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女足队,是一支建队35年的校园女子足球队,其中80%以上的队员来自内蒙古偏远农牧区。与足球结缘后,她们有的成为家乡第一个踢足球的女孩,有的后来进入了国家队……这些怒放的草原“玫瑰”,将足球踢向了更广阔的人生赛场。
90后姑娘特日格乐出生在内蒙古牧区,从小与牛羊为伴,在大草原上长大。“我是镇上第一个踢足球的女生”,她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进入女足队,“我可能考不上大学,就在老家放牧。”
特日格乐现在是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女足队的教练员,也曾是该队球员。这是一支建队35年的校园女子足球队,80%以上的队员和特日格乐一样,来自内蒙古的偏远农牧区。
与足球结缘后,她们有的成为家乡第一个踢足球的女孩,有的后来进入了国家队……这些怒放的草原“玫瑰”,将足球踢向了更广阔的人生赛场。
捧起世界冠军奖杯之后
组建于1987年的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女足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支校园女子足球队。走进学校的校史馆,大大小小的奖杯一个挨着一个铺了几米长,其中最有分量的是一座来自以色列的奖杯。随着时间流逝,这座奖杯褪去了金黄色的外衣,但它所代表的光荣战绩始终未曾暗淡。
1993年,16名蒙古族少女穿着胶鞋,身披印有五星红旗的球衣,远赴以色列特拉维夫,参加世界中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就是这样一支不起眼的中国女足队,以五战五胜、不失一球、净胜40球的优势捧起了冠军奖杯。
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从当时的老照片中能看到,呼和浩特市民自发涌上街头,学校师生手捧鲜花,迎接蒙校女足队员凯旋。
夺冠的消息也传到了内蒙古的偏远牧区。老家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拉奇如德苏木的特日格乐,曾发现一本母亲制作的剪报本,其中一页就贴着1993年蒙校女足队夺冠的消息。
然而,辉煌过后,当时带领女足夺冠的教练员因病辞职,女足队面临后备人才和优秀教练员双重短缺的困境,一度濒临解散。尽管困难重重,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的师生、教练员都不愿意放弃。
现任女足队总教练敖军临危受命,挑起这个担子。没有器材,他就自己动手做;没有合适的场地,他就拿着水管一遍遍浇土操场、捡石头;没有队员,他就跨越2000多公里到农牧区招生。
家乡第一个踢足球的姑娘
由于呼和浩特市本地生源难以满足女足队的招生需求,该校就把招生范围扩大到内蒙古全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为不少偏远农牧区的姑娘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每隔3年,敖军都会花两三个月的时间,到内蒙古各地招生。他回忆说,2003年,他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才从呼和浩特市到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又坐了近10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到达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尽管路途遥远,但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好苗子。
每到一所学校,敖军就要向学校老师、家长、学生耐心解答,蒙校女足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加入女足队发展前景如何?队员的食宿如何解决、安全如何保障?敖军记得当时自己每月的工资才1000元,电话费就得800元。
特日格乐至今对入队选拔的场景记忆犹新。当时她在操场上排了很长的队,经过3轮测试,她和几个女生通过了选拔。有教练告诉她们,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女足队招生,感兴趣的话和父母商量商量,暑假可以先到学校试试,“我当时就决定要去,我想去大城市看看。”她说。
敖军对特日格乐的印象也很深,“我没想到一所村里的学校,总共100多个学生,但有好几个女生协调性好、速度又快,是踢足球的好苗子。”敖军记得,特日格乐当时追着他跑出了校门,高喊着:“教练,我一定会去的!”
激动的特日格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告诉父亲自己要到呼和浩特踢足球。但听到女儿想踢足球的消息,特日格乐的父母觉得是“天方夜谭”,担心她是不是被骗了,立马给学校老师打电话询问。
家里人担心年幼的女儿到他乡没人照顾,但是特日格乐铁了心要去。后来特日格乐从父亲口中得知,“当时学校老师和我爸说,这是一次特别好的机会,不要让她长大了埋怨你”。
特日格乐的父亲凑钱买了两张到呼和浩特的硬座车票,母亲从家里找出一张毛毯。背着简单的行李,2006年7月,特日格乐和父亲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呼和浩特,困了她就靠在父亲身上睡一会儿。
那时的特日格乐压根儿不知道怎么踢足球,更谈不上喜欢,她只是单纯地想去大城市看看,想坐一次火车。她更想不到是,自己的命运会因此发生转变。
命运的转折
初到省会呼和浩特,草原姑娘特日格乐在出租车上好奇地望着窗外的建筑,感叹道:“这儿真大啊!”到学校后,她兴奋地拉着父亲在大门口拍了一张合影,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留在这里。
经过近两个月的试训,特日格乐通过了筛选,正式成为女足队的一员。女足队员免食宿费,学校还给女足队员免费提供队服、足球鞋、训练器材,每年冬天全体队员到南方冬训,也不收取任何费用。
特日格乐正好赶上学校新建了塑胶操场,从小在草原上长大的队员们惊奇地说:“原来草还可以‘造假’,草还有白色的。”铺好足球场的第一天,女足队员们光着脚丫踢球,生怕弄坏了人造草坪。
新学期结束,特日格乐放假回家,父亲为了奖励她,骑了两个多小时的摩托车,到镇上给她买了一双200多元的运动鞋。对于只穿过二三十元鞋的特日格乐来说,这双鞋简直是“奢侈品”。
2009年,敖军带着女足高中队到湖北省武汉市参加第十届中学生运动会。那是大多数队员第一次走出内蒙古,到外省参加比赛。特日格乐回忆说:“大家都特别激动,在火车上玩闹,兴奋得睡不着。”
因为比赛、集训,这些来自农牧区的姑娘有了更多机会去全国各地,有时还能去国外踢球。敖军总会尽量挤出时间,带孩子们参观名胜古迹,品尝当地美食。
后来,特日格乐的妹妹也主动到呼和浩特参加测试,并顺利进入蒙校女足队。特日格乐说,像她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好多队员都是亲姐妹。足球让特日格乐增长了不少见识,后来她考上了内蒙古农业大学,还在蒙校做助理教练,工资从最初的500元涨到2000元,“够我和妹妹两个人的生活费,我再也没问家里要过钱”。
毕业后,特日格乐被正式聘任为女足队教练。尽管平时周末、寒暑假都要加训,有时候过年也在外地,但是特日格乐仍乐此不疲,因为她觉得“找到了一生钟爱的事业”。
回流与传承
同样因足球发生命运转变的还有邰玲玲。1994年,年仅10岁的邰玲玲成为蒙校女足队的一员。她入队训练的那几年,正是中国女足大放异彩的年代。
在1998年曼谷亚运会上,中国女足以五战全胜、一球不失的战绩,第三次捧起冠军奖杯。中国女足夺冠的消息让蒙校女足队员振奋,邰玲玲也在心中埋下了立志加入国家队的种子。
她每天准时凌晨5点起床,比其他队员早起1小时,多跑20圈。有天赋又格外勤勉的邰玲玲,后来被天津汇森女足队选中。
进入职业队后,邰玲玲看到自己与专业选手的差距,开始拼命训练,“感觉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与此同时,从女超联赛、全运会,到全国锦标赛,她在各项赛事的锤炼下迅速成长起来,并赴日本等国训练。
凭借在赛场上的优异表现,作为前锋的邰玲玲2005年入选国家队集训营。这个从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农牧区走出来的姑娘,成为中国女足的一员。
在蒙校女足队,这样的传奇一直在续写。乌日力格、乌日古木拉2019年5月被选入国家黄队;苏日木尼入选国家青年队。更有32名队员先后转入各省市女足俱乐部、职业队。
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成为全国首个足球改革试点省区,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也搭上了改革的快车,被确定为校园足球试点学校。学校修建了绿茵操场,购买了专业设备,还建立了球队诊疗室,聘请了队医,购置了医疗康复设备。基于学校12年一贯制的教学模式,组建小学、初中、高中三级梯队,每个年龄段梯队单独编班,为女足队培养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
与此同时,蒙校女足队的成绩也越来越好:2017年,获得泛太平洋中学生运动会第四名;2018年,获得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高中组)挑战赛第一名、冠军赛第二名、超冠赛第二名。
邰玲玲因伤退役后,接受敖军的邀请重返母校成为校队教练,邰玲玲说:“我马上就答应了,因为我对蒙校、对这些蒙古族孩子有着很深的情感。”
2015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在全国范围内选派240名体育教师到法国集中培训。在法国3个月的学习,让邰玲玲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她不仅学到了新知识,也转变了教学观念,“我们应该更多地让孩子在踢球时感到快乐,尤其是13岁以前的孩子,以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才是教学目的”。
小学队、初中队以兴趣培养为主,也成为蒙校女足队的培养理念。敖军介绍,平时训练时,会加入各种小游戏,“首先让孩子们对足球产生兴趣,进入初高中阶段再增强技能训练。”
不久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的操场上看到,阳光照耀着女足队员的脸颊,她们在近30摄氏度的天气里训练,汗水顺着脖子不停流下来,还有一名队员胳膊上打着石膏,仍在练习颠球。
记者随机问起女足队员徐日训练累不累,她笑着说:“训练一点儿也不累,我反倒最期待每天的训练,在操场上奔跑、踢球特别舒服。”
文/石佳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