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若朝阳丨我在蒙藏学校旧址上课的日子
新京报客户端 2023-03-29 15:44

那里有一群真诚的先生,那是像家一样温暖的校园,那是一段朝气蓬勃的岁月。

北京西单商业区最繁华的路口,一座古建筑群落迎来开放日。有几家百货商场隔着天桥,与其相对而望。这里是蒙藏学校旧址,是中国第一所民族学校,20世纪20年代,乌兰夫、荣耀先、多松年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求学,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十多位共产党员在蒙藏学校组织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这座古老院落承担教育功能的日期截止到1987年,先是蒙藏学校,后来是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从革命时期的进步学校,到后来的民大附中,本身就是一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与民族团结史。漫长时光里,有太多青年从古老建筑里走出,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近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在蒙藏学校旧址学习、生活过的师生,回忆当年在这里的一点一滴。一位在蒙藏学校旧址学习过的老校友动情回忆,“那的确是一段朝气蓬勃的岁月,身上总充满了一种向上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的民大附中校园,刀维洁(左二)和同学合影  受访者供图

张龙翔(1963级学生):

那是一群真诚的先生

张龙翔  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在老一代北京人口中,倾斜的西北城墙与西直门内大街、新街口北大街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梯形街区,被称为“西北套”。1963年9月,来自“西北套”的孩子,14岁的张龙翔上初中了。

张龙翔的初中位于西单北大街东侧,转进小石虎胡同,两扇敞开的朱红色大门和一位年过半百的长者在等着他,长者微微欠了一下腰,张龙翔赶紧向长者鞠躬回礼。抬脚跨过高高的门槛,里面是复合式四合院。正中央的大殿,是学校大礼堂。学校校长、教导主任等校干部主持了新生开学仪式。

60年过去了,张龙翔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校领导介绍到每位老师时,老师们在讲话前,都会向学生真诚地欠下腰。张龙翔至今还记得,那欠腰的幅度很微妙,“他们弯腰的幅度不是很深,不会让人觉得很客套;但也不是很浅,不会让人觉得敷衍。每一位老师的礼仪,都如此恰到好处,让人感觉真诚而不做作。”

回忆当年初中求学时的景象,张龙翔首先会想到一位衣着朴素、拿一根粉笔上课的数学老师。她是胡玉芬,北京大学数学系首批教授胡浚济的女儿。1931年,胡玉芬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与“两弹”元勋钱三强同班,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

“上课铃响了,胡玉芬老师会拿着一根粉笔开讲。等到下课铃响起,胡老师手中的粉笔总是刚好用尽,她便微微鞠躬,离开教室。”今年74岁的张龙翔仍记得胡玉芬当年说过的一些话,她给学生们说,有些数学定律不必反复证明,让学生知道就行了,倒是应该多读书,多思考。

张龙翔告诉记者,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老师,还有语文教师袁钟姒。“袁钟姒老师朗读课文很有感情,粉笔字也很漂亮。教导主任沈桂娟的眼镜片厚厚的,很亲和,她在20世纪40年代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到蒙藏学校任教,直到退休。”

在张龙翔的回忆中,学校的西路院子历史上曾是贝子府,房屋比较高大,是学校的教学区域,而东路院子是学校的办公区域。在两块区域的中间位置,有一排青砖瓦房,是学校的图书室,据说当时里面藏书两万多册,由金葵声老师打理。张龙翔上初中时是图书馆的每日常客。

图书馆里摆放着十来张特别大的木桌子,每张桌子的一侧有三把木椅子,桌子上面的屋檐下,吊着管状白炽灯,当时的北京人将这种灯统称为“管灯”。张龙翔和同学们在“管灯”下除了做作业,也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说,那会儿课外书比较金贵,外面会包一层牛皮纸,在牛皮纸上写书的名字;当年也没有胶棒和便利贴,图书架上的书签都是用浆糊粘上的,“金葵声老师是写‘颜体’的高手,在牛皮纸和书签上写的字很漂亮。”

1968年,张龙翔初中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四团,1977年调回北京,在北京橡胶机械厂及其他企业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因为巧合,结识了昆曲名宿周荃庵,受其影响开始收集满族及北京民俗资料,并于2011年和秦泉明共同出版了《最后的皇族:大清十二家“铁帽子王”逸事》。

2023年3月23日,记者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里见到张龙翔。他告诉记者,现在他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口述历史中心工作。他的桌头上摆放着一本厚厚的《和美岁月——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百年校史》,他负责撰写民大附中在1913年到1968年的学校大事记。现在,他仍在联系民大附中的老校友,书写母校的过往峥嵘岁月。

通过采写、整理、搜集老校友们的口述史,他知道了更多关于胡玉芬等前辈的故事。胡玉芬老师有一次在公共场合说,她最热爱的就是教育事业,如果有下辈子,她还会继续当老师。“人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是幸运的。”直到中年后才从事口述史工作的张龙翔,转述着老师的话,情不自禁就微笑起来,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祁春英(学校旧址最后一任历史教师):

那是像家一样温暖的校园

祁春英  受访者供图

1985年秋天,21岁的青海姑娘祁春英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去民大附中担任历史教师。她骑着自行车拐进了小石虎胡同,见到朱红大门和规整院墙。祁春英说,第一印象是觉得这座建筑很“贵气”,有高阔的府门、门厅,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院内一棵老枣树撑开巨大的树冠,学生三三两两在下方聊天。

学校为外地老师提供了住宿,祁春英和一位河北籍的英语老师成了舍友。住校的老师们每天早起,早晨六点带着住宿学生们在操场上跑步,随后和学生们一起打扫校园,给教室里的暖水壶灌满热水。到了冬天,雪落在四合院里的树杈和地面上,老师们便和住宿学生们一块扫雪、清路。

回忆起在四合院里教书、生活的时光,祁春英觉得师生间相处得像家人一样。全校一共三四百人,彼此都很熟悉,人们会很热情地相互打招呼。“也可能和四合院的结构有关系,因为大家都住在平房里,而且房子之间是连着的或者对着的,你只要一出门,就能看见满院子的人,院子里的人也能看见你。”

祁春英还记得学校里有一个操场,能打篮球;学生们倘若在操场中间再架起一张网,就能打排球了。周末,祁春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后来这座图书馆迁到紫竹院,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原先的图书馆用作典藏,被人们称为“老国图”。祁春英说,她喜欢“老国图”周边的环境,看累了书,就骑车去北海公园转转,尤其在夏天,湖水两旁树上的知了不住地叫,她推着车子在树荫下走走停停,累了,便骑车回到校园。

“像我这样的年轻老师,其实比高中部学生大不了几岁。师生之间,更像是兄弟姐妹。”回忆当年当老师时的情景,祁春英表示,“在小石虎胡同的院子里,师生关系很平等。”祁春英告诉记者,她每次见到以前学生们的时候,总觉得心里涌起一股亲情。虽然许多年没见面,大家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曾经的学生早已经毕业,大多返回原籍,为人父母。

当年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不算多,但祁春英觉着也够花,她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发现班里一位云南丽江的学生,脚上穿了一只磨掉鞋尖的鞋,拿扫帚在院子里认真扫雪。她看了很心疼,等到工资发下来后,立即给这位学生买了双新鞋。38年过去了,有一次,祁春英去云南出差,这位学生听说后立刻跑来热情接待,“老师,您给我买的那双新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有一位青海的学生,因为癫痫病频繁发作,校方建议让祁春英送他回青海老家休养,祁春英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当时祁春英21岁,学生18岁。从北京到青海的绿皮火车,要走两天两夜,学生在火车上发作了几次癫痫。师生二人一路上提心吊胆,还好有好心的列车长和乘客多次帮忙,祁春英终于将学生安全送回了家。

1987年,民大附中从蒙藏学校旧址迁出,一度以空军指挥学院北院为临时校舍。祁春英由此成为民大附中最后一任在蒙藏学校旧址教授历史的老师。她随后离开了民大附中教职岗位,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所做研究。在祁春英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给中学生做教师的日子不到两年,但她告诉记者,在蒙藏学校旧址教书的那两年,是她最难忘的时光,偌大的校园,像家一样温暖。

刀维洁(1985级学生):

那是一段朝气蓬勃的岁月

刀维洁  受访者供图

先是一个女孩抽泣的声音从黑暗里传了出来,接着,四面八方都出现了啜泣声,终于宿舍里八个女孩一同放声哭了起来。1985年8月底的某个夜晚,高一新生云南傣族姑娘刀维洁,和她的南方舍友们在异乡北京,就这样度过了第一个晚上。

“北方的树都好高大,到了深秋,还会哗哗掉叶子,满地都是。”刀维洁走进小石虎胡同,觉得庄重的四合院很稀奇,路旁的杨树叶在风中飞舞,为秋天平添了几分诗意。15岁的她第一次离开父母去远方求学,母亲陪她坐火车到北京,替她归置好行李和床铺后,母亲又得连夜坐火车回云南。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到想家的感觉,情不自禁地就哭了,结果没想到全宿舍的同学都想家。

新学期转眼结尾,时间来到冬天,班里南方同学大多生了冻疮,师生在宿舍和教室里用蜂窝煤炉生火。刀维洁记得,有一次晚上风很大,窗棂噼里啪啦地响,老师披着衣裳悄悄进屋检查煤炉通风情况,结果一看蜂窝煤要灭了,赶忙拿起铁钳再夹一块蜂窝煤添上去。“如果没有老师帮忙,我们非得煤气中毒不可。宿舍几乎都是南方孩子,谁会用北方的煤炉啊。”刀维洁说。

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冬天空气干燥,人们穿着厚衣裳相互打招呼,说话间能看到彼此的哈气,转进胡同小巷里,却突然有了烟火气。刀维洁清楚地记得,宿舍炉火盖上烤到金黄的馒头片,外面涂一层藏族同学从家里带来的酥油,香甜酥脆,“那个时候,这是最好吃的夜宵,我心目中的人间美味。”

几百个孩子共同居住学习的四合院,总是很热闹。刀维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经意间哼起《金梭和银梭》曲调,“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这首当年劝勉年轻人珍惜时光的歌曲,曲调欢快上扬、歌词清新易懂。

在当时的蒙藏学校旧址,这首曲子还是学生们围圈跳舞的背景音乐。“我们经常跟各民族同学过他们的传统节日,举办周末篝火晚会,或跳民族舞,如藏族的锅庄、彝族的阿细跳月,或跳集体舞《金梭和银梭》。有一年的傣族泼水节,4月中旬的北京仍是寒意料峭,但我们泼水玩耍的兴趣很高,大家互相泼水祝福。”刀维洁的同年级同学罗丽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如是写道。

“那的确是一段朝气蓬勃的岁月。那时的许多人,身上都充满了一种向上的力量。”刀维洁回忆,当时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每天早晨六点起床跑步。他们跑到新华门,再原路返回,风雨无阻。晨跑就像是较劲,和自己的惰性较劲,和严寒与酷暑较劲。

每天晨跑的习惯,刀维洁一直坚持到结婚成家。她告诉记者,常年的晨跑,为她带来终生受益的身体素质,而且还帮助了家人,“结婚后,还曾经带着先生晨跑过几次。我们的女儿从小就喜欢运动,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女刘翔’,她现在正读高中,也是年级800米跑的佼佼者。”

1987年,民大附中从蒙藏学校旧址迁出,刀维洁记得那好像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春。她们把桌子椅子书本都收拾好,晚上,教室里亮起灯,同学们围在教室里聊天。她们一遍遍看着四合院里的灰瓦青砖、红柱枣树,终于意识到这座熟悉的院子不再属于她们了。第二天早上,学生带着行李都坐在大巴车上,车逐渐往城外开,车窗外开始出现一片片返青的麦田,同学们齐声感叹:“好远啊!”现在回头看,那位置其实也不算多远,不过是刚出如今北京的西三环。

1988年,刀维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工作,从事听障儿童康复教育工作。“我一直喜欢和孩子们打交道,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我们的纯真岁月。在古朴的四合院里,度过了我们一生中的金色年华。”刀维洁告诉记者,蒙藏学校旧址在修缮过程中,周围道路封闭,她曾站在旁边天桥上俯瞰昔日的学校,回想那一段青春激情的岁月,也激励自己要始终对生活充满热爱。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王颖

编辑/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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