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北大中文系教授）

编者按：今年初，二十四卷本《陈平原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3月22日，《陈平原文集》出版暨现代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会场名师云集，来自国内外近4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参会并发言。

本文刊发北大中文系温儒敏教授的发言及商务印书馆编辑倪咏娟的编辑手记，以飨读者。

一篇论文，奠定稳实的治学根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广州中山大学一个讲堂里挤满了学生，著名的文学史家王瑶先生正在演讲。其中有一位潮汕籍学生凝神听讲，可是总听不清讲些什么，因为王瑶先生的山西口音很重。但这位青年还是被王瑶先生的“气场”给征服了，决定要报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生。

这位青年就是陈平原。

陈平原绝顶聪明，投石问路，把自己写的一篇关于许地山的研究论文寄给北大的钱理群。钱理群是热心人，看了陈平原的论文，拍案叫好，就转给王瑶，建议王瑶先生招收陈平原读博士。经过考试，陈平原确实很优秀，就被录取了。那是1984年秋，陈平原如愿考入北大，我那时已经是北大的讲师，也参加考试，平原和我二人就成为中文系的首届博士生。

那时的博士生学习主要是自己读书，和老师交流。陈平原有很强的专业敏感，总能抓到新鲜而又适合自己的题目。当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刚刚拨乱反正，恢复元气之时，他的眼光就转到清末民初，试图突破当时有定论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框架。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以1898年作为中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起点。他大胆采用当时刚传入的西方叙事学理论，把小说形式的变化与社会文化的转型结合起来，探讨了晚清与“五四”两代作家如何完成从小说叙事模式的变迁。这是颇有创意而且富于成效的研究。也就是这篇论文，奠定了陈平原治学的根基，相当稳实。

也就在平原兄博士论文出版前后，北大严家炎、洪子诚、钱理群等六七位老师申请了一个项目“20世纪中国小说史”，也打算从清末民初一直写到当代，是多卷本。可是集体项目容易成为“和尚挑水”，很难做好，多年过去了，也就只有平原兄写完他负责的第一卷，即清末民初部分，其他几卷都不了了之。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达到了他本人的治学高峰

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界在流行“方法热”，并对当时主流的文学史（王瑶先生于唐弢先生的两种现代文学史）进行反思，陈平原也跃跃欲试，要重新擘画现代文学史的写法了。

那段时间，陈平原经常和黄子平到北大南门21楼钱理群的单身宿舍聊天，谈天说地，挥斥方遒。他们聊到文学史的新写法，试图要突破既有的、与革命史完全“对应”的框架，初步拟想新的文学史叙述主线与板块，比如“启蒙”、“感伤”、“融入世界文学”，等等。他们非常兴奋，用小录音机把对谈的内容记录整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随后，上海等地也有陈思和、王晓明等提出“重写文学史”，与北京的“三人谈”遥相呼应。

记得“三人谈”发表后，王瑶先生是不满意的，埋怨他们“包揽”了那么多不同类型的文学，梳理出什么启蒙、感伤等文学史特征，唯独遗漏了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

应当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对于当时文学史写作的框架与方法是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的，而王瑶先生的批评也有其道理。只因为这个新概念仍然比较粗放，缺少可操作性，其后，也始终未见按照“三人谈”思路写成的文学史。但对于陈平原等三人来说，这可是“爆得大名”的一个机会。后来陈平原与老钱、子平结为莫逆之交，也许还会加上在美国的王德威先生，他们彼此相辅相成，成就了很自信且自足的“学术共同体”。

三人中老钱最年长，却比较理想主义，富于激情，点子多；黄子平智慧，更带文学气质；陈平原最年轻，反而沉稳圆融，遇事会拿捏分寸。三人可以说珠联璧合，在学术推进方面风云际会，成就功业。

八九十年代之交，“重写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一度消沉，陈平原审时度势，决定往“学院派”务实的理路上转。他和一些好友合作主编人文研究集刊《学人》辑刊，影响也挺大的。而他自己却研究起武侠小说来了。这大概为了呼应当时的“金庸热”，人们希望超离沉闷现实获得某些天马行空的愉悦。虽然《千古文人侠客梦》仍然秉持陈平原用惯了的作品结构类型分析方法，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也赢得普通读者的关注。

九十年代后期，也许觉得现代文学研究的地盘窄小，人多拥挤，难于施展拳脚，陈平原决定再转向，转到学术史研究。起因是王瑶先生生前有过的构想，希望写一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也和陈平原谈过学术史研究的意义。

陈平原为导师生前未能实现这个写作宏愿而深感遗憾，决定自己来写。他转向学术史研究，也是因为看到当时学界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空疏的学风，有自己的反省。他希望通过《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写作，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确定自己的学术路线。他并没有完全按照王瑶先生原来的设想，对近现代学者做全面论评，这可能工程太大，力有不逮；他是重点选择章太炎和胡适作为评析的个案，凸显“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

在这本书中，对章太炎学术之路的分析相当精彩，对章太炎所主张的“政学分途”，“求是”基础上“致用”观，以及将史学研究作为切入人事经世途径做法，都有细腻的分析，欣赏的意味浸透纸面。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到陈平原向往的治学理路，以及他对当时学界混沌状态的忧心。陈平原这本书的功力及其所表达的学术思想，都达到了他本人治学的高峰，我看这本书比他其他多种书的影响将更深远。

他的题目往往让同行眼前一亮

陈平原的才志颇高，也很自信，其研究自成一格。他喜欢抓文学史或文化史的“现象”，特别是那些人们司空见惯却未必格外关注的“现象”，然后围绕“现象”收集观察其源流和特征，给予理论上的阐释。这大概也借鉴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法，那是讲述体，不像一般论文那样讲求逻辑和概念，而重在纲举目张，凸显自己的观点。论题若论涉面太大，难于一网打尽，陈平原的妙法就是“以什么为中心”，侧重个案研究，以点带面。他这种治学撰文的方法现在有很多博士论文在模仿，对于学术训练是有效的，当然，弄不好也可能沦为取巧。

陈平原不属于那种特别专注于某个学科的专家，他志向大，兴趣广，身居学界，却又常顾及当下社会与学术界现状，在做好“主业”小说史与学术史的同时，也用一些精力去回应“热点”问题。他并非凑热闹，赶潮流，还是从自己熟悉的专业“做出去”。他的题目往往让同行眼前一亮。比如，他研究图像、演讲、画报等，及其与文学之关系，就非常好读，一般读者也欢迎，而里子却又有文学与文化变迁的专业思考。包括《图像晚清》《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都是首开风气的论作，是畅销书，我也是喜欢读的。

平原兄在文学史、学术史研究领域接连撰写上述多种著作，成为学术“大咖”之后，还经常关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持编写《老北大的故事》《中国大学十讲》《大学何为》《文学如何教育》《中文系花开花落》等书，多为演讲访谈之类，既有历史回顾，又有现实批评与思考，对于中国大学教育如何总结经验，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陈平原这方面的论著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他其他著作。陈平原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对于大学教育进行独立思考的，他的有些理念未必都能付诸实践，但作为一种“观照”，对如何办教育还是可以起到某些制约与启示。

两年前我读到平原兄主编的《潮汕文化读本》，是介绍和普及潮州汕头一带的民俗文化的，用生动的笔触记录和保留了民间文化，非常有意思。可见平原兄年岁渐大，越受思乡的蛊惑，对于家乡和家乡文化的建设，心生热情。

平原兄秉持“政学分途”的理念，从不触及“高压线”，但不妨碍从学人角度做淑世之举。在学术场合，他自信满满，说话直，不绕来绕去说套话。遇到他认为不当或者错误的观点，会当场指出错讹，连说“不对，不对，不对”，然后表明自己的看法一二三。参加各种会议，他也总是写好文稿，有备而来，别出心裁提供新鲜的说法。

平原兄是时代幸运儿，和多数学术前辈与同代学者比起来，他的学术之路顺畅得多。平原的成功取决于聪明与勤奋，以及他夫人夏晓虹的佐助。这对教授伉俪的相辅相成，一加一肯定大于二。

另外，陈平原的学术成长是在八十年代，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他又身处北大，受北大自由、宽容的学风滋润和护佑。在一些关键时刻，陈平原都得到中文系和学校的支持。平原兄的学问成就获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1989年王瑶先生过世后，陈平原写过一篇动情的悼文，题目叫《为人但有真性情》。平原兄也是努力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具有“人间情怀”的。这从他论述的字里行间常常能感受到，他并非那种做死板学术的专门家。我常感慨现今的中文系缺少“文气”，很多教文学的未见得会写有“文气”的文章。而平原兄才华横溢，他的文字是通达、明快，而又有温度的。他喜欢用类似讲演或者聊天的口吻作文，让人感到亲切。他的许多散文随笔，都是学问家有情趣又接地气的佳品。这同样也体现平原兄所追求的“人间情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