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跃华
罗少强嘱友人寄来孙郁大作《闲话汪曾祺》（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言下之意希望写点东西。我为邵燕祥、锺叔河的事情打扰过他，孙郁又是东家走出的著名学者，于情于理于进一步了解汪曾祺其人其文都必须认真拜读，黾勉交卷。
我徜徉于有点像文学简史或文学简论的“闲话”中，感受到了孙郁通过汪曾祺来写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废名、朱德熙、李健吾、黄裳、黄永玉、赵树理、老舍、邵燕祥、林斤澜、贾平凹、张爱玲等一群人的匠心独运。汪曾祺的幼承庭训、名师亲炙、读书写作、文学地位、爱好交游、人生际遇，穿行于《爱的文学》《样板戏》《乡土气》《梨园内》《食与色》等三十一个章节，形象立体鲜活。多么有趣可爱的一位老头儿，难怪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说：“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欢你。”
“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
《一个儒者》说：“汪曾祺谈到自己的家谱多少还是有些自豪的。”他有这个资本。
汪曾祺出身于一个房屋、家具、习俗都很旧的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末拔贡，没来得及参加朝考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谕就辛亥革命了。他拥有两千多亩田产、两家药店、一家布店，但自奉甚薄，花钱买字画古董却一掷千金，是个带有浪漫色彩和诗人气质的乡贤。他喝了酒常大声背诵唐诗。一次酒后和孙子聊天，忽然说起年轻时候的风流韵事，说得老泪纵横。父亲多才多艺，热心公益，充满童趣，活得很有兴致。他有句名言叫“多年父子成兄弟”。学校开同乐会，他应邀前往伴奏，胡琴一拉就是半天。儿子初恋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他喝酒，给儿子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总是先给儿子点上火。
“耳濡目染，不学以能。”汪曾祺从小对五行八作的生活充满好奇。他放学回家总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银匠錾罗汉，看篾匠做筢子，看车匠造大车，看灯笼铺糊灯笼，看各种各样店铺作坊，可谓百看不厌。他常到自家的两处药店玩，尤其是保全堂，几乎每天都去，熟悉药材的形状、颜色、气味和一些中药的加工过程，有时还动手搓蜜丸、碾药、摊膏药。他从这些手艺人身上，嗅到了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
汪曾祺热爱大自然的花鸟鱼虫。家中园里开了什么花，他第一个发现。祖母佛堂那个铜瓶里的花是他根据季节更换的。他乐意干掐花供奉的差事，还不时来点花样给长辈惊喜。大年初一，汪曾祺早早起床，选摘几枝腊梅，剥下骨朵，用花丝将骨朵穿成插鬓花，送给祖母、伯母、继母。她们梳了头就插戴起来，然后互相拜年。汪曾祺穿花的时候，服侍他的女佣小莲子常拿着掸帚在旁边看，她头上也常戴着他的花。汪曾祺到晚年还很得意少作：“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
这个“工艺美术师”就读西南联大时穷得没钱吃饭，睡懒觉不起床，逃课，必修课体育也逃。大二英语考试睡过头记零分。留级一年补考合格，又不接受国民政府征召给美军当翻译，作开除论处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沈从文从他作品中看出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郑重提醒：“千万不要冷嘲。”汪曾祺到上海后又写信讲到这点，要他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1961年1月15日，汪曾祺写信向恩师报告下放劳动的收获，沈从文热情鼓励：“应当想象得出我高兴心情。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只要有机会到陌生工作陌生人群中去，就尽管去滚个几年吧。”
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汪曾祺在风吹日晒雨淋雪打中皮实了，通透了。有人问他：“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概觉得汪曾祺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他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撑过来的。他回答：“随遇而安。”《安之若命》引用他一段话解释：“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绘画、书法，京剧、昆曲，做饭、喝酒……汪曾祺骨子里有种快乐哲学的基因，他高雅与世俗兼容并蓄，享受着平民化的生活乐趣。《黄裳》说：“汪曾祺不得高寿，乃痴心于现实的美意，自己深陷在艺术的享受里，饮酒、游玩，耗费了许多时光。”似有求全责备之嫌。如果汪曾祺像黄裳一样“更能沉潜下来，默默地在书海里游走，不为外物所扰”，那他还叫汪曾祺吗？！
“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的人”
汪曾祺选编自己文集时有个奇怪感觉：一个人成为作家“这多半是偶然的，不是自己选择的”。这与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所说“公之于文，得之于天”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给作家的社会分工定位：“我觉得作家就是要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并说他的作品一部分感情是忧伤的，一部分有一种内在的欢乐，一部分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还有些是三者混合一起的产物。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感情从何而来？
从生活中来。
汪曾祺的生活足迹主要在家乡高邮和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任北京市文联《说说唱唱》杂志编辑五年多，最大收获是了解了北京的底层文化，结识了身上散发着好玩气息的主编老舍、赵树理那样的前辈，学会了“如何从百姓中学习语言、提炼语言，如何在民间戏曲中感悟表达的神采”（《大众之音》）。老舍、赵树理放得下读书人的架子，执著从市井和农村生活中打捞美、创造美，市民、农民成为他们心头的艺术之母。老舍“对平民的爱与观照，有点基督徒的意味，将大的悲欣融入其间，内心热流滚滚”（《老舍先生》）。
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是汪曾祺下放劳动过四个年头的地方。他与农业工人同吃、同劳动，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大炕。他们在田间、果园、床头跟他说过不少心里话，没有顾忌。汪曾祺零距离观察农民，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汪曾祺接触的大多是普通人。他每到一地喜欢逛菜市场，进小酒馆，感受升斗小民的烟火气，从他们身上发现美好的、善良的品行。他认为：作家想象和虚构的来源，一是生活的积累，二是长时期的对生活的思考。他发现生活里的某种现象有所触动，感到其中的某种意义，便储存记忆里，作为想象的种子。然后带着对生活的全部感悟，对一角隅、一片段反复审视，从而发现更深邃、更广阔的意义。井淘三遍吃好水，生活的意义不是一次淘得清的。他可遇而不可求的某些题材在记忆里存放了三四十年。
从书本中来。
汪曾祺坦言受影响比较深的作家：“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如孔子算作家，当名列榜首。汪曾祺自称“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的人，从《论语》里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性格的活生生的人。”他把孔圣人定位于人情、审美层面，略去了社会事功。看评剧《鞭打芦花》，他推测剧作艺人未必读过《论语》，但他们“掌握了儒家思想最精粹的内核：人情”。读《震川先生集》也就《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几篇散文，他想不明白：归有光这个“思想迂腐的正统派，怎么能写出那样富于人情味的优美的抒情散文呢”？
汪曾祺主张读和自己气质相近的书，“读得下去就一连气读一阵，读不下去就抛在一边”。他读得最多是《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岭表录异》《岭外代答》《植物名实图考》《花镜》《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等节令风俗、方志游记、草木虫鱼、书论画论、野史笔记。鲁迅的书他感兴趣的是方言、谣俗、民风。这种趣味杂览法，使古人神韵悄无声息地浸润着汪曾祺的文字。相反，没有杂学的作家，文字就显得过于简单。《杂学》举例：“比如巴金，是流畅的欧化句式，是青春的写作，优点是没有暮气，缺的是古朴、悠远的乡情与泥土味。”这是不刊之论，汪曾祺的文字确实比巴金的有味、耐读。我们放眼晚清之后的文人，鲁迅、周作人、郑振铎、阿英们之所以文章写得好，无不皆因多通杂学。
汪曾祺不仅读书注重人情味，而且“齐家”亦有乃祖、乃父遗风。他家孩子有时跟着母亲叫他“老头子”，孙女也这么叫，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可汪曾祺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汪曾祺将孔子的仁心、恕道与老百姓的“讲人情”相提并论，上升到伦理道德支柱的高度，格调或许不那么高大上，但这种尘俗化的“三观”满满的人情味。
《故里三陈》手稿
“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
《革命话语》《人间世》等论及汪曾祺与孙犁都是现实主义作家，都远离文坛热闹，都关注凡人小事，都敬畏母语文字，都热心奖掖后进，都身后著作一版再版。他们近在咫尺，缘锵一面，彼此欣赏。
汪曾祺《随笔写生活》说：“孙犁同志有些小说几乎淡到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语简而情深，比如《亡人逸事》。这样的小说，是不会使人痛哭的，但是你的眼睛会有点潮湿。”孙犁《读小说札记·五》说：“去年读了汪曾祺的一篇《故里三陈》，分三个小故事。我很喜欢读这样的小说，省时省力，而得到的享受，得到的东西并不少。”并谦称“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其实，他们“和而不同”之处更多，将来有机会再细说这个话题。
汪曾祺没有写过重大题材，没有写过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过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他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由生活经历、文化素养、精神气质所决定的。他笔下的市井小说、散文，人物身上大多留有传统文化的印迹。他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写的人物也大都有原型。祖父、外祖父、中学老师、药店掌柜等熟悉人物（包括自己）的特点，被他移花接木到别人身上去了。偶尔也“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但多以一个人为主。他对于所写的人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角度，为了表达自己的什么“意思”会有所夸大，有所削减，有所改变，加入作家通常所说的主体意识——假设和想象，但总还是和某一活人的影子相黏附的。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这种事他从没干过。
欧阳修的文章成于“三上”（马上、枕上、厕上），汪曾祺也八九不离十。他每天睡醒赖在床上，边抽烟边打腹稿。吃完早饭去菜市场，路上也是边走边想。坐在沙发上喝茶或闭目养神，脑海里想的还是这些东西。全篇各段都想好，腹稿大体成型，几乎能够背出，然后凝神定气，一气呵成。当然也有修改或重写过三四篇的作品。这是他追求文字如“春初新韭，秋末晚菘”。
汪曾祺受国画、民歌、戏曲影响，文字富有音乐感。他认为：“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像包世臣论王羲之书法所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他的语言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母语无与伦比的优美和劲道就彰显出来。他六十岁写的东西抒情味比较浓，写得比较美。七十岁后越写越简单，越写越朴素，越写越平实，文章醇厚绵长，更有味道。这些《墨痕内》作了注脚。
汪曾祺的作品不大关涉政治，与《各自的路》中自觉走鲁迅之路的邵燕祥的执著当下，对社会丑恶现象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评形成反差。但殊途同归，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都热爱自己的祖国，只是“走法各异”罢了。汪曾祺的社会责任和艺术良心似小桥流水。他反复申明：作品写出来放在抽屉里是个人的事，拿出去发表了就是社会的事，总会对读者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这事不能当儿戏。他有一个朴素的、古典的想法：“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关心，对人的关心，对生活、对人持欣赏的态度。这样读者的心胸就会比较宽厚，比较多情，从而使自己变得比较有文化修养，远离鄙俗粗俗，变得高尚一点，优雅一点，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人品。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汪曾祺笔下过滤掉悲苦的、惨烈的、颓废的东西，精心呵护着文字的美好和纯洁。无论小说《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八月骄阳》《职业》《仁慧》，还是散文《沈从文转业之谜》《赵树理同志二三事》《闻一多先生上课》《泡茶馆》《跑警报》《旧病杂忆》《沽源》，这些优美的文字给人欢喜，给人温暖，给人力量，给人希望。
白璧微瑕的是，“闲话”想表达的内容比较多，文学语言用得比较多，偶尔有散光甚至喧宾夺主的时候，文风也与汪曾祺所倡导的“语言的朴素”微有不同，可能妨碍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但作为文学教材和专业读物自可另当别论。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