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钟粹宫正在举办的“大圣遗音——古琴文化展”，是继2019年后故宫又一次重要的琴展。为此写下这个题目，自己也不禁莞尔。不过，事情总有起因。
重返现场
几年前，有人列出“新四大俗”：听昆曲、学古琴、喝普洱、练瑜伽。经过这几年，好像不大有人提了，但是带有鄙薄意味的调侃依然存在。这种调侃实际上隐含着两种不同方向的声音：一种是对“慕雅”的鄙夷，这带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在这种意识中，某种“接地气”的主张看似有个理直气壮的声音，实际上它是“拉高就低”的，它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没什么好处。
另一种是我们要真正探讨的，它更多来自一种痛心——对经典的、高雅的文化被过度商品化、流俗化、简单化的关切。这往往来自已经多少知悉其中滋味者。他们对尚未入门却热衷于让这些“高雅”场景图像充斥自己社交网络者的行为——诸如各种古装摆拍、“营销”之类，通过讽刺表示不满，但更多的是对消费主义语境下这些高雅文化真正的价值核心被消解，沦为一种装饰的担忧。
“慕雅”并没有什么过错，就连“附庸风雅”也无妨。没有“附庸”，哪来“风雅”？香菱尚且知道“慕雅女苦集慕雅诗”，本身这是一种对精神生活的肯定，意味着在物质生活之上，我们可以有更高的追求。而这种精神追求反过来使我们更加理解现实生活，理解我们自己。但这种理解总是要有一个过程，所以“道”总是比“技”更为重要。至于既有的经典，往往是古人“悟道”的结果——它包括各种文字、声音、图像的呈现。个中意味，今天的人们都需要重新学习，“重返现场”。
鼓琴穿搭
比如，一个听琴（琴，在古文中指的就是古琴）的场景应该是怎样的？我们以宋徽宗的名画《听琴图》为例。尽管“天下一人”赵佶是个帝王，但是在这种场合他显然以寻常道家的身份出现，听琴者二三人，童子一人而已。环境是非常清雅的，空间是很小的。抚琴者与听琴者，服装都很素雅，甚至可以说清淡。他们显然投入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
琴，作为四艺之首，对于读书人“内圣”的塑造非常重要。所以帝王尽管心态不同，但这个传统的“图式”也是要遵循的。明朝皇帝没有不好琴的，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都是高手——他们抚琴的“图式”也并无不同。比如故宫博物院藏的《雍正行乐图册》。我们发现“四爷”多次在松风、竹林间鼓琴，也是道家的样子，衣着是极为简素的，指法是相当专业的；历史文献也记载有雍正帝在音律方面的高超造诣。
雍正行乐图册（局部）
简言之，鼓琴场合，无论帝王或民间，都要遵循一定的“图式”。这种图式也包括了今日所谓“穿搭”。在这种对“物我两忘”、人与自然融合的追求中，华丽的、繁复的“美”都是多余的。它首先就排除了“脂粉气”——此乃大忌。但“脂粉气”并不特指性别，就像古琴被认为是“阳刚”的乐器也不是指“男性专属”一样。或者可以说，任何功利的、心机的因素都只是多余之物。简言之，鼓琴场合如果对视觉方面有些要求，那也是为了悟“琴道”而营造一种启发性的氛围。所以我们能看到，有修养的琴人，“穿搭”都很素雅（或许用时髦的话讲，是一种“智性穿搭”）——这可不是“人设”的问题。是所谓低调奢华的素雅还是简朴的素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当然“穿搭”还包括了琴衣（琴囊）。讲究的琴囊的审美同样也在“素雅”这个范畴内。这方面，古琴音乐的清淡与西方古典乐的严谨是非常不同的。传统的西方古典乐场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礼服，然而王羽佳开音乐会穿成什么样子也都是成立的。因为西方音乐本来就包含了狄奥尼索斯精神，就需要“迷醉”。西方音乐沉重的主题下有各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力不足为怪。但是，同样的“醉”，作为道家音乐系统的《酒狂》就不同了：它绝非对醉酒的歌颂，而是“物外”精神——与其说是“微醺”，不如说是“逍遥”。不理解这点就难以融入古琴的世界。古琴的图式就是“三五知音”，并不宏大（当然作为“礼乐”的重要一部分，即“韶乐”，在庆典中的出场除外）。
无需“穿搭”
故宫“大圣遗音”展在“再现”听琴的氛围感方面，是用心的。这回展览用新媒体手段和实景再现了清宫行乐图的场景，兼有例如“携琴访友”玉山、琴式镇纸、琴式砚等文房宝物，让人体验到琴如何是古人生活的一部分。它是“活生生的”，活跃在各种生活场景中。观众也可以自行脑补在这种氛围下如何“穿搭”。
故宫藏琴以明清两代皇家收藏著称。现藏八十八张琴，唐宋元明清都有，且多为“重器”。虽然这次展览的几张老琴中并没有“大圣遗音”，但依然值得回味。
“大圣”，当然是指圣人。能称为圣人者是寥寥无几的，也就是舜、周文王、孔子这些人。大圣遗音，是说琴之“德”。东汉蔡邕《琴操》中说：“琴，兼三才而备九德，真大圣之遗音也。”这种拟人化的说法赋予古琴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三才即天、地、人）。琴道，即“圣人之道”，而一张琴能用“大圣遗音”命名，可见非同凡响。
流传下来的“大圣遗音”有两张，背后都有“至德丙申”字样。至德元年，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玄宗不得不宣布退位，让位给唐肃宗。这张古琴很可能与此有关。唐肃宗李亨被立为太子后长期受杨国忠的排挤，马嵬坡兵变，诛杀杨国忠，缢死杨贵妃很可能与他有关（但没有确切的记载）。“大圣遗音”琴出自斫琴名家雷氏（雷俨）之手，有可能是为庆贺唐肃宗登基而作。现存两张“大圣遗音”都曾由王世襄先生过手，其中一张“伏羲式”2012曾拍卖出1.15亿天价，想必买家也当视若珍宝。另外一张即故宫的这张“神农式”。
唐琴，尤其盛唐的，弧度看上去更为大、厚、圆，更有宏大气象，“断纹”也极美。这充分体现在“大圣遗音”上，琴音也被行家鉴定为“古厚”——这是极高的评语。琴背龙池两侧刻有隶书（唐隶）铭文“巨壑迎秋，寒江印月。万籁悠悠，孤桐飒裂”。这令人不禁想起白乐天那句“三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巨大的、历史的苍凉感扑面而来。
展出的唐琴“飞泉”也是出自雷氏家族之手。此琴红髹秀美，玉轸金徽，小蛇腹断纹。虽然琴的背面刻有“贞观二年”字样，但是它的形制不复大唐气象，而是呈现出一种秀丽的韵致（当然也可以说它似乎有点花哨了）。鉴定家们认为它并非唐宫的琴，但这无损于它的价值。此琴在民国时为海军上将（同时也是著名琴家）李伯仁所得，个中经历颇似传奇故事：某日一壮士找到他，称为治父病愿转让一琴一剑，俱是难觅之宝物。李伯仁受琴却剑，解决了对方的燃眉之急，又不掠人之美，一时传为佳话。其中“剑胆琴心”的伦理价值恐怕不输于琴本身。
飞泉琴 连珠式 晚唐雷氏制作
位于展览C位的是“海月清辉”——南宋的“仲尼式”名琴。它堪称宋琴审美的“标准器”，即“文雅”的典范。“仲尼式”本来就是最简洁的形制，这张琴又更为修长（琴肩更窄，因此越发显得修长），尤其给人“文气”的感觉。但凡事总有不完美处：乾隆皇帝太爱它，于是率一帮大臣在琴背一通铭刻，且髹以大黄大绿大红大蓝，所以看背面竟然恍惚如乾隆式美学。
海月清辉琴 仲尼式 南宋
明琴“蕉林听雨”也是不能错过的大名品。它形似一张反转的蕉叶，是声学和美学的一种巧妙的“仿生”。展出的这张琴尤其给人浑然天成之感，背面有成亲王和左宗棠的铭文。成亲王功力深厚，颇有晋唐之意，也算是不辜负此琴了。
元明之间的斫琴大师朱致远的无名“仲尼式”也在展出之列。他的作品素以法度森严著称。见到它的那一刻，就有一种想法，“就是它了”——细节、比例、断纹……这种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就是它无处不妥当。而它的声音奇古，堪为古琴“标准件”。郑珉中先生当年将此琴与两床唐琴并列为三件一级品，不是没有道理的。
明初 《秋鸿》图谱册（局部）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览也给文字符号学——琴谱留下了空间，特设《秋鸿》单元。明宫旧藏明初浙派的琴谱《秋鸿》图谱册让我们看到了古代文人精神生活的珍贵图景，集古琴、书法、国画、篆刻于一体的宝物。它好似交响乐的总谱，又好比连环画，让我们看到或听到《平沙落雁》那种清微淡远的意境。鸿鹄之远志，逸事之胸怀，秋鸿归处，即是我们的安心处。安心，正因为一切自在无求。这或许真的不需要刻意去“穿搭”。
编辑/史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