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生物，就不能离开进化的话题，进而离不开时间维度，需要回望人类历史和展望人类未来；谈到风险决策，就离不开对个体风险决策一般性规律的探讨，需要从生物角度对现代金融理论进行批评；谈到投资，就离不开对投资实践的探究，价值投资、量化交易等丰富多彩的实践与理论世界大相径庭。我所在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行为经济与行为金融研究中心致力于从心理、脑神经、激素与生理等角度研究人类的风险决策行为。作为发起人和负责人，我也努力将这些理论和实验研究成果与投资实践结合，基于生物、心理、行为这一逻辑脉络所提出的资本市场投资策略在实践中取得不错的业绩。我从上述三个维度来谈谈对这一话题的理解。

生物视角有利于做出更好的解释和预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风险投资史。人类是进化的产物，生物面对风险的本能适应性成就了人类的祖先。大约在200万至100万年前，类人猿向现代智人进化期间，大脑进化出支持合作而共同面对风险的功能。大约从7万年前启动“认知革命”开始，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就开始大规模地与风险和不确定性做斗争。

《身体里的投资秘密》约翰·R·诺夫辛格 克里·A·尚克 著 郝延伟 王凡 译 广东经济出版社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组织形式复杂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人类面对的外部和内部风险本身不会降低；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外太空等领域的发展将使人类创造出越来越多应对风险的工具。

现代金融理论将有效市场理论视为其基石和核心。所谓有效市场理论，是指金融市场上的价格反映了全部可获得信息的理论。现代金融理论包括投资理论需要建立在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生物体就有其复杂性这一基本的事实基础上，这样才能增强理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如果说传统金融理论创立之初，人类对基因和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知之甚少，通过抽象的理性人假设建立理论情有可原的话，随着基因技术尤其是磁共振、近红外/脑电等脑神经影像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可以研究特定基因与某类风险投资模式的因果关系，尤其是能研究个体风险投资决策与大脑中奖赏系统、风险评估和情绪处理等区域的协同活动，而且，风险决策受到社会因素和情绪因素的广泛影响，如资本市场的羊群效应、处置效应、日历效应、窄框效应和情绪传染现象，这些系统偏离传统金融理论的现象除了与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有关外，同样深深植根于人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基因、大脑和激素等生物因素，只不过这些投资者的真实行为极具讽刺性地被传统金融学家称为“异象”。当下的金融与投资理论正进行着库恩所提出的“范式转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著作无疑是这场范式转移的推动者。

理解人类生物性有利于提高投资业绩

在投资实践中，认识到市场参与人尤其自身是进化的产物非常重要。这一认识，尽管不是投资成功的充分条件，但据我的理解和实践经验，一定是投资成功的必要条件。人类进化并不完全。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保存了很多原始的基因，我们并未彻底摆脱动物性，而动物性有时被称为“动物精神”，如人类大脑中的杏仁核就与焦虑、恐惧、退缩、攻击等情绪性反应相关，其他动物大脑的杏仁核也表现出类似 的特征，恰好是这些情绪性因素让我们投资失败。

卡尼曼基于对大脑、心理与行为的认识，提出了“系统1”和“系统2”的分析框架，“系统1”的运行往往是无意识的，反应快，耗能少，“系统2”的运行往往是有意识的，反应慢，耗能多。显然，“系统2”更多需要人类前额叶区域的大脑皮层的参与，然而，人脑往往是一个极其“吝啬”的器官，总是习惯以耗能最少的方式去做出反应，于是，大多数人习惯在大脑中“偷懒”。从根本上来说，投资者的“动物精神”和“吝啬大脑”，让投资成功变得遥不可及。

成功投资需要反人的动物性

真正取得成功的投资大师，无一例外都较好地控制了普遍存在的“动物精神”和“吝啬大脑”。最为典型的就是所谓的价值投资，从格雷厄姆到巴菲特和芒格，从邓普顿到林奇和马克斯，他们都对价值投资有独到的见解。以巴菲特为例，他的如“别人恐惧我贪婪”等金句，充分反映出巴菲特是一个控制“动物精神”和“吝啬大脑”的高手。

除了价值投资，量化交易也往往是通过反人的动物性来取得成功的，美国著名的数学家西蒙斯创造了年化超过30%的超高收益，其核心便是利用统计学和数学建立大型量化交易模型，采用自动交易从根本上克服人的动物性。人们常说，成功投资需要反人性。在我看来，更精确的说法应该是，成功投资需要反人的动物性。这本著作将帮助你推开认识人体中隐藏的投资秘密的一扇大门，无论你是学者、学生、基金经理还是普通投资者。

（作者为教授、博导、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行为经济与行为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原标题：认识人体中隐藏的投资秘密）

文/雷震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