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想和大家谈谈小说的，但是，今天我反串了，要讲诗歌。

我今天讲李商隐，可李商隐哪里是我能讲的？他的晦涩、闪烁和不确定性在座的都领教过。李商隐的研究者甚众，可研究来研究去，公有理，婆也有理，这就不好办了。这是有诗为证的，元好问就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这句话很著名，语含讥讽。北宋的杨亿等一帮诗人很推崇李商隐，他们模仿李商隐，还出了一本诗集，叫《西昆酬唱集》，所以，后人反了过来，把李商隐的诗说成了西昆体。郑笺我也要解释一下，郑，就是汉代的郑玄，他笺注过《毛诗》，在文学史上，“郑笺”带有权威解读这一层意思。元好问到底是讥讽杨亿他们还是李商隐本人呢，这个我就搞不清楚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李商隐和李商隐的诗一直存有巨大的争论，这个是事实。这不是研究诗歌的人没能力，是李商隐的诗确实太晦涩，太闪烁，太不确定了。元好问的话反过来也证明了一件事，喜欢李商隐的人太多了，他魅力无边。

既然没有能力讲李商隐，那么，我从李商隐的诗歌里头挑几句大家最熟悉的诗句，再挑出一两个有意思的点，和大家分享分享，炒冷饭的兴趣我还是有的。

有几样东西相对于诗歌来说不可或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那就是太阳、月亮、星星、风雨、雷电、雪雾、草木和花朵，简单一点说，就是日月星辰和风花雪月。这是必然的，诗歌是离大自然最近的一种文学式样，诗歌构成了我们的第二自然，哪里能少得了大自然的元素？我今天就和大家交流两个自然元素：一个是李商隐的太阳，一个是李商隐的雨。

李商隐的太阳

一说起李商隐的太阳，在座的都知道了，下面要说的一定是《登乐游原》。是的，那我们就做一个游戏，我们一起回到童年时代，来回顾一下李商隐的太阳。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首诗的中心词是夕阳，是太阳，夕阳就要把太阳这个概念缩小了一点。为了把夕阳谈好，我们干脆把游戏做到底，我们再回顾一下，关于夕阳，我们还有哪些最熟悉的诗句呢？最著名的一定是这一首，它来自王之涣，我们来听听——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首诗豪迈，壮阔，它志存高远，完全可以用来励志。事实上，这首诗写了两样东西，高，还有远。也许还有高和远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王之涣处理得非常迷人。你听听最后的一句，仄仄仄平平。“更”和“上”是两个去声，非常狠，无比地铿锵，音调是向下砸的，含义却指向了高。“层”和“楼”则是两个阳平，韵母悠扬、嘹亮，呈现的是远。——又高又远，这就是盛唐。它和黄河之水“天上”来是一个路数。意象再加上声调，共同构成了巨大的体量，也就是所谓的大唐气象。

唐朝就是大，不只有体量的大，也有精神的大。请注意，读诗歌，尤其是读律诗，和读小说是不一样的，一定要带上字的发音，声音也是诗歌内容的组成部分。要知道，就为了这些声音和音调，唐朝之前的许多诗人都死在了路上，他们的幽灵在期待后来的大唐。我们在阅读诗歌的时候一定要朗诵，最大限度地体现诗歌的音韵之美，这才不辜负唐朝之前的那些诗人。

常识告诉我们，依山而尽的太阳不是白色的，它偏红。但是，相对于太阳，白色不是对红色的降低，相反，是提升，是白热化。在王之涣的眼里，哪怕是夕阳，那也是白色的，它保持着充沛的体能，老当益壮，活力四射。一句话，这是雄伟的夕阳，它在辅助我们“欲穷千里目”。

依然是夕阳，我们再听听王维是怎么说的：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王国维对这两句诗有一个评价，“千古壮观”。王国维的这句话很提气，真的是千古壮观。曹雪芹也评价过这十个字，在《红楼梦》的第四十一回，曹雪芹假借着香菱的嘴巴，说，“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要说再找两个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

千万不要以为香菱是个苦命的丫头她就没什么审美能力，千万不要以为她说出来的话就一定粗俗。要知道，说这番话的是香菱，写这番话的却是曹雪芹。曹雪芹可是一位诗歌的大家。香菱的话里头有一个重要的诗歌美学的概念，那就是“无理”。我们都知道，诗歌是讲究趣的：

1、情趣。“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如何”。这就是情趣。诗歌的主体当然是情趣。

2、理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理趣，它是认识论，也是存在感。“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这也是理趣，它涉及到生命的艰难和生存的智慧。诗歌并不以理趣见长，在有些时候，它也涉及理趣。

3、这个就有些邪门了，那就是诗歌的无理趣。是不讲道理带来的特殊的趣味。这就要涉及到诗歌的本质——小说是蓝领，是干粗活和干脏活的，诗歌是谁呀？是格格，是贝勒爷。格格和贝勒爷就要有格格和贝勒爷的脾气，他刁蛮，不和你讲理。你一讲理他就会对你怒吼——“下去！”清朝的徐骏说，“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是标准的无理趣，清风和识不识字有什么关系？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但诗人霸王硬上弓，他就是要煞有介事地说清风“不识字”。也难怪雍正要多心，雍正的心多了，徐骏的脑袋没了。我只能说，胤禛这个人太无聊了，他的眼里只有阴谋，没有诗。他不知道诗歌是不可以讲道理的，他不知道诗歌有它的“无理趣”。

曹雪芹却懂的，所以，他才会让香菱说，孤烟的直“无理”。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太不讲道理了。我想说，这10个字就是10个壮年的和尚，元阳未泄，粗茶淡饭，庄严肃穆。苍凉，雄浑，壮阔。因为这10个字，我信了，我们的历史上的确有过盛唐。这10个字就是盛唐的证明书和说明书。

可以回到李商隐这里了。

同样是夕阳，到了李商隐这里，很不妙。李商隐的夕阳和豪迈无关，和壮观无关。李商隐的夕阳是忧伤和苍凉的，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悲剧性。但是我还是要说，这首诗写得好。就质量而言，李商隐的夕阳和王之涣、王维的夕阳处在在同一条地平线上。

从字面上看，《登乐游原》这首诗特别地明了，仅仅从遣词造句这个角度来说，这首诗也是通俗易懂的。如果有人要问，这首诗最为出彩的地方在哪里，那还用说么，当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好吧，既然它好，那我就不说它了。我是作家，我不太在意好这个结果，我在意的是好的原因，作者是怎么让它好起来的呢？

在这首诗里头，有三个字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登古原。“驱车登古原”的登古原。

我们倒过来，先来看“古原”。就语言这个角度来说，这两个字很普通，很好理解，就一地名，或者说，地点，也是李商隐观看夕阳的落脚点；但是，对这首诗来说，这个地名讲究了。在我的眼里，它们也许比“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还要讲究。

这个“古原”不是泛指，是确定的，题目上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是长安城南的乐游原。附带说一句，诗歌的题目和小说的题目很不一样，诗歌的题目和诗歌的内容时常搅和在一块儿，它是诗歌的组成部分。乐游原也就是乐游庙，始建于汉宣帝时期，是一个旅游圣地，大家经常到那里去俯瞰长安城，也就是汉朝的权力中心。到唐朝也还是这样。

有一出昆剧，叫《夜奔》，写的是林冲背叛体制奔赴梁山的故事。林冲一点都不想造反，造化弄人，他被逼上了梁山。就在夜奔的路上，林冲有一句唱，他一步一回头——

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林冲是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体制内的要员，现在，他造反了。他在造反的路上一共做了两个动作，一是往前逃，二是回头看。回头看就是“望天朝”。对林冲来说，这两个动作个太纠结、太矛盾、太痛苦了，可以说撕心裂肺。

我们来考察一下李商隐的现场，他站在乐游原，向北，可以看到长安，向西，则可以看见落日。他是不是“望天朝”来的呢？我们不知道；那么，他是不是专门来看夕阳的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意不适”，李商隐要出来散心，他来到了乐游原。

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看看李商隐是一个什么人了。

我知道大家对李商隐的生平很熟悉了，但是，为了把话说清楚，我在这里不得不多啰嗦几句。李商隐是一个天才，可他也是一个苦孩子。十岁丧父，后来老师也死了。可李商隐的命运却得到了转机，他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看中了，成了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事实上”的伴读。这个令狐绹后来做了很大的官，一直到宰相。可以说，和令狐绹在一起的时候，李商隐的确过了几天的好日子，我们可以在许多豪华的派对上看到李商隐的身影。18岁的李商隐写道：“虽然同是将军客，不敢公然子细看。”在纸醉金迷的派对上，作为贵公子的同伴，李商隐也许是压抑的，也许也是亢奋的。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在众人看来，这个压抑的和亢奋的青年既是一颗文坛的新星，也是一颗政坛的新星。

公认的说法是，是一场爱情彻底毁灭了李商隐。他爱上的那个姑娘是谁？泾源节度使王茂元的七女儿。麻烦就此来临。令狐楚属于牛党，而王茂元则属于李党，我们耳熟能详的“牛李党争”说的就是这个。它是压垮大唐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李商隐的爱情与婚姻一下子就把他放在了两大政治势力的夹缝里头了。陈寅恪说：李商隐“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陈寅恪说得对，李商隐的婚姻让他三面不讨好，1、在牛党的这一头，李商隐是叛徒；2、在李党的这一头，李商隐终究不是自己的人；3、在吃瓜群众看来，李商隐太投机，不道德，是宵小。一颗政治新星就此陷入了黑暗。他不是官场不得志，某种程度上说，是政治上被判处了死刑。——关于李商隐，第一个结论出来了，就个人在官场上的发展前景而言，李商隐是一个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他的心理常态是什么？是“意不适”。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就在李商隐写《登乐游原》的时候，当时的皇帝唐武宗刚刚完成了一场官场上的大洗牌，他重用了李党的首领李德裕。附带说一点常识，一个做皇帝的，他的谥号和“武”这个字联系在一起通常不妙，“武”这个字很不体面。汉朝的刘彻被叫做“孝武”，这算客气的，“武”字前面好歹还有一个“孝”；但后来的人就不客气了，直接就把他叫做“汉武帝”。至于明朝的那个小混混——朱厚照，那就更不客气了，就两个字，“武宗”。无论史书出于情面写得多漂亮，“武”都不光彩。“武”是人格和智慧上的缺陷，就是不及格。我们不谈历史，不谈唐武宗，我们只说李商隐。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才三十出头，有雄心，有壮志，可是，这时的大唐已不再美妙。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李白和杜甫都是唐朝人，但是，他们的时代已越来越远了，李商隐郁闷哪，他怎么就没赶上李白与杜甫的时代的呢？李商隐能感受到的是什么？世纪末的衰败。——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大唐只剩下最后的半个多世纪了，离黄巢起义也只剩下区区的三十来年。历史的变迁不可能突如其来，它是有迹象的，李商隐多敏感的一个人？不可能熟视无睹。面对这样的迹象，李商隐能做些什么呢？我告诉你们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词，这个词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关联在一起——忧患。读书人哪有不忧患的？中国是特殊的，从文化上说，这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国家，换句话说，我们的知识分子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对等起来。这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遗传心理，更是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李商隐预感到了大势的不妙，他预感到了黑暗的降临。——关于李商隐，第二个结论出来了，在家国情怀这个层面，李商隐依然是一个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他忧患，忧患当然是“意不适”的。

好，一个“不适”的人，为了散心，他来到了乐游原。刚才我说过，说李商隐是冲着“望天朝”这个目的来乐游原是说不通的，但是，说李商隐来到乐游原没有“望天朝”，那就更说不通了。李商隐一定“能”望天朝，为什么？因为诗歌里头有一个关键的字，它“登”。“登古原”的登。

——什么是“登”？从矮的地方往高处去，那叫登。“登”这个字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游乐园的地理位置比长安要高，站在乐游原是可以鸟瞰长安城的，用电影术语来说，是一个俯视长安城的大全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乐游原才有可能成为汉朝和唐朝的旅游圣地。现在，李商隐登上了乐游原，“天朝”与夕阳就在眼前，无遮无挡，一览无余，李商隐想不看他都做不到。

“登”，多么普通的字，现在，它落实在“古原”的前面。“登古原”这三个字在诗歌中出现的时候，后面两句诗已经不重要了。从情绪上说，只能是“登古原”的延续。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如果后面跟随的是正能量，那么，“登古原”的意义就是正面的；如果后面的意义是负能量，“登古原”的意义就一定是负面的，这是心理或情感的合理化进程。

说到这里我就要岔开去了，我想强调一件事，那就是诗歌的计量单位。

小说的计量单位是章节，你读小说想读出意思来，起码要一章，否则你都不知道小说写的是什么。散文的计量单位是句子，我们所读到的格言或者金句，大多来自散文。诗歌的计量单位则苛刻，是字。要想真正领会一首诗，第一要素是小学的功夫，每一个字都要落实。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这是诗歌的艰辛，也是诗歌的乐趣。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常说，要想真正理解语言，最好的办法是去读诗，它可以帮助你激活每一个字。诗歌是由字组成的，反过来，也只有诗歌才能最大范围地体现字的价值，彻底地解放每一个字。请注意，我用了一个很有分量的词，解放。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当一个字遇上好的诗句时，它会亢奋，载歌载舞，流芳千古。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来引用一句王国维说的话，它强调了字的重要性。这句话你们一定很熟悉，它来自《人间词话》。王国维说：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这句话是诗歌史上最为著名的判断之一。王国维的意思再清晰不过了，他说，就一个字，也就是“闹”字，它带来了境界。

王国维对字的重要性做了最为充分的肯定，我当然同意。但是，对王国维的这句话，我恰恰不敢苟同。一个“闹”字没那么伟大，再怎么说，对一首诗来说，一个字无论如何也没有如此神奇的功能。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把“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拎出来，做一个分析。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去——

第一，红。红杏的红。杏花在什么时候红？三到四月。这个时间点在诗句里并没有出现，但是，它暗藏在“红”字的背后。如果是红梅的“红”，那就是三九。梅花“红”的时候很冷，那个时候的风是刺骨的、彪悍的、凄厉的。套用一句诗的说法，“梅花红自苦寒来”。现在，杏花红了，也就是三月了或者四月了，这个时候的风它叫春风，它和煦，微凉，温暖，小小的，软软的，很绵，有一阵没一阵的。

第二，头。枝头的头。这个“头”字也是一个关键字。常识告诉我们，一棵树是比较坚固的，但是，树枝的枝头往往比较细，比较软，这一来它就不再坚固，也就是不再稳定，它对风的反应最为敏感。微风吹过，它会摇曳，它会颤动，它能生姿。这个很要紧，只有杰出的诗人才能关注到位置最高、同时也是动态最为妖娆的那一朵杏花。

第三，意。春意的意。春有“意”么？没有。草木无情，时光无情，春天哪里来的“意”？所谓的“春意”，完全是诗人自己的胡诌，借用《红楼梦》四十一回里香菱的说法，是不讲理。你能要求暖意融融的春风中一朵摇摇晃晃的杏花讲道理么？不能。这和你不能在情人节的那天要求你的女朋友讲道理是一个道理。诗歌就是语言的情人节。

第四，闹。严格地说，“闹”这个字不算好，它的贬义多于褒义，很俗。在座的都是年轻人，年轻人要恋爱，恋爱就要使小性子。在恋爱的过程中，你们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对你们说得最多的那句话是什么？——别闹了，——你别闹了。是的，“闹”这个字不算高级，在许多时候，它不可以“入诗”。

可问题就在于，在三月，或者四月，在遥不可及的枝头，一朵越来越红的杏花得到了春风的求爱，它在摇曳，它在颤抖，它千姿百态，它不能自已，人家要放电，人家想晒幸福。——你就不能让一个刚刚得到求爱的少女“作”一回、“闹”一回么？闹，这个很俗的字，刹那间高级了，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美学能量，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美。我们能做只能是点赞并转发。就连王国维这个老冬烘也熬不住了，他跟了帖，点了赞：著一闹字，境界全出！

听得出来，王国维的点赞极不冷静，这个可以理解。他的眼睛从红——杏——枝——头——春——意——上滑了过去，当他看到“闹”这个字的时候，他身体内部的力比多一下子被激活了，不冷静的王国维把所有的赞美都给了最后一个字，闹。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不是读诗，是在分析和研究诗，那我们就需要冷静。在我看来，“闹”这个字无论如何也构不成王国维所看重的那个“境界”。

现在的问题是，境界是什么？

刚才我说了，诗歌的计量单位是字。字的本意是什么？是信息。每个字的内部都有它相对稳定的信息，否则语言就没用。我们在大学里头上课，所索求的正是老师们的字、老师们的语言。如果我现在像一条狗那样叫上两个小时，你们一定会把我轰下去。——你们没有得到你们所渴望的信息。所谓的语言，就是信息与信息的叠加。

但是，在诗歌里头，信息与信息之间不只有简单的加法，还有微妙的化学反应。当化学反应到了一定的地步，无中生有的事情就发生了，一个神奇的“地方”就出现了。这个地方不叫金融界、文学界、教育界和商界，它叫境界。听上去挺不错，还有围墙呢。可是我必须要强调，境界没有围墙，它没有物理属性，它是无时空的，也没有维度，所有的高科技都找不到这个地方。境界是精神，是灵魂，也涉及智慧。它有工具，叫想象力。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明白了，境界是一个系统。当“闹”这个字体现出美学力量的时候，原因就在于，它前面还有6个字，是6+1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系统，是6个字+1个闹字，是他们构成了境界。一个都不能少。

回到李商隐。刚才我说了，当“登”这个字在“古原”的前面出现时，一首诗的全部内容都已经预备好了，只差最后的一击，只差诗人最后的一声长叹。李商隐站在高处，他眺望着天朝，越发痛苦了，——怎么就没人来提拔我的呢？这件事也等于另外的一件事：我多有能耐呀，只要有人愿意提拔我，大唐帝国就一定有救。

但是，这句话李商隐能说么？不能。不说他熬得住么？也不能。就在这个时候，绝望的李商隐面对着正北，因为绝望，他侧过了脸庞，向西。西边的夕阳无限姣好，姣好正在坠落。也许连一秒钟都不到，一口血就从李商隐的嘴里喷了出来——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请冷静，李商隐并没有吐血。我的意思是，如果把这首诗隔离开来，仅仅就“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两句来说，它的境界并不高。它仅仅是一句描绘大自然的诗句，也许还包含了一些廉价的哲理。

但是，因为前面有了“古原”这两个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感叹的就不只是大自然和廉价的哲理，这里所包含的，有一生的命运，有家国情怀。那是残阳如血的。

我还要说，因为“古原”的前面有一个“登”，就李商隐负面的情绪而言，何尝又不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呢？我要说，因为“登”，就诗歌情绪的强度而言，刚才所说的那个命运感和家国情怀就得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请注意，对诗歌来说，即使表现的是悲伤与绝望，那也一定是辽阔的，那叫境界。境界就必须是气象万千的。我想学王国维，我想说，着一登字，境界全出。

也许有人要站出来反对了，说，毕老师啊，你言过其实了吧，你解读过度了吧，诗人的内心真的就有这么复杂么？老实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点也不担心你的质疑。我可以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唐朝也没有摩天大楼，李商隐要看夕阳，要产生“无限好”和“近黄昏”喟叹，他站在哪里不可以？可以在天井，可以在环廊，还可以在窗前，他真的犯不上去“登古原”。那好吧，我们还是来做游戏，我们不妨把李商隐的诗歌改一改——

向晚意不适来到窗户前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老实说，改动并不大，但很局促，毫无境界。一个中年女性都可能写得出来，很像抱怨离婚。

李商隐的雨

说了半天，只说了李商隐的太阳，该说雨了。说起李商隐的雨，大家的第一反应无疑是“巴山夜雨涨秋池”。这句诗以及这首诗太有名了，我估计在座的同学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会背了。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一般说来，我们把这首诗叫做“爱情诗”。其实，这首诗有麻烦。首先是题目。有些版本叫《夜雨寄内》，另一些版本则叫《夜雨寄北》。

如果这首诗叫做《夜雨寄内》，那么，顾名思义，这首诗的应答对象，应该是李商隐的妻子，王茂元的七女儿王氏。可是，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诗歌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巴山夜雨”，这说明了一件事，李商隐那时候在川东，那是大中六年。然而，这时的王氏已经过世一年多了，李商隐不可能“寄内”。

假如《夜雨寄内》能够成立，那么，只能是王氏还活着的时候。如斯，大中二年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因为那一年李商隐是从桂林返回洛阳的，随后又去了一趟巴蜀。可是，这也有问题。李商隐从桂林返回洛阳的时节是秋季，他写了诗，涉及了巴蜀秋天的景色，可是很遗憾，这里头并没有《夜雨寄内》。

那么，《夜雨寄内》是不是在大中二年他第二次出游巴蜀的时候写的呢？可能性也不大，道理很简单，《夜雨寄内》所描绘的依然是秋天。以当时的交通能力，李商隐不可能在同一个秋天走两趟巴蜀，这不现实。

《夜雨寄内》说不通，也好，那就《夜雨寄北》吧。但是，问题又来了。“北”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有可能指代王氏，也有可能不是。如果不是王氏，那么，和李商隐一起“共剪西窗烛”的那个人又是谁呢？既然是爱情诗，如果那个女人都不是王氏，而是其他的女人，那还能叫“爱情诗”么？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喜欢李商隐的缘故，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阅读有关李商隐的书，老实说，我越看越糊涂。我想说，关于文学，尤其是关于诗，有些地方宜细不宜粗，有些地方则宜粗不宜细。作品和作者的私生活，它们之间的关系无限地复杂。我们不能用简单逻辑去面对这个问题。关于李商隐的爱情和爱情诗，我特别想说这样的几个看法：

首先，我在前面也说了，李商隐十岁丧父，健康也不好，有一度，他表面上做了一个小官，其实是令狐绹的伴读，从本质上说，就是寄人篱下。这样的人生际遇对他的性格是有影响的，从他的诗歌里他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总体印象，他柔弱，敏感，胆小，多情，当然，他见过世面。因为和令狐绹厮混在一起的缘故，青年时期的李商隐实在是见过大世面的，他经常出席贵族的大派对。

《琵笆行》里说：“五陵少年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高端，豪华，奢侈，放荡，这是琵琶女的生活，这又何尝不是青年李商隐的生活？虽然那样的生活并不属于他。我不敢说李商隐的两性生活多么丰富，可是我敢说，李商隐见得太多了。那可是唐朝，富足而又开放。李商隐见得多，经历得多，有多少胎死腹中的一见钟情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理解。清朝的贾宝玉见到薛宝钗的胳膊都要魂不守舍，唐朝的李商隐怎么就不会？所以我说，李商隐隐秘的情感生活很可能是一笔糊涂账，谁认真谁傻。

其次，李商隐是诗人，在写诗，不是写思想汇报，更不是写工作报表。写诗的动机极为幽暗、极为复杂，是情绪化的，那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一阵风、一片云都可以让他产生爱意和一首诗。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以我的切身体会来说，用文学去考证私生活，用私生活去考证文学，通常是缘木求鱼。

再次，李商隐的诗歌大体上可以分作政治诗和爱情诗这两个部分。前面我说了，李商隐是一个政治抱负很大的人，他热衷于官场，可他偏偏就生活在官场的夹缝里头。“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在李商隐的诗歌里，这两句是他的败笔，像泼妇，我很不喜欢。但是，他太痛苦了，同学们也要体谅，他实在是绷不住了。“锦瑟无端五十弦”，实际上，李商隐自己都不知道，这句诗他说大了，他并没有能够活到五十岁。“一弦一柱思华年”，真是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很让人痛心。一个一心想做大官的人又做不了，他能怎么说呢？写夕阳自然是一个办法，但是，有点绕。更常见更有效更安全的，是写单相思。单相思懂的人更多，更能感同身受。所以，在李商隐的身上，他的政治诗和爱情诗通常是合一的。我们不能把诗歌里的爱情仅仅看做爱情，这一点特别重要。

又其次，政治诗和爱情诗合二为一，这不是李商隐的发明，是我们的政治传统、诗歌传统和文学传统。屈原就这么干了，甚至，《诗经》就曾经这么干。中国的诗歌强调兴、比、赋。1、拿美女起兴。2、拿美女作比。3、甚至直接拿美女敷陈。这是常有的，可以说比比皆是。这是中国的爱情诗和西方的爱情诗最大的区别。中国的爱情诗经常是指东打西的。西方人说中国是“神秘的东方”，道理就在这里。他不能理解，赞美美女的动机怎么是想做官呢，想做官怎么会去拍美女的马屁呢？在我们的诗歌里，爱情或美女不是爱情或美女，是寄托，可以是道德的寄托，也可以是理想的寄托。可以这样说，从爱情诗出发，去考证诗人的个人情感，我们时常要扑空。

话说到这里，我特别想把话反过来说——不管诗人多么地复杂，你既然写了爱情，那么，我干脆把你的诗当做爱情诗来读，那也挺好。再怎么说，爱情诗总是美好的。

为了方便，在下面我一律把这首诗叫做《夜雨寄北》。这个标题起码有四个内容，第一，时间，是夜里头；第二，环境，正下着雨；第三，他要回信，第四，那个人相对于李商隐的生活居住处，在北方。中心词是雨，也可以说，是夜雨。这可能是实情，也可能是心境和氛围。

这首诗一点也不复杂，这在李商隐的诗歌里头是很特殊的，如果你告诉我这首诗是李煜写的，我认可。李煜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平白如话。虽然他的词句并不豪迈，但人家毕竟做过皇帝，在使用语言方面，心气是不一样，心气足，他敢用大白话，敢直说。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首诗呢，就因为李商隐的雨写得好。

李商隐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一项文学记录，——他描绘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漫长的一场秋雨。这场雨到底有多长？没有人知道。

一首七绝应该是28个字，可是，李商隐只用了23个。李商隐只用了23个字就写成了文学史上最为漫长的一场雨，秘诀是什么？是李商隐天才地处理了诗歌内部的时空关系。

一般说来，处理时空关系是小说家的事。没有一个小说不为处理时空而煞费苦心。实际上，《夜雨寄北》这首诗虽然只有23个字，其实是有故事性的、有戏剧性的。它更像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一部巨大的长篇小说就隐藏在《夜雨寄北》的内部。

关于时间，我有一点补充说明。

时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通常意义上的、可以统计的时间，我们把它叫做物理时间。但是，时间这东西很鬼魅，它既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和文学的，在电影上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银幕时间。——某个小伙子，他面对着镜头，一秒钟之后，小伙子的脸上长满了胡子，十年就这么过去了。电影院里的一秒是物理时间，而银幕上的时间它等于十年，这样的时间处理我们必须认可，否则电影就没法拍，小说也没法写。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无比精确，一分就是一分，一秒就是一秒，而心理和文学意义上的时间则充满了弹性。可以这样说，心理和文学的时间弹性构成了艺术的难度，起码是难度之一。

虽然李商隐是一个诗人，但是，在《夜雨寄北》里头，他在时空的处理方式上已无限接近于小说，甚至是电影。我们来具体地看一看，这个太好看了——

题目：夜雨寄北——我们可以把写回信的那个夜晚当做此时，也就是现在进行时；那个地点叫做此地。

君问归期未有期——

看信是现在进行时，此地。信里头“问”是“君”的问，这个动作却是过去完成时，彼地。那么好的，回信人开始回答了，又回到了现在进行时，此地。回答的内容呢？它指涉的是将来，当然是将来时，彼地。请大家注意一下信息量，就7个字，仅仅是时空关系就倒了好几个来回，噼噼啪啪的。这里的时间是接近物理时间的。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作者的现场。现在进行时，此地。这是一段漫长的景物描写，是夜景，一个长镜头。和第一句的快问快答或不停地回闪比较起来，这一段的节奏突然变慢了，很慢，也许有好几个小时。我怎么知道是好几个小时的？是常识告诉我的，秋天的雨不是盛夏的暴雨，它很小，很小的雨要涨满水池，不可能是一眨眼的功夫。可以说，这个“涨秋池”写的就是时间，是时间的慢，时间的难熬，也可以说，这个“涨秋池”就是心理，孤独、寂寞和忧伤，他的孤独、寂寞与忧伤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上升，在往上涨。这句诗是很抒情的。这也是中国诗歌的妙处，我们的诗人到了需要抒情的时候，他反而会没心没肺地写景。这和西方小说里的写景有极其巨大的区别。我们的抒情很像京戏里头青衣的水袖，青衣害羞了，她会把水袖抬起来，让你看水袖。在这里，水袖就是情绪，就是害羞。让情绪物质化，这是我们的特征。

巴山夜雨这四个字锻造得好的。巴山，很偏僻，很遥远，夜雨，什么都看不见，也许都没什么动静。雨是自上而下，李商隐把这个动态写反了，水在自下而上，它悄无声息。它很像人类的内心，悄无声息。仿佛寓静于动，实则寓动于静。

它写的是雨，是水的动态，骨子里，写的是时间。是孤独与寂寞的长夜。这里不再是物理时间，这一段时间比物理时间要长一些，缓慢一些。

何当共剪西窗烛——

时间哗啦一下拉到了遥远的未来，将来时，彼地。我说了，时间哗啦一下拉到了遥远的未来，有没有人对“遥远”提出异议？大家想想，我说“遥远”是不是夸张了？

我没有夸张。诗人在第一句说得清清楚楚，“未有期”。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最起码我近期回不去。我想说的是，共剪西窗烛是一个温馨的画面，一个幸福的画面，但是，在这里，它并不温馨也并不幸福。道理很简单，这句诗遭到了当头的一棒，那就是这句诗的第一个字，“何”。“何”是一个疑问副词，它既有发问的含义，也有不确定的含义。“何”，意味着遥遥无期。可能是两个月之后，也可能是二十年之后。这里的时间是已经绝对和物理时间无关了，第一，是假想的，现实生活里并不存在，第二，它不确定，比慢还慢，也可以说，要等，等待的内容也还是等待。

却话巴山夜雨时——

将来过去时，彼地，也是此地。时间绕了一个巨大的圈子，回到了原点。“却”是回过头来的意思，很肯定，把一切都落到了实处，但是，由于它对应的是“何”，它又不能肯定了，这个“实”还是“虚”的，是“画饼充饥”里的饼。在这里，时间变得很魔幻了，像拉面师傅手里的面，一会儿是面团，一拉，成了面条，再一拉，又成了无数的面条，无限地纷繁。

大家想起什么了没有？

现代主义文学里头有一种文学思潮，叫魔幻现实主义。有一本小说叫《百年孤独》。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的面前，一定会记得他的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句话我经常讲，讲的就是时间问题。小说的叙述者的叙述时间当然是现在，它描绘的却是将来；站在将来的角度，所谓的“多年以后”，又成过去完成时了。这就有点绕了。有人也许会说，你们写小说的就是喜欢绕，吃饱了撑的。真不是。我想提醒大家一下，马尔克斯要纪录的是马孔多的百年史，如果他按照物理时间的顺序，那么，这篇小说的篇幅将是惊人的，最起码也是多卷本的长篇小说。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作者压缩了时间，小说的篇幅一下子缩短了很多。可以说，魔幻现实主义改变了小说的历史，它让小说的篇幅变小了，换句话说，容量变大了。所以，马尔克斯很自豪，他对他的太太说，他“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发明小说”。

但是，我们的李商隐在《夜雨寄北》里头早就使用这种方法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家要是有兴趣，回到图书馆去对照一下，你们一定会获得阅读的快感。当然，我也要讲良心话，小说的主要功能在叙事，既然是叙事，在处理时间这个问题上，叙事的难度就要高得多。马尔克斯说他在“发明”小说，一点也没有吹牛。就拿我们中国九十年代之后的小说来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尤其是长篇，篇幅都缩短了，层面更厚实了，这个首先要感谢马尔克斯这位发明家。

回到李商隐。《夜雨寄北》这首诗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压缩了时间。

但是，时间是压不住的，它一定会反弹。这个反弹在哪里实现的？在读者这里。如果我是一个合格读者，称职的读者，在我阅读《夜雨寄北》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将是一个动人的画面，时间在我的眼前“轰”地一声爆炸了，时间升腾了，同时打开了它的蘑菇云。

我说《夜雨寄北》里头有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道理就在这里。你如果不信，我们再来做一次游戏。

如果你愿意，你决定写一部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夜雨寄北》。那么好吧，作为一个小说家，你有哪些内容需要补充呢？

一，在那个地方，我为什么要离开那个“君”？涉及到哪些事？涉及到哪些人？

二，我离开了，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为什么就回不去了呢？这又涉及到哪些人？这又涉及到哪些事？

三，事实上，在这里，我一直也没能回去。我还要面对哪些事？我还要面对哪些人？

四，在漫长的岁月里，在那个地方，那个“君”，她如何了？二十年之后，我回来了，再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有可能人是物非。

五，二十年之后，我回来了，再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另一种可能也存在，不是人是物非，而是物是人非。

六，还有一种可能，物非，人非。然而，造化弄人，又把我们安排在了一起。

七，我们一起回忆了过去，回忆起了这个地方，这些人，这些事，我突然明

白，我离开这个对方，原来是因为这些人，这些事。

八，我们同时还明白了，我在那个地方之所以回不来，是因为那些人，那些事。

九，天亮了，蜡烛即将熄灭，我大彻大悟，我的人生早就走完了。外面的雨还在下。和当年的秋雨一模一样。

这里头有颠沛的人生，有苍茫的、鬼魅的、神龙摆尾的、身不由己的命运。老实说，《夜雨寄北》这首诗内部的时间能够产生多大的爆炸当量，完全取决于你的想象力，取决于你的人生阅历。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不管你的想象力是怎样的，你的想象力一定会伴随着潮湿，伴随着无穷无尽的秋雨。

我的数学不行，我不能确定这场秋雨到底有多长，这个问题就交给清华大学的数学天才们吧，你们去慢慢地算。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在我的阅读历史里，再也没有比《夜雨寄北》更长的雨了。

说到这里我只想说，如果李商隐不是生活在诗歌的年代，而是小说的年代，他一定可以成为小说大师。李商隐是曹雪芹的前身，曹雪芹是李商隐的后世。一个凭诗行云，一个借小说行雨。

总结

最后，我来做一点总结。

李白的诗我喜不喜欢？我喜欢。但是，什么样的诗人更能够代表常态？不是李白，他是天外飞仙，他不是人，他不属于日常生活。谁能代表日常？谁才是人？是杜甫，是李商隐，是曹雪芹。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趣味，不值得你们去商榷。

我喜欢李商隐的夕阳，喜欢李商隐的雨，我当然知道，用“夕阳”和“雨”这两个意象去概括李商隐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夕阳和雨太顽固了，它们始终伴随着我对李商隐的想象。想来这也是有道理的，李商隐毕竟在夹缝里生活了一辈子，他始终是黑暗的和潮湿的。我心疼他。

我真正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一部中国的诗歌史，说白了也就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夹缝史。我喜欢这部历史。夕阳会有的，夜雨也会有的。李商隐之所以伟大，我之所以如此喜爱李商隐，因为他前有古人，因为他后有来者。

本文为毕飞宇2017年于清华大学的演讲稿。刊于《文汇报笔会》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