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关于海洋世界中古代中国的学术随笔，焦点在于古代中国的海洋活动，或者说海洋中国。

长期以来，古代中国被视为陆上帝国，也就是农业帝国，粮食为其根本，长城是其象征。然而，古代中国和现在一样，东邻太平洋，南俯南海，海岸线长达三万二千多公里。因此，近些年来也有学者从海洋的角度来研究古代中国，将其视为海洋国家。作为海洋国家的古代中国和作为海洋强国的近代欧洲也常常引起很多学者的注意，并用来分析近代中国的衰落（所谓东方的衰落）和近代欧洲的崛起（所谓西方的崛起）。这是一个大课题，并非本书的主旨。不过，从海洋的角度来探索古代中国，倒也不失为理解近代中国之轨迹的一个独出心裁的切入点。

早在为《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一书搜集资料的时候，我就注意到1974年在泉州湾发现的南宋沉船，也就是本书所说的“泉州一号”。泉州一号的船体残骸中发现了2000多枚海贝，这引起了我的高度兴趣。根据自己对海贝将近二十年的研究，我马上意识到1980年代中国学者关于这艘南宋海船很可能是从东南亚尤其是三佛齐（位于苏门答腊岛）返航的论断，虽然谨慎但未免太过保守，这艘海船应该自印度洋返航（依据是泉州一号中发现的降真香、乳香、龙涎香等香料和货贝的产地，以及船体附着生物的地理分布和宋代文献《诸蕃志》中泉州海船往返印度洋的记载）。

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曾经踊跃参与亚洲海洋的开拓与交流，海洋中国曾经一度是穿越南海和印度洋的中坚力量。早在汉晋时代，中国人就辗转到了印度洋，目的是那里出产的珍珠奇宝；而后有求法僧人寻求真经，从陆路抵达印度，却选择了海路归国。到了唐代，由于国际战略的需要，李唐王朝主动派遣杨良瑶穿越印度洋出使黑衣大食，这是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情景在唐代的再现。

相对于世界帝国唐朝的主动，宋代在政治和军事上均趋于防守。两宋虽然吸引了东南亚乃至印度洋诸国，接待了许多所谓的朝贡使臣，但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没有派遣使节从海路前往印度洋。然而，伴随着政治上保守的却是海上贸易的繁华。中国的泉舶（也就是泉州建造的海船，或称“福船”）以及广舶（也就是广州建造的海船，或称“广船”）在远洋航行中崭露头角，逐渐取代了阿拉伯式缝合船，成为驰骋海洋亚洲的主力。保守地说，中国的海舶，大致在南宋时期就开始在海上独领风骚，南海Ⅰ号和泉州一号便是明证。与此相应，中国的商人乘坐中国的海船，携带中国的商品，不但主动前去东南亚，也直接或者间接地乘船穿越了印度洋，抵达印度和阿拉伯世界。

这本随笔总共有二十一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船”是本书的切入点，根据发掘先后，依次介绍了三艘沉船。第一艘就是1974年在泉州湾发现的南宋沉船泉州一号，第二艘是1998年在印尼海域发现的阿拉伯式海船“黑石号”，第三艘是最近打捞的南海Ⅰ号。泉州一号这艘宋代海船的发现对中国海洋史的研究意义至为关键，故全书以之“起航”。黑石号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往返于东亚（中国）与印度洋的古代海船，意义重大；而它代表的“缝合船”的造船法，流行于古代印度洋世界，首先驰骋于亚洲海域，值得一提。南海Ⅰ号时代早于泉州一号约一百年，它和泉州一号都是宋代中国的远洋帆船。需要注意的是，取代黑石号直航印度洋的便是宋代中国的“泉舶”与“广舶”，泉州一号和南海Ⅰ号均属于前者。

第二部分“物”，也就是商品，大致从这两艘沉船的发现出发，逐一介绍了中国和亚洲海洋流通的商品，包括龙涎香、椰子、海贝与珊瑚等。第三部分“事”则在虚实之间，侧重于海洋知识、信息与文化，甄选了在印度洋和海洋中国之间流传的故事，或者说“海上流言”。“实”者如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细节、汪大渊等人对马尔代夫的记录；“虚”者如女儿国、人参果、南海观音的信仰、中国鱼鹰的传说等，努力勾勒其流传与衍变。其中或真或假，似真似假，半真半假，亦真亦假。第四部分“人”则逐一追述了从汉晋时代到郑和下西洋这一千多年中到达印度洋世界的古代中国人，以管窥先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足迹。

这四个部分，涉及海船、航海技术、地理知识、海洋生活、商人、商品以及相关的文化痕迹，无法截然分开。同时，由于作者个人的旨趣，本书重心在于古代中国和印度洋的海上交通，印度洋是重点，东海和南海叙述得不多。东海和南海毗邻中国大陆，而印度洋则是古代中国的极远（西）之海，是海洋中国的最远触角，代表了海洋中国的最高峰，故本书用力颇勤。读者或可发现，印度洋的马尔代夫时常在书中出现，这不仅是因为它坐落于海洋亚洲和海洋贸易之要冲，也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世界交往之兴衰沉浮。

本书的主题试图突出古代中国也是海洋中国，而海洋中国与海洋亚洲及海洋世界是密不可分的。采用海洋史的视角，将古代中国置于海洋世界当中，或许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和世界有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至于欧人西来之后的亚洲海洋，本书着墨不多。原因一方面是读者对于古代中国的海洋经历相对陌生，而作者对此颇有兴趣；另一方面是近代以来头绪颇多，亦非作者所长。我愿借用佛家之语“我闻如是”来揭示历史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根据所闻（读到的材料），构建过去发生但逐渐被时间沉淀、掩盖和湮没的人、物、事。古代中国的海洋知识，或者说，古代中国乃至古代世界的海洋知识，也大致口耳相传，如同流言与白云，虚幻与真实交错并存。

文/杨斌（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