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福州“异地恋”
1936年2月初，郁达夫应时任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的友人陈仪之邀，远赴福州，先后出任省政府参议、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此行不得不暂时离开其在杭州刚刚置办下来的别墅——“风雨茅庐”，那是为妻子王映霞营建的“爱巢”。小两口也随之不得不暂时分开一段时间，用频繁往来的书信，维系一段遥相守望的“异地恋”。
1936年2月4日，郁达夫抵达福州，即刻给夫人打了电报，报了平安。次日，他“买了些关于福州及福建的地图册籍”，为此次闽游之旅先“预习”了一遍。2月6日这一天，《福建民报》刊发了郁达夫抵闽的消息，一时间来看望与探访这位著名作家的各路人马纷至沓来，“半日之中，不识之客，共来了三十九人之多”，“自午后三点钟起，到夜半十二时止，连洗脸洗澡的工夫都没有”。
可想而知，关于郁达夫抵闽的消息，随着诸多探访者的到来，迅即传播开来。次日即见诸上海报端，甚至北平《华北日报》上亦有简讯转载，足见时人对这位著名作家的关注。
郁达夫与王映霞（1937年摄于福州）
刚刚抵达福州时的生活琐事，郁达夫都逐一记录在日记本上，后来汇编成了一部《闽游日记》。通过这部日记可知，无论是漫漫旅途中，还是繁忙交际中，郁达夫都时时不忘给远在杭州的妻子写信，以频频通信的方式，一方面解相思之苦，一方面也以此抒写行旅见闻。
事实上，就在2月6日，接待了39个“不识之客”、忙得不可开交的这一天，郁达夫还曾发了一通“快信”给妻子。随后的日子里，更是几乎每天都有写信或收信的状况，看来，如此这般的“异地恋”，不但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就算是寄信的邮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这封家信火遍南北报刊
说到邮费，不仅仅是夫妻二人之间的通信邮费，郁达夫时常还要与远在杭州的诸多友人通信联络、互致问候，这些邮费，同样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在福州渐次安顿下来之后，郁达夫很快就想到了一个既节省邮费，还能赚点稿费的办法，还真的将之付诸实施，且还真是收到了一番意想不到的成效。1936年3月23日晚，郁达夫在《闽游日记》中写道：
“……作霞信一，十时上床。”
这里的“作霞信一”，即指当晚写给妻子王映霞的信。此信的最后一段提到：
“这一封私信，你阅后以为可以发表，请拿去交给大慈，头上加一个‘闽海双鱼’的题目就对。杭州的友人，大约要想知道我的消息的，总也不少；借花献佛，可以省去我许多作信之劳，更可以省下我的几张五分邮票。”
信中提到的“大慈”，乃指陈大慈（1904—1939），原名陈慈煦，广东东莞人，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供职于杭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创刊，1934年6月后改称《东南日报》），主编“沙发”副刊，并应聘执教国立浙江大学，主讲《修辞学》。
郁、陈二人，一度交往密切。郁达夫尚未离杭赴闽之际，二人应当常有往来，且往来事迹还常见诸报端。譬如，1936年1月11日，《东南日报·沙发》的“作家动静”栏目首条报道，载有陈氏拟为郁宅改名的事迹。报道原文如下：
“郁达夫近营新厦于场官弄，大致已告落成，惟‘油漆未干’，乔迁有待。郁拟颜新居曰‘风雨茅庐’，盖取‘聊薮风雨’之意也。郁昨晤陈大慈，陈谓何不命名为‘栖霞别墅’，以副其实。郁与夫人王映霞相视而笑，其长子飞亦为之抚掌轩渠。”
仅此一则新闻，足见二人交谊甚笃。至于二人交往始于何时，则无从确考。仅据1933年10月，郁达夫在杭州所作《酒后挥毫赠大慈》一诗，可知二人交往或自此始。
既然二人交谊非同一般，照办郁氏家信中嘱托之事，自然不在话下。郁氏落笔八天之后，即3月31日，《闽海双鱼》一文，便赫然刊于《东南日报·沙发》的版面之上。两天之后，4月2日，南京《新民报》“各地通讯”栏目，又将这一封家信冠以《做官不忘恋爱，郁达夫两头忙》之名，转载了出来。四天之后，4月6日，远在天津的读者，也看到了这一封家信，《庸报》仍以《闽海双鱼》的原题再度转载。短短几天时间里，国内南北各地的读者，都读到了著名作家郁达夫的这一封家信，也都约略知道了其人在福州的生活近况。
“闽海双鱼”与“一时窘境”
家信的内容，除了对身在杭州的妻子表达思念之外，也捎带关心了一下他们的“爱巢”装修状况。信中有言：“书架做得怎么样了？……书架顶好要多做几个，宁使空着待摆，不可临时使它不足。”这是读书人与作家的秉性使然，即使身在远方异乡，仍不忘家中的那副书架。
须知，当时夫妇二人在杭州场官弄般若堂边购地，举债兴建了一幢名为“风雨茅庐”的别墅，还在装修期间，郁达夫即远赴福州任职。与朋友道及，只说是因为受不了装修各种声响与气味的干扰，出去玩一玩、散散心，实则恐怕却是因举债而搞得身心俱疲、经济困窘，要到福州去谋事加薪、尽快还债罢了。
《闽海双鱼》，1936年3月31日刊发于《东南日报·沙发》
与郁达夫同为国立艺术院艺术运动社社员、杭州作者协会会员的李朴园，在1936年4月19日致当时身在日本东京的同事钟敬文的一封信中，就透露了时人对于郁氏赴闽任职的普遍看法。信中这样写道：
“郁达夫兄赴闽过官瘾，他没有同我谈是什么目的，据我想，一则他是在杭州造了房子的，说不定要弄一点钱还债；再则，离一离杭州，也许可以写出点文章来。你知道，他是很久没有正式写过文章了，老闷在杭州的家里大约是很不利于他底文字生涯的。”（原信发表于1936年4月21日《东南日报·沙发》）
李朴园这一番推测出于“推己及人”，因为当时他自己也正在为偿还营造别墅的债务而深感窘迫。其信开首部分即已提及“因去冬造住屋借的账”，所以在40天内将《阿波罗艺术史》译稿20万字重抄一遍，“想拿这部稿子换一笔钱”还债。正是这般两相比照，一番设身处地的推测之后，李朴园遂有信中所言。
试想，先前对金钱无甚规划的郁达夫，因尚有较为丰厚的稿费收入，个人生活本不成问题，可那毕竟只是单身生活时期的状况。在婚后生活开支陡增，写作又暂被耽搁，经济上并不十分宽裕的情况下，还要举债营造别墅，难免要陷入捉襟见肘的一时窘境了。
他嘱咐妻子将这封家信冠以“闽海双鱼”的题目投稿发表，看似是一对文学伉俪“秀恩爱”的雅谑之举，实则也悄然暴露着郁达夫当时的经济状况。信末“更可以省下我的几张五分邮票”云云，虽确有调侃的成分在里边，可既然已有这样的想法且还直接写了出来，最终还要发表出来，恐怕也是有意无意地表露一下自己婚后生活的“财务”状况了罢。
文并供图/肖伊绯
编辑/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