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力愿提倡批评主义，而不愿为主义之奴隶；并不愿国人皆奉西洋之批评主义为天经地义。”“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此则同人所敢确信者，故甚愿发表治旧文学者研究所得之见，俾得与国人相讨论。”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中，范烟桥这样写道。

民国时中国小说史研究之风颇盛，自1920年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后，至少出版过40种专著（含翻译），鲁迅、陈景新、沈从文、阿英、胡怀琛等都写过中国小说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自1925年出版后，一度掀起“小说史热”，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亦被视为“跟风之作”。对于这些书，鲁迅在《两地书》中曾斥“凌乱错误”甚多。

其实，范烟桥从1925年冬便开始写《中国小说史》，历时近两年。体例甚清晰，将中国小说史分为“小说混合时期”“小说独立时期”“小说演进时期”“小说全盛时期”，仅“小说演进时期”便列举了27类小说，虽将戏曲与弹词也列为小说，似有不妥，但包罗万象，适合教学。基本体现了“以时代为纲，以著作为目，而以作者经纬之。其间条缕，详于目次，既便检阅，又眉清目秀”的创作宗旨。

学者苏衍丽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编撰与研究》中认为：“这种体例在一定程度上比鲁著更加接近现代小说史的编撰方式了，已是比较成熟的章节体。”

因《中国小说史》，范烟桥从中学老师成了大学老师，先后在持志大学、东吴大学主讲小说课。可见该书确有一定价值。

然而，后人极少提及此书，因范烟桥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列入十八罗汉），前引中的“同人”，即指旧派小说家，他们认为胡适、鲁迅等用外国研究法写中国小说史立场不客观平和，刻意忽略“鸳鸯蝴蝶派”，所以范烟桥要为本派“伸张正义”（据张军《论早期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的四种路径》）。

在《中国小说史》中，范烟桥对“徐枕亚的《玉梨魂》《雪鸿泪史》、吴双热的《孽冤镜》、李定夷的《霣玉怨》、姚鹓雏的《燕蹴筝弦录》、李涵秋的《广陵潮》、张春帆的《九尾龟》等进行了与胡适、鲁迅等人观点不同的精到点评”，肯定了“通俗文学家包天笑、周瘦鹃翻译域外小说的历史意义”，对鲁迅、郭沫若等虽列作品，不予评论。

显然，范烟桥试图将“鸳鸯蝴蝶派”立为中国传统小说正脉，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革命文学等一概称为舶来。虽属意气之争，却有两点贡献：一是厘清白话小说源流，确立其本土发展脉络；二是保留大量“通俗文学”史料，对后人突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认识鸿沟，重思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一定价值。

《中国小说史》存有偏见，但范烟桥试图从传统理解现代的独立视角是可贵的，且书中较充分地呈现了范烟桥的旧学功底与才华。

范烟桥出自书香世家，父范葵枕曾中举，母严云珍是“一个通文墨的女子，尤好弹词”，夫人是吴江名绅沈临庄之女。范烟桥拜国学大师金松岑为师，金授课“常须背诵，不能不勤读，往往至深夜”，范烟桥下笔快，被金松岑称为“扬帆千里，速不求工”。

21岁时，范烟桥向清末民初的上海三大报之一《时报》投稿，被主编包天笑慧眼识中，此后范烟桥的杂文、小说、评弹等屡见各报，“每日数以千字，一年之间，合杂著计之，当超过百万余言”。

范烟桥不写言请，只写诽文，即“揭发全国社会射影含沙之事，魑魅魍魉之形”，他还是电影剧作家和词作者，他为周璇写的《西厢记》插曲《拷红》，被郑逸梅赞为“巧妙运用长短句，协平仄韵，推陈出新，动听悦耳，经周璇运腔使用，遏云绕梁地演唱，不知吸引了多少影迷”。

抗战期间，范烟桥拒与日伪合作，“咬紧了牙关，束紧了裤带，做一个苏州人所说的戆大，北平人说的傻子”。

1967年，74岁的范烟桥病逝。他一生著述极多，却因“鸳鸯蝴蝶派”的标签，被当成“通俗文学”而忽略，从他留下的这本学术性著作中，可知“鸳鸯蝴蝶派”亦有复杂的一面，包含着不同方向的努力与坚持，亦可成为文化建设的好材料。

文/唐山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