆出来的货品传达的信息，那些生菜、异国的水果时蔬、奶酪等。
当然，理论上讲，我应该更喜欢“买东西”这种说法，但实际上我无法奢望去跟那些在商店里更自在，目光更迅速，更有经验和想象力，更有实干精神和个人愿望的人相比。因此更明智的做法就是，我将自己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局限于及时出现堵上漏洞：拿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需要的东西（“一大罐鲜奶奶油”）以及重量（“一斤西红柿”），有时还写着价格，就跟我小时候，他们派我去“办事儿”一模一样。
这就是我在都市背景下浮现出来的过往的农业生活，也让我回想起父亲提着筐子满载而归的身影。他为自己把自家地里的农产品运回家感到非常自豪，这是他感觉到自己是“主人”的表现，尤其是“自己的主人”，是鲁滨逊式自给自足的独立性的表现，也是相对于那些只能依靠雇工而他自己以及充满抗拒精神的儿子们无法亲自参与的劳动而言的独立性。
但是那条被我拒绝拥有的骡马道，现在又通过我的回忆在巴黎十四区的一段人行道上——就是食品杂货店和面包店和水果店之间的那一段路上重现了吗？不，那是我少年时期的另外一条路：从我家的别墅到城里去的路。每次我被派去“办事儿”，都是我走出家门的借口；有时我会假装忘记买东西，就是为了能第二次出去。或者，更多时候，我根本没有必要假装，因为我对自己跑出去的真实目的真的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也心不在焉；那些我该买的东西、重量和价钱，他们必须跟我重复很多次才能装进我的脑子，钱都是数好了交给我的。
我拎着空空的小垃圾桶回到厨房，用另外一张报纸换掉原来垫在垃圾桶内部的报纸。这项工作特别适合我，因为我特别愿意进一步使用报纸，愿意在快速浏览就废弃之后赋予它们附加的生命价值。报纸是永不满足的爱，或者仅仅是神经性的偏执，我定期购买报纸，快速地浏览，然后放到一边，但是我又会为这么快就将其弃之不理而感到惋惜，所以我总是希望报纸还能够有第二次利用的机会，还可以再告诉我一些什么。
于是它们复活的时刻就来到了，我从旧报纸堆里拿出一张，垫在垃圾桶里面，在我把四边形的纸张以适当的方式尽量覆盖住圆桶的内壁并沿着桶边把报纸折过来的时候，凹进去的那一面就会有些标题跳出来，而我就会在瞬间把这些标题再读一遍。对于小桶，《世界报》的版面最理想，而纸张更大的意大利报纸一般都用来垫衬大的垃圾桶。如果报纸垫得好，就算经清洁工的手把桶倒干净了，报纸还会贴在垃圾桶的内壁上；第二天，等我去取回我的空桶时，写着但丁的语言的大幅彩条旗让我在人行道上丢弃的同类物品中，一眼就认出我的桶来。
从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写写停停，三四年都过去了，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垃圾桶的管理也变了。用报纸垫垃圾桶已经是过去的回忆了：我现在也用上了塑料袋，它们真的是改变了城市垃圾的面貌，现如今垃圾都掩藏在平滑、光亮的外表下，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怀旧的人或者敌视塑料制品的人都不愿否认的进步，当然垃圾就算在这样的包装下也还认得出来，而且我们也明白清运工罢工的日子里人行道上的垃圾堆也不会减少污染。（我想说的是，现在这么干净的塑料袋，甚至会让人认为它里面装的任何东西都是垃圾，因为最强大的形象总是强加在最软弱的形象之上。）
另外一个根本的变革是：我们厨房里水池的排水系统增加了一个叫作“食物垃圾处理器”或者叫作粉碎机的设备，可以清除大量的食物残渣，这样我们的垃圾也发生了变化，里面含有的有机物残渣就更少了。
然后我们又换了厨房的垃圾桶，把那种绿色的换成了崭新的白色塑料桶，这种桶的盖子可以用踏板打开、合上，里面还带有一个可以取出的内桶。这样就可以只拿着里面的这个桶下楼去把垃圾倒在大桶里，更准确地说，都不用提着桶，袋子就可以了——也是塑料的——装满了就从桶里提出来，换一个新的袋子就行了。（让袋子贴紧垃圾桶的边儿也是有技巧的，好好地铺开，让整个边儿都压住，防止滑下去，然后还要把袋子和桶之间的空气排出来，不然底部就会鼓起来，像船上的帆。）
相反，装满的塑料袋我会用专门设计的、粘在底部的带子提出来：这根带子，真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如同其他让我们生活中困难的事情变得简单的小发明一样，功不可没。（把装得过满的塑料袋取出来、悬空放着也是有技巧的，因为要让它与带子分离从桶里提出来，而且一旦从桶里拿出来就不知道该放在哪儿，也不知道如何避免把垃圾撒到地板上。）这不，我带着一个扎上蝴蝶结的塑料袋，就像拿着一份圣诞礼物，把它放进了大垃圾桶，这个大垃圾桶里面也套着一个灰色的大袋子。
当然，只要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这些就不可能是一系列漫长的变化中最后的进步，我们的生活已经经历了而且还会经历更多的变化，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最必要、最紧急的变革就是要了解垃圾的种类以及不同的去向，焚烧还是循环再利用，因为至少有一部分我们从这个世界的宝库里夺走的东西并不会永远地消失，而是找到其他回收、再利用的途径，如蜉蝣一般短暂的生命永恒地轮回。
（本文摘自《可爱的垃圾桶》一文，因篇幅所限，有删减）
来源：凤凰网读书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