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边塞诗人。他们在思想内容上开拓了边塞诗的新境界，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创造，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其中成就最高的是高适和岑参。杜甫曾对二人的诗歌给以高度的评价，说：“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这是说他们既如沈约之工于五言，又如鲍照之工于七言，兼二家之长，笔墨飞舞，境界雄阔，元气淋漓。当然，二家既有其共同点，也有各自的面貌。我们在此只对高适作一个简介。

一

高适是一位家境贫穷，长期困顿，拓略不拘，胸怀王霸大略，傲岸自负，气质慷慨的诗人。

高适（702？—765），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他的生平主要分前后两个阶段，五十岁左右是这两段的分界。

前段他很不得志。李颀说他：“五十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屠酤亦与群，不问君是谁。”在这五十年中又大致可分为北上蓟门和浪游梁宋两个时期。

在北上蓟门以前，他二十岁曾赴长安求仕，失意而归，他写道：“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欢乐弥寰宇。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弹琴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这里一方面他揭发朝政的黑暗，贵族近臣垄断政权，布衣之士遭受压抑。另一方面写自己客寓宋中，托身畎亩，生活处境非常艰窘，心情苦闷。但“弹琴击筑，纵酒高歌”，意气仍是豪迈的。

十年托身陇亩以后，他为了寻求立功报国的机会，北上蓟门。他说：“少时方浩荡，遇物犹尘埃。脱略身外事，交游天下才。单车入燕赵，独立心悠哉。”

在北上途中，他游于魏郡（在今河北省大名县东），“睹物抒怀”，写了借古抒怀的重要作品《三君咏》，歌颂了“济代取高位，逢时敢直言”的魏征，“纵横负才智，顾盼安社稷”的郭震和“昌言太后朝，潜运储君策”的狄仁杰。《旧唐书》本传说他“负气敢言，为权幸所惮”。这和三君的气质相类似，因此三君成了高适学习的榜样。

他北上蓟门，东出卢龙塞。这是高适第一次出塞。初到蓟门，他“题诗碣石馆，纵酒燕王台。”意气豪迈地歌唱道：“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抒写他报国立功的雄图壮志。这次他的希望又落空了。不过，他虽然没有找到仕进的机会，但对于边塞战士生活有了亲身的体验，这就为他后来写的代表作《燕歌行》打下了生活基础。

以后转入浪游梁宋时期。这一时期直到天宝八载举有道科为止。他这时，一面是“渔樵孟诸野”，另一面是做富贵人家的宾客，就是本传说的“以求丐取给”。有时也到山东、江苏等地漫游，广交朋友，投诗于达官贵人，寻找仕进的机会。长期的困顿，使他苦闷悲愤，但用世之心未尝减退。他在《咏史》中这样说：“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这也是借古抒怀，表示了自己对前途的自信。

在长期交游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天宝三载，李白赐金放还，到洛阳，遇到杜甫，二人同游汴州，又与高适相遇。这三位诗人，“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然后同至单父，登宓子贱琴台，猎于诸孟。这件事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至今开封市禹王台（即古吹台）内仍建有三贤祠以纪念他们的盛会。季秋，高适和他们分手，南游楚地。自商丘沿汴东下，经酂县、铚城、符离、灵壁、徐县、泗县、盱眙、淮阴、淮安，而抵襄贲（今江苏省涟水县）。写了一篇《东征赋》，记载了安史之乱前的汴河方位，可以纠正《资治通鉴》的错误，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惜一直未被人们注意，故特表而出之。

北上蓟门和浪游梁宋是高适创作的丰收时期。他现存诗共有二百四十四首，有一百七十余首是这两个时期的作品，大多数优秀作品也成于此时。《旧唐书》本传说他“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此后转入诗人的后一阶段。这阶段包括两次入仕，这是高适个人历史变化的时期。第一次入仕是天宝八载（749），他的诗才受到宋州刺史张九皋的赏识，奏其所制诗集于朝，“荐举有道科”，蹉跎半百的高适至此才获得一个入仕的机会，心情非常兴奋，在炎炎三伏天，十日赶到了长安。中第后，被专权妒才的右相李林甫所抑，只授他一个小小的封丘县尉，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平。次年秋，他以县尉的身份送兵出塞，到达清夷（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他在《使青夷军入居庸》诗中悲愤地写道：“登顿驱征骑，栖迟愧宝刀。远行今若此，微禄果徒劳。绝坂水连下，群峰云共高。自堪成白首，何事一青袍！”

回封丘后，他深感“拜迎长官”的屈辱与“鞭挞黎庶”的痛心而弃官，写下了名作《封丘县》。不久，得到了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赏识与推荐，充任翰幕府掌书记，高适的仕途显达实始于此。

安史之乱爆发，高适以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潼关失守后，他奔赴行在，见玄宗陈述军事形势，迁侍御史，擢谏议大夫。

玄宗在蜀，用诸王分镇，高适切谏，以为不可，为肃宗所知。数月后，永王璘据金陵起兵，肃宗即召高适计议，适分析形势，认为永王必败，深受肃宗嘉奖，就任他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从三品）、淮南节度使，使讨永王璘。高适一跃而为雄藩重镇的封疆大吏，成为开元、天宝时期诗人中最显达的人物。胡震亨曾评论说：“高适，诗人之达者也。其人故不同，（杜）甫善房琼，适独与琯左（谓反对房琯建议诸王分镇事）；（李）白误受永王璘辟，适独察璘反萌，豫为备。二子穷而适达，又何疑也。”（《唐音癸籤》卷二十五）这三位诗人的仕途显晦，确与对此项重大政治措施的态度有关，胡氏之说是有道理的。

次年，永王败死。大宦官李辅国恶适敢言，在肃宗前进谗，降官为太子少詹事。出为彭州（今四川彭县）刺史，写了自叙生平经历的名作《酬裴员外以诗代书》。迁蜀州（今四川崇庆县），代宗初，迁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未几，召为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卒，谥忠。

最后应当一提高适和杜甫晚年的交谊。杜甫是于乾元二年（759）底携家到成都的，这时高适为彭州刺史，闻讯，即寄诗问候，杜甫也写诗酬答。以后二人经常有诗往来，杜甫生活困难，便向高适求援。高适迁蜀州后，曾到杜甫草堂作客，杜甫也去依靠过高适。他们真是“交情老更亲”。从高适写给杜甫的《人日寄杜二拾遗》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这首诗直抒胸臆，愈朴愈真，读来十分感人。

二

高适既然是边塞诗人的代表，自应首先谈他的边塞诗。

他第一次出塞，北上蓟门，对边塞士兵的生活有亲身的体验。写了《蓟门行五首》，对“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的不平等待遇感到愤慨，并给与深刻的同情，他说：“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对“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的英勇爱国、不惜献身精神给予热情的歌颂。对士卒长期戍边、夫妇离别表示了同情，问道：“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

开元二十六年，他创作了最杰出的代表作《燕歌行》。这首诗从序来看，与张守珪部将打败仗有关，但其内容写的却不全是这次战役，而是把他在蓟门的见闻，进行更高的艺术概括，从而表现了他对战士们的深刻同情，并歌颂他们的英勇爱国精神，超过了历来同题之作。诗里描写了战斗的激烈和艰苦，并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样鲜明的对比来深刻揭露了将军和士兵苦乐悬殊的生活和唐朝军政的腐败黑暗。由于将帅无能，恃恩轻敌，以致陷入重围，战事不解，使战士和亲人遭受长期别离的痛苦。“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两句，热情歌颂了战士们为国献身的爱国精神。由于征战辛苦，所以希望有李牧那样的将军来克敌制胜，保境安边：“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本诗用具体的描写把塞外大漠的荒凉环境，剧烈悲壮的战斗气氛，战士在战争过程中的内心活动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雄浑深厚、悲壮淋漓的艺术风格。全诗四句一转韵，多用对偶句和律句，诗的音律随着内容的转变而转变，使音节的抑扬顿挫与诗的意境获得和谐的统一。

由于诗人自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所以他对保卫边疆的爱国将领作了热情的歌颂。如《送浑将军出塞》诗中对浑将军的刻画是很出色的。在敌人入侵、“昨日边庭羽书至”的时候，浑将军就慷慨出征。“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二句不沾将军本身，却正衬托出将军忠勇为国、心情异常激动的精神面貌。“黄云白草”的塞外风光，与“击剑酣歌”的昂扬精神，进一步突出了一个不畏艰苦、为国忘身、心情乐观的爱国将领的形象。通篇严整而飞动，魄力雄毅，风骨遒上，与《燕歌行》同样表现了高适七古的艺术特征。

对于收复失地，高适同样是兴奋鼓舞的。天宝十二载五月，哥舒翰收复久已沦陷的九曲黄河，他写了豪壮而充满喜悦心情的《九曲词》，其第二、第三首云：“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骐磷。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逻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在这里也表现了他希望边疆巩固，获致太平的愿望。”

其次，是反映时事的诗歌。其内容主要是对唐玄宗晚年昏聩的讽刺和对安史之乱的痛恨。例如玄宗晚年宠信安禄山，而安禄山却是一个诡诈反侧，屡次挑起边衅，以所谓的“边功”来市宠的家伙。高适在送兵到清夷时，就体察到他以边兵为个人市宠的牺牲品，在《答侯少府》诗中就指出“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尘埃”的可悲事实。而玄宗却对他越来越宠信，连年加官进爵，高适在《蓟中作》（亦作《送兵还作》）中用比较含蓄的语句说：“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对玄宗的昏聩滥赏进行了讽刺。

到天宝十载，安禄山居然“出入宫掖不禁”，“颇有丑声闻于外”，而玄宗竟听之任之。高适为此写了借古讽今的《辟阳城》诗。诗中借审食其与吕后私通事来影射安禄山与杨贵妃的暖昧关系。这类直指最高统治者，揭发其宫闱丑事，寓意深刻的讽刺诗，在当时是罕见的。

对安史之乱，高适的态度是鲜明的。他在《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中写道：“河华屯妖气，伊瀍有战声。”他抚剑悲歌，心存戡难，还致书贺兰进明使救梁宋，解睢阳之围。及九节度之兵溃于邺城（在今安阳），他目睹国家残破，人民遭到杀害的凶状，写了《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一诗。此诗中有四句说：“纵横荆棘丛，但见瓦砾堆。行人无血色，战骨多青苔。”其中反映了中原经过这一番杀戮洗劫之后，一片破瓦颓垣，白骨纵横，人民流离的悲惨景象。关于邺城战役所造成的浩劫，只有在高适这首诗中得到具体的描述。这是它的可贵之处。

再次，他深入地反映农民的疾苦。由于高适的长期贫困，有“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常苦”的亲身感受，所以他能够关怀民生疾苦。属于这一类的诗作有《东乎路中遇大水》、《自淇涉黄河途中作》等。前者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农村遭受水灾，因而“农夫无倚着，野老生殷忧”的情景；后者揭示了农民在旱灾和重税剥削下的贫困和农村凋敝的生活景象：“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开元天宝诗人中，高适是第一个反映农民痛苦的诗人。

正因如此，高适对能够关怀民生的地方官是称颂的，特别是对春秋时宓子贱为单父宰“琴和人亦闲”的良政作了多次的歌颂。后来他自己任州牧时就是以子贱为榜样的。《旧唐书》本传说他：“屡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

此外，高适还写了较多的自伤不遇的诗歌，反映出尽管是盛唐时期，大批人才仍然遭受压抑的不合理的社会真实。诗作如《别韦参军》《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等，这里就从略了。

从以上简单叙述中，可以看出高适是一个拓落不羁、崇尚节义，有匡时之略，负气敢言，气质慷慨的人物。他的诗如其人，内容是从多方面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矛盾，抒写爱国热情和怀才不遇之感的。语言爽朗质朴，直抒胸臆，魄力雄毅，气骨琅然，多慷慨悲壮之音，树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杜甫论其为人和创作说：“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侍》）殷璠评价他的诗说：“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河岳英灵集》）徐献忠说：“常侍高适朔气纵横，壮心落落，抱瑜握瑾，浮沈闾巷之间，殆侠徒也。故其为诗，直举胸臆，摹画景象，气骨琅然，而词峰华润，感赏之情，殆出常表。”（《百家唐诗》卷首引录）这些评论是很切当的。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83年第2期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