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生的变化，很多老师不够敏感。当孩子的行为、想法、性格跟往常完全不同时，比如他们开始抗拒学校，产生厌学心理，身上不时出现伤口，或是以前很活泼而现在突然变得沉默，那么“可以在课后花5分钟、10分钟和他们谈谈，这样就可能会发现欺凌的苗头”

■现在相比于成绩，周晴更关心学生的心理和品德。听到班上有非议同学的声音，她担心这些想法升级成更大的恶意，所以会公开纠正其中的错误。她看到，不是全部的学生都会转变，但只要一部分人受到触动，恶意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少

“我们有很多培训，但防欺凌是第一次。”班主任牛晓雨看了眼台上的幻灯片说道。

4月12日下午1时，随着近百位老师和校长陆续落座，一场针对教师的校园防欺凌培训即将开场。主讲人是该市的律师陈亮。

6年来，陈亮多次进入校园开展防欺凌教育。他发现，欺凌事件在学校并非个例，但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今年以来，几起恶性事件的发生，让“校园欺凌”再度成为焦点。

3月25日，教育部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主题活动，其中就包含校园暴力专题教育。4月底，教育部实施学生欺凌防治行动，对所有中小学校“起底式”大排查。

从2016年起，全国已开展过多轮防治校园欺凌的行动。

但在多位老师眼中，目前学校的反欺凌工作，仍是一种“短暂、被动的落实”。

老师究竟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当舆论的风暴暂歇，他们真正的难题等待解答。

待解的难题

6年前，陈亮第一次接触到“校园欺凌”。

他接到6岁儿子的来电。对面不停地啜泣，“爸，你来接我！”陈亮急了，赶紧问发生了什么，孩子不回答，只说要立刻回家。

陈亮和妻子决定联系孩子的老师。他们了解到，孩子参加校园滑雪的冬令营，在同学里面年纪最小，别的同学都喊他“小屁孩”，从来不把零食和游戏机与他分享。

当时在陈亮眼里，这些“不就是小事吗”。他给儿子买了巧克力、玩具，却没法安抚孩子的情绪。后来，在妻子的询问下，孩子说，两个男生把滑冰的靴子扔在了他的枕头上。

陈亮的妻子变了脸色，“这是校园欺凌。”她反复和陈亮说，这类现象是必须介入的。

两人立刻找孩子的老师沟通。不久后，老师组织全班同学集合，厉声说道：“你们不能这么做。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我会通知家长把你们领回去。”这一番话，给了陈亮很大的安全感。

陈亮回想，那些孩子只是小小的恶意，但如果没有老师及时教育，时间一长，很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欺凌行为。

每年的普法日，陈亮会受到该市一些中小学校的邀请，给学生们做法治讲座。2018年起，他决定讲讲校园欺凌。

经常有女孩在讲座后偷偷找过来，“我被欺负了，不知道和谁说。”有学校的德育主任领着男孩走到陈亮面前，“班里的同学孤立他，让他很低沉。”……

陈亮发现，原来有许多孩子，掩藏着被欺凌的心事。

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曾对全国六省1万余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得出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为32.4%。这意味着每10位学生中就有3人经历过欺凌。

多年来，陈亮看见防治欺凌的行动一轮接一轮开展，法律规定越来越多，但欺凌事件仍在不时发生。

为何防治难以奏效？陈亮在寻找答案。

另一头，老师们同样心存困惑。

校长刘超坦言，从去年11月山西大同曝出未成年人被同宿舍学生凌辱两年之久，到今年3月河北邯郸发生疑似校园欺凌的杀人事件，一次次舆情下，反欺凌已经成了学校必须做的事。但是直到现在，大家对“什么是校园欺凌”还是没有概念。

高中班主任周晴曾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舆论的升温让她想起了往事。

初中一年级下半学期，周晴从乡镇转学到县城。报到那天她刚站上讲台，就听到有人喊：“农村娃子！”课堂里爆发出大笑。同学们对她指指点点，从头发点评到鞋子，说“好土”。

周晴僵在讲台上，带着求助的眼神看向班主任。对方听到笑声后没有说话，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从那天起，嘲笑、辱骂等冷暴力在全班出现，持续了3年。

很多次她埋怨，如果当初老师能够及时制止，或许欺凌就不会发生。

直到周晴进入学校工作，她才开始意识到，老师面对欺凌，其实有很多难处。每当身边有欺凌现象，她总想做些什么，却又无从下手。

“校长不断强调要注意欺凌，每学期都有主题班会。”周晴说。但她和多位老师都表示，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培训教老师面对欺凌时究竟该怎么做。

他们正等待解答。

隐形的欺凌

培训一开场，刘超在台上发问，“欺凌到底是没发生还是没被发现？”

底下的老师陷入沉默。有人小声嘟囔，其实出了“大事”也就是严重的肢体冲突，班主任都是会管的，但在校园里，更常见的是隐形欺凌。

华中师范大学的调查指出，在中西部130多所中小学的一万余名学生中，言语欺凌的发生率是17.4%，高于身体欺凌的12.7%。关系欺凌的发生率为10.5%。

这些欺凌往往难以被察觉。

语文老师时斌在带教时遇到过一个女孩。在时斌眼里，她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和同学相处融洽。去年10月，女孩突然和时斌说，“我不想学了。”原本活泼的她变得消沉，上课总在走神。

时斌记得，家长发现后很生气，指责她不好好学习。没过几天，女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来，不和所有人接触。

其间时斌和女孩的家长聊过几次天。去年底，她的家长开始反省，是不是自己对孩子太严格了？

直到今年3月，女孩才向父母袒露，之前在班级里被其他女生孤立。别人都不和她讲话，她开始厌恨学校和同学。

在此之前，时斌和女孩的班主任从没发现过这些事，女孩也没有向他们求助。

“告诉老师是件很丢脸的事。”周晴回忆，初中时没有向老师诉说，是因为和长辈之间有天然的隔阂。同时也是出于自尊，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被欺负了，也不想被同学说向老师打小报告。“更怕老师告诉家长后，他们反而指责我。”一位受到欺凌的学生说，家长会骂自己“天天不好好学习，搞些有的没的”。

对此，老师能否主动侦察？

陈亮说，对于学生的变化，很多老师不够敏感。当孩子的行为、想法、性格跟往常完全不同时，比如他们开始抗拒学校，产生厌学心理，身上不时出现伤口，或是以前很活泼而现在突然变得沉默，那么“可以在课后花5分钟、10分钟和他们谈谈，这样就可能会发现欺凌的苗头”。

周晴最早在班级里安插了“眼线”。吃饭、下课和午休期间，她都会待在教室里观察学生。结果令她沮丧，“学生私下发生的事，根本不会摆在明面上让老师知道”。

部分学校在每个楼层设置了心愿信箱，让孩子把被欺负的情况写下来。“没有人署名。”一位校长苦笑，孩子们生怕影响到自己的形象，也怕被同学报复。老师要长期调查，才能找到信件的主人。

牛晓雨想了个办法：她在校园欺凌的调查问卷上做了记号。匿名的世界里，孩子的诚实超出了她的想象。好几次，她顺着记号的线索反复试探，找到了班级里实施语言欺凌的学生。

但多位老师坦承，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备不完的课，开不完的会，写不完的报告和材料，管理学生的工作只限于课上40分钟和极少的空闲时间”。

该如何界定

比起发现，如何界定令刘超更加头疼，“到底是欺凌，还是打闹？”

他害怕家长“小题大做”。“现在家长都知道‘校园欺凌’，出现什么情况都往这上面靠。”好几次，有家长找到学校，说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欺凌。该校一位领导记得，有家长报了警，老师和派出所一调查，发现是孩子之间的小摩擦，老师只得耐心地向家长解释缘由。还有一些家长投诉到了教育主管部门、市民热线，相关部门立刻就找学校询问。

陈亮解释，界定欺凌得看两方面：一是欺凌者有主观上的恶意。“行为不是一时兴起的，他们明知道会给对方带来伤害，还要这么做”。二是欺凌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是财产方面的损害。

其中最难的，是对恶意的判断。

陈亮曾找过实施言语欺凌的同学，对方和老师辩称“我这是开玩笑，我们闹着玩的”。

陈亮指出，实际上，玩笑和嘲笑区别很大。玩笑是互相逗趣，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嘲笑则以羞辱对方为目的，权力和地位并不平等。如果对方反击说“我不喜欢这样，请你立刻停止”，嘲笑却还在继续，那么就属于欺凌。

但心理学是门复杂的学问，孩子内心深处的感受很难捕捉。

心理学教授孙莹是一所中学的德育副校长，曾为受欺凌的孩子做过帮扶。她看到，这些孩子普遍胆小、自卑。她得营造出一个绝对安全和信任的环境，去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他们才愿意说出真实的想法。

他们说，自己怀有负罪感，“我肯定是哪里做错了。”“我是有问题的，别人才会欺负我。”

为了得到群体的认可，甚至为了融入欺凌他们的人，这些被欺凌的孩子宁愿去承受伤害而不愿拒绝和反抗。孙莹又去问了他们的老师，结果在老师眼里，“这些孩子不是天天玩在一起吗？怎么可能是霸凌和被霸凌的关系？”

不少欺凌者反而觉得自己很委屈。孙莹收到过一些家长的反馈，说是孩子在学校里看不惯某同学，所以打骂对方。家长觉得孩子的欺凌行为没有问题，“是被欺负的学生自己犯了错。孩子是在纠正和反击”。

“尽管一些恶意看起来很小，但是每个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并不相同。”陈亮记得，那位被嘲笑的孩子回家后，晚上头疼睡不着觉，梦里都在喊几位欺凌者的名字。之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家长辞去工作，带着他辗转各大医院看心理门诊。

陈亮叹息，当初或许只是老师的一时疏忽，但欺凌带来的心理伤害是持续的。

初中毕业后，周晴从一个有点骄傲、爱出风头的小女孩，变得沉默少言。一旦别人的目光集中到她的身上，她就会出汗、发抖，仿佛回到了报到那一天，脑海里全是嘲笑的脸。“真想把自己藏起来。”她说。

妥协的结局

一旦确定为欺凌，该怎么办？

多位老师指出，目前处置欺凌，仍然没有可以参考的细则。他们坦承，自己没有很大的惩戒权，难以掌握教育的尺度。

“家校关系是脆弱的。”教师于星龙感到无奈。他批评了实施欺凌行为的孩子，孩子回家后告状，家长马上找到于星龙维权。校长一直和于星龙强调，不要和家长闹矛盾，要处理好家长的情绪。

每学期，于星龙所在学校的老师都有社会评价的考核项目，由家长进行打分，所有老师的打分决定着学校的分数。一旦分低了，教育主管部门会找校长问责，而校长则会找低分老师进行批评。

后来，于星龙每当遇到不是很严重的欺凌现象，就只找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聊聊天，让他们知道问题的存在。“哪怕是口头批评，我也只能隐晦地说，生怕说重了给孩子带来伤害。”

“老师也要保护自己。”陈亮强调，在处理欺凌事件时老师要注意“留痕”：记录好事件的基本信息、工作流程、处置结果，每次处理事件时都要询问学生是否认可，让他签字。这些材料可以作为事后和家长沟通的书面证据。

但处置还面临更大的难题：在家校眼里，欺凌是件需要遮羞的“丑事”。

时斌回忆，被欺凌女孩的家长曾找到校长质问。按照时斌的说法，校长很为难，没有实质性的暴力行为，要处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并不现实。为了不让事情继续发酵，校长对女孩的家长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处理。但你们有其他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比如要什么时候来上学、想换个班级，都可以，只要不把事情闹大。

孙莹观察到，家长同样心存顾虑，不愿公开表达。一位女生被同学扇了耳光并抢走了零花钱。家长起初的反应是，我要去学校讨个说法。但没过多久，家长和孙莹说，自己很矛盾，“孩子毕竟还在学校读书，除非发生恶性事件，不然冷处理吧。”“这群实施欺凌的孩子还在学校，处罚了他们，孩子以后怎么跟同学交往？”

不久，家长决定让孩子转校，换一个新的环境。时斌记得，女孩的父母说，马上要中考了，不可能去找对方麻烦，算我们倒霉。

而根据孙莹的追踪，一些转校后的被欺凌者，又再次遇到了相似的欺凌。

2016年《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曾指出，各地要建立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及时报告制度，一旦发现学生遭受欺凌和暴力，学校和家长要及时相互通知，对严重的欺凌和暴力事件，要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告。

但孙莹感受到，平日校方给她反映的欺凌事件很少，到了恶性、极端的程度她才会知道。校方的反应经常是，“你们太敏感了，这就是孩子闹一闹、玩一玩”。

陈亮在学校调研时，校方反复叮嘱，教育行业很敏感，调查报告上不能出现地区和学校的名字。调查能得到的样本和信息是有限的。

对此，老师们直指惩戒的缺位。

“大事化小、息事宁人。”孙莹苦笑，这是许多欺凌事件的结局。

教育的反思

于星龙回忆，每当有舆情出现，学校就会格外重视欺凌的防治，但一般只能持续两三个月。“校园欺凌是老生常谈了，每次都是治标不治本。”

在短暂的风暴后，学校能否建立起应对欺凌的长效方案？

培训结束后，一位中学校长找到陈亮，“我们很想重视防欺凌工作，但毕竟经验有限。”

在陈亮看来，应该调动更多第三方力量参与到校园欺凌的防治中，可以是校外的心理学专家、法律从业者、教育工作者等，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

根据陈亮的观察，尽管学校有法治副校长的岗位，但很多法官、检察官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校园里的情况，最后往往“挂名了事”。因此，不仅要强调社会责任，也需要通过制度设计、考核评优等措施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

到底算不算欺凌，需要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判断标准。在上海、广东等省市，许多中小学设置了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由校长牵头负责，成员涵盖社区工作者、家长代表、校外专家等，能对相关事件调查评估，进行监测和报告。

更重要的，是教育系统内部的反思。

周晴记得，比起欺凌行为本身，学生时期的她更在意的，其实是成年人对于欺凌的态度。

时斌至今仍在后悔。当初发现女孩异常时，他没有好好找女孩聊过，还心急地质问她，“你怎么变得和那些差生一样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女孩的班主任和家长都在指责，“孩子实在是太矫情了”。

时斌发现，现在老师们都在努力和学生做朋友，一起打游戏、做体育活动，“我们看似距离很近，实际上却很少有心灵的交流。”

如今，他尝试去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性格特点，观察他们的情绪变化。“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你遇到什么烦恼了吗？”碰到情绪低落的孩子，时斌总会想，也许多问一句，就会有变化发生。

高中时的周晴，第一次产生了当老师的想法。她遇到的班主任愿意聆听她的心结，安慰、鼓励她前行。周晴想和他一样，做一个“很好的老师”。渐渐地，对过去的控诉，变成了她对教师角色的思考。

现在相比于成绩，周晴更关心学生的心理和品德。听到班上有非议同学的声音，她担心这些想法升级成更大的恶意，所以会公开纠正其中的错误。她看到，不是全部的学生都会转变，但只要一部分人受到触动，恶意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少。

她也意识到，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

周晴坦承，老师的偏爱有时无法避免，但她不想在学生面前明显表现出倾向性。换位思考会发现，如果学生觉得“我被老师讨厌了”，那会产生很难受的感觉，也容易让班上对这位同学产生无意识的排斥。

“已经过去了。”周晴笑道。一些伤痛无法消失，但她仍然相信，教育拥有改变的力量。

（文中受访者除陈亮外均为化名）

文/冯蕊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