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米尔高原的旷野,长满野葱

前不久，被称为“探险家”式的学者、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的两部新作《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以下简称《葱岭之外》）与《明亡清兴：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以下简称《明亡清兴》）出版。《明亡清兴》一书突破传统叙事，通过多方视角还原明清易代的关键细节，剖析战争、外交与制度变迁中隐藏的文明兴衰密码；而《葱岭之外》则以葱岭（即帕米尔高原）为锚点，清晰展现东西方文明数千年来的碰撞、融合和新生，结合实地考察与文献研究，探讨地理空间如何深刻影响国家命运与文明交融。

在写完《葱岭之外》一书之后，侯杨方感叹道：“历史从未终结，它只是不断地以新的形式重演。”同时，在另一本新书《明亡清兴》中，他写道：“历史的价值不在于简单地记录过去，而在于帮助我们理解现在、指导未来。”尽管这两本新书的内容并无直接关联，但是侯杨方教授的研究方法和坚持的理念却始终如一。他认为，历史不能用历史本身检验，而是要接受现实和未来的检验。近日，侯杨方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结合两部新作讲述了战争背后的人类发展与技术演变，并结合历史地理学，探讨当下历史写作与研究存在的问题。

技术革命与地理宿命 是中亚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

北青报：之前，您一直书写丝绸之路，策划主持了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境内外帕米尔高原的系列考察，曾多次翻越海拔近五千米的山口，并对丝绸之路做了世界首次精准复原，研制了“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这次您聚焦于丝绸之路上的“葱岭”来讲述亚欧文明，是如何做出的选择？

侯杨方：葱岭，是我研究丝绸之路开始的地方。2013年4月，当我站在那片曾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土地上，我感受到的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深刻塑造力。由此向西望，正是“葱岭之外”，阿姆河和锡尔河由葱岭发源，一路西流进咸海，孕育这一片诸多文明不断迭代、缤纷复杂的土地。正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要真正理解丝绸之路以及中亚诸多文明的交流，必须首先理解这片土地独特的地理禀赋，更要打破学科藩篱，超越传统史学的局限。

虽然我已经出版过两本关于葱岭的书——《重返帕米尔》与《这才是丝绸之路》，但都是侧重于丝绸之路的路线，葱岭在世界文明史与交流史上的意义还没有真正突出展现过。所以，我希望通过《葱岭之外》这本书再次强调葱岭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一个连接东西方的重要地理符号。

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葱岭以西的地区主要为中亚，但这一区域在古代没有国界，它是自由流动的。因此，我们不能按照现在的国界讲述葱岭，不然就变成了国别史研究，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界，就是近一百多年来人为划定的。而且，许多研究中亚史的学者大多都局限于国别、时代、考古等专题，这些不同风格的研究，像一个巨大的马赛克壁画一般，却无法将中亚史拼凑起来。尽管这些“碎片”也属于中亚的一部分，但完整的中亚应该如何被大家所了解呢？我意识到，任何单一学科的视角都无法完整把握这片土地复杂的历史面貌。

所以，我一直在寻找中亚史如此繁复的各个专题之间的底层逻辑，我提炼出了两点：技术革命与地理宿命。纵观中亚四千年历史，每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都会重新定义地理的意义，而中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则决定了它必然成为这些技术革命的首要受益者或受害者。

中亚“平坦开阔、干旱少雨、连接四方”的地理环境使它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四战之地”，因而它像一个巨大的放大镜，将每一次技术进步的影响成倍放大，所以它的文明迭代是最快的，历史是复杂的。比如历史上的青铜技术、铁器技术、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几乎所有改变人类历史的重大技术，都在此经过并传播，中亚成为了技术传播的路网中心。

突厥是有自己文字的游牧民族 对中亚影响巨大

北青报：在读《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时，我认为该书的题眼是“十字路口”。书中讲述了不同的人口迁徙，民族、文化与基因也不断因人口迁徙被改变。这本书更像是一部亚欧大陆的人类史，比如书中提到了匈奴的崛起导致月氏西迁，大月氏击败了塞种人，塞种人迁移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之后，大月氏再次被迫西迁，征服了大夏（即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您的讲述，涉及到了希腊以及蒙古国的历史。

侯杨方：正是因为人类因为战争在不断地迁徙，把自己的技术不断地扩散，基因也就此延续，所以我更要摒弃以国别为界限去讲述。为了补充这本书的内容，我在2025年夏天再次去了希腊和蒙古国，如果不把这两者补充进来，那么书写中亚的历史就会不够完整。

当我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考察时，我看到草原上分布着几十座宏伟的库尔干大墓，场面异常壮观，这个塞种人墓地的大墓形式，让我联想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的墓。于是，我去了希腊迈锡尼遗址，考察了阿伽门农之墓，这是爱琴海青铜时代已知规模最大、结构最精巧的圆顶墓。该墓建造时，正是印欧人大规模扩张到欧洲的时期，它们与中亚草原的“库尔干”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毕竟，人类基因研究证明迈锡尼人有来源于中亚颜那亚人的成分，携带了4%-16%“来自东欧或西伯利亚草原”的北方基因。当然，我也去了马其顿，腓力二世墓也是库尔干墓。

此外，对中亚影响巨大的是突厥人。直至现在，中亚的五个国家，除最南方的塔吉克斯坦仍然保留着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语言外，均使用突厥语。游牧民族多次入侵过中亚，但是只有突厥人留下了自己深刻的文明遗迹，正如在蒙古鄂尔浑河谷发现的阙特勤碑，上面有突厥语详述了阙特勤的十二次征战。突厥是第一个有自己文字的游牧民族，他们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保留民族传说，使族人有强烈的认同感。不仅如此，中亚的突厥人站稳脚跟后，不断西征，直至亚得里亚海，将这一广大地区的印欧人后裔“突厥化”，而且再也没有反转， “一旦突厥化，永远突厥化”。

此外，我阅读了近10年以来发表在权威的《Nature（自然）》或《Science（科学）》期刊上的基因研究考古样本成果，将其引入到这本书中。古时的人种传播都是因战争而传播，比如印欧民族大迁徙的核心动力源于战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征服能力。而近年来的基因研究成果进一步揭示了印欧民族大迁徙的细节，比如基因研究团队发现颜那亚人群是从草原地区向欧洲、中亚和印度方向大规模扩散。

但我想强调的是，基因研究只是一个数据，我们对自己的基因并没有感知，因而对不同民族和人种而言，更重要的是精神认同，这份认同来源于后天的教育和接受的文化。

实地考察必不可少 这是与过去对话的机会

北青报：十几年间，您从未停止过考察与寻访中亚各地。在《葱岭之外》中，您记录了寻找乾隆西极纪功碑的过程，有很多曲折和惊喜。是什么让您能一直坚持实地考察的研究方式？

侯杨方：历史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文献内循环”。实地考察，需要所有的线路和逻辑环节是连续不断的，如果缺少了一个点位或者环节，就无法进行下去。以前，我带学生出去考察，他们在规划路线时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二天出酒店，我们要向左转还是右转。实地考察，面对的都是现实问题。

我们不能躲在书房中，埋首故纸堆。若只在文献中寻找答案，只是在做文献的内循环。而现场的体验，是任何文献资料都无法代替的。当我们站在葱岭，看到帕米尔高原上的野葱，就知道它为何被称为“葱岭”；当我们在暴风雪中艰难前行，才能体会和想像古人翻越雪山的勇气；当我们实地寻找乾隆西极纪功碑时，才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如何被记录、传承与遗忘的。

乾隆西极纪功碑，是清朝疆域最西端的标志，也是清朝对帕米尔高原拥有主权的强有力物证。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追击大小和卓叛军至帕米尔高原，在叶什勒池畔大获全胜，俘获万余人，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在此树碑立传。

2013年夏，我带领复旦大学考察队到达雅什库里湖东岸。根据清政府海英考察队的地图，我们判断碑址应该在对岸约30米高的悬崖上。站在湍急的阿尔楚河边，夏天的河水依然寒冷刺骨，我们无法渡河。打算放弃时，我们看到当地吉尔吉斯老人带着孙子骑着马在远方出现。经过交涉，老人同意只带我一人骑马渡河。老人和马交流了几分钟，马才勉强下水，河水几乎淹没马背。马在非常湍急的河中走“之”字，我明显感受到那种晃动。当我登上悬崖顶的时候，拿出1946年8月23日苏联测绘员拍摄的照片对比，一切都完全吻合，只是少了石头碑座。一个多世纪过去，山川依旧。

最终，我们通过GPS（全球定位系统）定位，为乾隆西极纪功碑提供了精确的坐标。这些数据被纳入“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和《清朝地图集》，为学界和公众提供了可重复检验的依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精准定位此处重要的历史标志，我们也是继海英考察队之后，第一批到达此处的中国人。所以我说，每一次考察都是与过去对话的机会。

摒弃“评书史观” 设身处地去评价历史人物

北青报：在您的另一本新书《明亡清兴》中，您讲述了明末战争、外交与博弈的历史。其中，您提到无法还原真正的历史。那么我们如何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呢？

侯杨方：我在课堂上经常说，“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即所有的历史都是不同人的三观认知的投射。我认为所有的史料都充满着书写者的偏见，不论记录者是有意或是无意，我都反对高尚化或完美化一本史书和记录者。因为我们都明白，绝对客观和真实的记录是不存在的。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充满着自己强烈的偏见，且毫不掩饰，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

我很欣赏维特根斯坦“语言即世界”这一经典名言。我们通过语言描述世界和人类，尤其历史，也是靠语言而呈现的。古人书写历史，现代人总是被其语言框定住，很难从中跳脱出来。传统史学总是倾向于道德批判，甚至作出简单的黑白评判。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理解明清易代，比如认为明朝是腐朽的、失败的，清朝是进取的、成功的；明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清朝的崛起是时代的选择；甚至还有人认为清朝的胜利只是捡到了时代的红利。这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观，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我将其称之为“评书史观”或“戏曲史观”。所以，我在书中试图打破这种思维模式，摒弃“评书史观”，将历史人物放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中，要设身处地去评价他们，而不是戴着戏曲面具的黑与白。

在做历史研究时，要遵循常识和逻辑，也要符合人性。想想看，如果回到一个历史情境中，自己真的会比历史人物做出的选择更好吗？我们不能带有全知视角去评判。如果缺乏逻辑常识和人性基本点，那么历史学家会很容易想当然地下结论，但轻易的赞美或贬低往往是非常轻佻的。

我认为，历史不能用历史本身来检验，而是要用现实和未来检验。“现实”是指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面对复杂的情境，如何抉择。不论他们的选择是对还是错，都是在特定情况下的真实反应。因此，若要接近历史的真相，我的方法是：用常识判断事理，用逻辑推演因果，用人性理解选择。

在《明亡清兴》这本书中，我还尝试引入一些新的方法和视角。除了情境还原以外，还有多元印证、心理分析、比较史学等方法。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我尽可能地收集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记载，通过交叉比对来接近真相。比如明清的史书很少记载战争的作战细节，而从朝鲜翻译官韩瑗的记录，可以看到袁崇焕的个性及其防守战术。同时，我们还要分析历史人物的成长经历、性格特征和心理动机，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选择。

不要将因果链条无限上溯 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北青报：我们常常看到关于明朝灭亡的诸多说法，比如“明亡于万历”“明亡于嘉靖”“明亡于农民起义”等，以及我们将明朝灭亡的时间定为1644年，也就是以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的时间作为标志。在《明亡清兴》中，您对以上说法均做出了反驳。

侯杨方：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网络史学甚至一些专业研究者还会归咎于“小冰期”的影响，但这样的解释存在漏洞，比如，当时全球各国都处于小冰期，为何只有明朝灭亡？所以，我一直信奉的一句话是“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如果将因果链条无限上溯，那么最终的原因是否是宇宙的诞生呢？这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和追究责任。所以，按照史学界常有的“明亡于万历”“明亡于嘉靖”等说法，按此逻辑，我们是否可以说“明亡于朱元璋”？总是将责任归因于祖先与文明，这是无限地将责任推向更深层的“原因的原因”，这种解释方法是在逃避责任，是一种明显的逻辑谬误。

此外，我们总说“明亡于农民起义”“明朝灭亡于1644年”，许多人认为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及崇祯皇帝自缢便是明朝历史的终点。然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北京只维持了四十余天，真正终结明朝并建立新秩序的是清朝。我认为，明朝的灭亡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过程，在南明最后的据点陷落后，明朝才真正灭亡了，亡于1662年，即永历皇帝死亡之时。

清朝宣称明朝亡于甲申年（1644年），是因为只有明朝亡于这个时间点，且是被李自成所灭，那么清朝“为明朝复仇”的理论才能成立。这一叙事框架为清朝提供了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多尔衮反复强调清朝夺取的是李自成的政权，而非明朝的。我想，多尔衮不知道维特根斯坦的名言，但他懂得“语言即世界”的道理。

从1618年开始，明清战争持续了四十四年，明朝从没有给人以翻盘的希望，形势越来越恶化，民众信心也因此衰减。在书中，我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明朝真正的致命伤，在于其文明形态的深层困境。真正致命的，是制度无法适应剧烈变局，是文化缺乏自我革新能力，是精英集团被传统意识形态牢牢框住思维，无法更新，无法适应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危机。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