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展厅内，灯火通明。一早就来到展馆的方继孝先生向“青睐”会员走来，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他笑着说：“今天我刚从拍卖会入藏了几件文物级别的‘宝贝’，算是福利，带来给大家看看。”

11月4日，“青睐”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参观展览，李贞实馆长与知名文史学者、鉴藏家方继孝联袂主讲，展览中的重磅手稿真迹也由方继孝提供。当天，博物馆特意为“青睐”打开所有场馆，这场“专场”讲解，令大家感受到了真正的沉浸式体验。

李贞实坦言，通过这次“红色血脉燕山太行——红色高等教育文献民间收藏精品”布展，她接触到很多民间收藏家，令她非常感动，“他们非常有情怀，尤其是方先生，受聘成为我们馆的荣誉馆员，拿出的展品都非常有价值。我们跟方先生做的是同一件事，就是挖掘容易被人忽略的历史背后的故事，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人民大学红色血脉的故事。”

方继孝则直言，他多年收藏、研究名人信札手稿，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有着非常深厚的了解，作为文化的传承者，他感到有责任、有义务将中国人民大学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我与大家分享的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披露。”

和延安一样，太行地区也是中国人民大学重要的校史发源地

为什么是“红色血脉燕山太行”这个主题？李贞实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展览背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937年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和延安一样，太行地区也是中国人民大学重要的校史发源地。他们一脉相承，为中国人民大学奠定了深厚的精神底蕴和发展基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就了无数“革命的先锋队”，为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式大学探索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方继孝说他看过很多资料，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把大批爱国青年培养成为优秀的抗战干部，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成仿吾等人筹办，成仿吾任陕北公学校长兼党团书记。陕北公学最初的学员约300人，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的人已年过半百。全体师生自己动手，开荒挖窑洞。

陕北公学初期的主要教员有不少是从国统区陆续抽调来的知名学者和文化名人，有邵式平、周纯全、艾思奇、吕骥、徐冰等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央机关干部等经常来校讲课或作报告。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几乎每隔几天就到陕北公学作一次报告，讲授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与策略问题。

1939年夏，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寇、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攻解放区。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校址迁至晋察冀根据地，成仿吾任校长兼党组书记。华北联合大学实行军事化管理，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被称为“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方继孝直言，“当时西南联大是在大后方，华北联合大学是在晋察冀根据地，在硝烟当中辗转学习。从1939年7月至1948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共培养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外语、新闻等方面的干部约6000人。实际上新中国很多重要岗位的人物都和华北联大有密切关系，他们当时要么是教员，要么是学生。”

需要简化的汉字只有800余字

吴玉章推动的文字改革意义重大

“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的照片在展台正中,令人注目。“这张吴老的原版大幅照片是孤品，1951年在大北照相馆拍摄的，非常有神韵。旁边是吴玉章的亲笔信，也非常有史料价值，这个信封是一个宣纸自制封，上面写着：北岳二分区地委城工部张照（曾任华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兼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副所长等——编者注）同志启，工校研究班寄。‘工校研究班’这个地址就是当时中央首长在西柏坡的地址，是不公开的。”

吴玉章为什么要给张照写信？方继孝揭秘说，“吴玉章信中所谈的，是有关张照提出新文字定型的问题。”

方继孝曾经花了十年工夫研究文字改革档案，对这段历史如数家珍，“吴玉章在延安时候就研究文字改革，他不仅参与制定了《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还积极推广这些方案，推动了文字改革的进程和普及。这封信中涉及的‘新文字定型化的问题，前几年在延安曾经提出过’，表明一个事实：中国新文字的创造，虽然钱玄同、赵元任颇有贡献，而实际上是开始于1928年，当时瞿秋白、吴玉章等就已经在莫斯科开始了根本改造中国文字的工作。”

他介绍说：“一开始，汉字改革的初次草案叫做《中国拉丁化字母》，规定了字母和几条简单的规则。我收藏有吴玉章亲笔所写、钢版印的拉丁文识字课本，还有当时在延安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原始名单。1931年9月26日，在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

后来，中国拉丁化字母为什么没有推行？“我也有收藏证据，林默涵同志在一次会议上传达，1954年，毛泽东谈到拼音字母时，作了指示，大意是:在延安时推行的拉丁化新文字弯弯扭扭，像个鸡肠子。”看着展柜里的拉丁文展品，大家都笑了。

方继孝说：“我们现在再看，拉丁字母已经脱离了中国汉字的文化内涵。叶簇士在《毛主席对文改工作的指示和关怀》中曾经谈到过，字母采用民族形式，搞了几年，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后来拉丁化文字最终没有再作为文字改革的重点。”

方继孝表示，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反对汉字简化的声音，实际上，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是传承下来的。“我收藏有叶恭绰先生的讲话稿，里面就提到，我们改革汉字，是遵照中央和玉章同志的意见。叶恭绰是书法家，他根据临摹碑帖的经验提出现有汉字真正要改的大概有1000字左右，民间已经约定俗成的、书法当中的简化字等都可以直接使用。吴玉章非常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后来经过调查论证，需要简化的汉字只有800余字，这就使简化汉字的推广能够实现普及，吴玉章推动的文字改革，意义重大。”

吴玉章不仅是人大的老校长，还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同时他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是革命家。李贞实也补充说：“吴老在党内的地位相当高，是‘延安五老’之一，毛泽东同志对他非常尊重，党中央给他过了六十大寿。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时，毛泽东请周恩来邀请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7年，直到1966年逝世，为人民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茅盾的一封亲笔信

吴玉章当即决定汉语拼音从小学使用到中学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周有光是汉语拼音之父。其实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著名教育家、文字学家林汉达先生就在研究汉语拼音，我收藏有林汉达研究汉语拼音的厚厚一沓手稿，他曾任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副部长，他对汉语拼音的推广起到了关键作用。周有光是1955年开始参加制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此后，拼音字母在各方面逐步推行。”

方继孝从提袋中拿出“宝贝”文献展示，“这是一封沈雁冰1960年写给吴玉章的亲笔信，这封信背后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当时茅盾的孙女在黑芝麻胡同小学上学，有一天茅盾给小孙女出了几个汉字，可是她不会写，让她标拼音，她也不会标说忘掉了，因为到三年级就不教拼音了。茅盾听完就感到这是个问题，他就给吴玉章写了这封信。”

大家凝神细看，信中写道，“我建议：文改委会采取措施，同教育部协议，必须在小学二年三年乃至四、五年级的语文课中，要有一定时间复习拼音文字，同时，小学二年至五年的作文课中，必须有以拼音文字写作的练习。我曾以此意告知教育部负责人，但未蒙佳音，因此，不得不向您玉章同志呼吁！是否有当，仍便示覆。”吴玉章当即就决定，汉语拼音要从小学使用到中学。

方继孝也感叹，“吴玉章先生有威信、懂教育，而且他还有非常了不起的一点：知人善任，新中国成立时有很多岗位缺口，他推荐了很多人才。”

当年引进延安的几棵苹果树

把昔日贫瘠的黄土高原变成一座大果园

继续向前，方继孝指着一封抬头为“华北联合大学专用笺”的信讲述说，“这是成仿吾写给乐天宇的一封信，字写得非常好。乐天宇是著名的农林科学家，当时任北方大学农学院院长。从信的内容上看，当时的成仿吾校长在考虑种地的事。到春耕了，庄稼长虫子了，他关心农学院怎么治理，还谈到用一种滴滴涕的农药问题……”

谈起中国现代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喜欢现代文学的读者首先想到的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方继孝表示他们三人是主要发起人，成仿吾是创造社权威的理论家，他大刀阔斧的批判手笔赢得了“黑旋风”之称，而且不同程度影响了创造社同人的创作。“我曾有目的地寻访创造社成员手迹，经过多年的寻寻觅觅，居然收集到以上几位主要发起者的手迹，最晚得到是成仿吾的手迹。”

李贞实补充说：“说到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大家公认的一般都是吴玉章、成仿吾两位先生。成仿吾1937年任陕北公学校长，1939年带领几千名青年学生奔赴敌后，创建华北联合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而且，成老是唯一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教授。”

说回成仿吾和乐天宇的这封通信，方继孝讲述说：“乐天宇和成仿吾同为湖南人。乐天宇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同毛泽东相识，参加了当时的驱汤、驱张运动。1940年4月，到达延安，是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院的教授。他为延安引入了西洋苹果树，并在延安光华农场试栽成功。当年引进的几棵纤弱果树，让从来没有见过苹果的延安人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大道，苹果树推广开来，成为延安地区重要经济作物，把昔日贫瘠的黄土高原变成了一座大果园。”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被方继孝讲得妙趣横生。

丁玲的一封信揭示《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创作背景

大家跟随方继孝边走边听，“这是徐特立写的一封推荐信，非常难得一见。当时湖南有五个女学生向往革命，想上华北联大，请他推荐。”

“这封是朱子奇（著名诗人、评论家）的手稿，朱子奇在延安是个活跃人物，他从延安一步一步潜伏到河北，沿途经过白区没有暴露身份，最终找正规剧团买到戏装，又历尽艰辛背回延安。毛泽东、江青都表扬朱子奇，说他很勇敢。”

“这封是阿甲的手稿，阿甲在延安鲁艺和江青一起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新中国成立后，阿甲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处处长等职务。”

另一面展柜中有丁玲的照片和亲笔信，“谈到丁玲的代表作品，大家必然会想到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使丁玲在中国和世界文坛上得到赞誉。这封信反映了她创作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背景，《霞村》是丁玲在延安时期的一篇力作，是她对抗日文学的积极拓展，非常有价值。当时这部小说出来以后，在延安曾经引起争论。丁玲住在霞村的时候，一天晚上，听到房东全家都在指责一个女孩，说她品行不好。原来这个十六七岁的女孩被炮楼里的鬼子掳去，遭受蹂躏。但不知为何她自己又去了炮楼，村里人全都不理解，对她指指点点。丁玲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孩与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她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几次进出炮楼，搜集情报，扶病冒险给游击队通风报信，最后游击队成功端掉了这个日军炮楼。”

听到这里，大家不禁万分感慨。方继孝也动情地说：“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成的，在那个时代很了不起，丁玲对这个农家女儿的敬意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字之中。主人公贞贞有段告白：‘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后来我同咱们自己人有了联系，就更不怕了。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看得出来，《霞村》在创作过程中，丁玲是动了真情的。这份真情也给读者的心灵带来了冲击波。冯雪峰说，丁玲发现了贞贞灵魂中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

“这封信还记录了时代印记，1950年6月6日，丁玲给生活书店邵公文先生写这封信，信中谈到稿费事宜。对于丁玲的询问，生活书店的答复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已付排，何时可出版，不可确定，大概在1-2月之后始能出版。稿费每千字0.6单位（编者注：以前稿费以单位计算，单位的标准根据字数、质量、市场需求等因素来确定）。”

站在展厅，听着讲述，如同穿越回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举目望去，贺敬之、孙犁、冯牧、郭兰英、周巍峙、马可、高玉宝、刘炽……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思想之光，在熠熠生辉。

方继孝总结说：“中国人民大学为新中国培养的都是栋梁之才，他们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搭建了四梁八柱，形成了中国红色艺术体系，至今影响深远。”

“青睐”一行还来到珍藏了7万余封珍贵家书的家书博物馆。73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与家人的一封封信件，令人印象深刻。泛黄的信纸上，英雄气概、绵延思念扑面而来，不禁令人泪目，“送最可爱的你们出去，接最可爱的你们回家！”这些信件，让大家对英雄的致敬之情油然而生。

供图/刘子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