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最高检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履行检察职能 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有记者提问，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常面临着罪与非罪、罪与错界限不清的情况，特别是刑事手段的不当介入将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风险，甚至影响企业生存。检察机关在办理相关涉民营企业案件时如何把握法律政策界限？

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景峰说，检察机关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他说，在办案过程中，各级检察机关要“充分考虑民营经济发展特点，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注意结合形势发展变化，全面准确把握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中从严和从宽的政策导向。”

他还提到，要准确区分罪与非罪界限。

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融资过程往往存在较多法律风险点，特别是在办理一些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时，认定为刑事犯罪应当特别审慎。

高景峰说，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注重综合考量多种因素进行实质判断和全面判断。

“要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合法经营收入与违法犯罪所得的界限、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界限。”

他说，对于法律政策界限不明，罪与非罪、罪与错界限不清的，要加强研究分析，注意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依法慎重妥善处理。

高景峰说，检察机关要严格把握民营企业常见多发犯罪认定标准。

《意见》对非法集资类、贷款类、涉税类以及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常见涉企犯罪，需要综合考虑的主客观因素作出提示性规定。

比如，民营企业为顺利签订合同有时会故意隐瞒一些不利条件，一旦经营失败发生纠纷，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其关键在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要注重从项目真实性、履约能力、履约行为表现、未履约原因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又如，民营企业的经营业务创新有时会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区分违规经营与非法经营尤为重要，避免非法经营罪“口袋化”倾向，就要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适用。

再如，对民营企业为开展正常经营活动而给付“回扣”“好处费”行为，既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讲政策、“给出路”，又要防止片面强调保护企业经营而放纵犯罪。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编辑/张丽
校对/葛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