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出现过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那就是进士行卷。由于当时的科举考试并不糊名，考生便在考前将自己的得意之作誊录抄写并投递给当时的名人、显宦，请他们向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以期获得较高的功名。这些行卷之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八，中华书局，1996，135页），反而比当时科场程文有更高的文学价值，客观上促进了当时文坛的繁荣，可以说是科举制度影响文学的一大实绩。
按常理来说，古往今来，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呈给当时名贤以求赏鉴的情形并不稀见，《世说新语·文学》中曾载“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诣宅，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面急走”（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卷上，中华书局，2006，173页），可见这种行为并非始于唐代。那么，何以唐代行卷之风如此繁荣？这就涉及唐时科举制度的变化。实际上，目前我们笼统所说的“行卷”这个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既可以指向礼部衙门投纳省卷（又称“公卷”），也可以指向当世达官显宦投献文章，即所谓投“行卷”，简单来说，就是官方行为与私人行为的区别。在天宝元年（742）至十二载之间，官方出台了举子在考前必须向礼部纳呈省卷的规定，当时凡应进士试者，皆须投纳。可以想见，当时向礼部投献的“公卷”定是卷帙浩繁，主事者往往无暇阅读，反倒是这种私下往来、授受对象明确的“私卷”，更可能获得这些上位者的垂青，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虽然投谒之举古已有之，但行卷之风在唐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盛行，其间制度因素起到了一定作用（参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15页；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20，259—270页）。宋代科举考试的规则日渐严苛，糊名、誊录法全面推行，考官无法得知试卷的归属，台阁近臣不再拥有“公荐”的权力，考前上呈“公卷”的规定也被取消。《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3162页，以下简称《长编》）“庆历元年（1041）八月丁亥”条载：“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业，故预投公卷。今有弥封、誊录，一切考诸试篇，则公卷为可罢。”科场既只以程文定去取，自然而然，考前行卷的风气也就随之消弭。宋代进士科虽然废除了考前“预投公卷”的规定，但随着科举科目不断增加以及规则日趋细密，在制科、教官试以及词科中，先献“所业”于有司，再进行考试的流程仍被沿用。这些在考前上呈的文字，被当时人称为“进卷”。比如《长编》“熙宁五年（1072）十月丁丑”条载“曾布举润甫经筵馆职，诏取润甫应制科进卷，至是始擢用之”（5806页）。而《宋史·艺文志》记载张耒有《进卷》十二卷，洪迈《词科进卷》六卷。与此同时，私投行卷这种交际行为下沉进入宋代士大夫们的日常生活，文人士大夫之间献文以干谒的行为非常普遍，对当时文坛生态亦有所影响。不过，与唐时不同，宋人语境中的“进卷”似乎并不涵盖这种士大夫之间私相授受的情况，而更多地指向应考之作，毕竟“进”字本身就有上呈官方之意。简而言之，宋代进卷是依附于科举制度的一种特殊的写作现象。
宋代的进卷之中，数量比较多、比较有名的，就是制科进卷。“制科”只是一种笼统的叫法，实际上包含许多科目，其中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最为重要，应考人数也最多，堪称代表，所以有时也可以见到“贤良进卷”的说法。唐代虽然也设制科但并不需要进卷，自宋仁宗以后，应考制科要依次通过进卷、秘阁六论、御试对策三道关卡，其中，在应考之前需要提交五十篇策论，此之谓制科进卷。
宋代应制科的士大夫不在少数，也有很多进卷保留至今。比较著名的有苏轼、苏辙两兄弟，他们二人的进卷完整保存在“东坡七集”本《应诏集》与苏辙自编的《栾城应诏集》中，此外，张方平、陈舜俞、秦观以及叶适等人，也都有进卷存世。制科明确规定以策、论两种文体进卷，内容除政论之外，还有经籍论、历代论、人物论、地域论和主题论等。这些进卷由应考者在考前精心编制，具备一定的组织结构，比如宋人所编《圣宋文选》中完整收录李清臣进卷五十篇，其中论二十五篇包括《易论》《春秋论》《礼论》《诗论》的四经论，《史论》《四子论》各两篇讨论历代人物，还有从《唐虞论》到《五代论》十篇史论，而策二十五篇则是谈具体的施政措施，涉及君术、军事、外交、职官等多个方面，论文泛谈原理，策文注重实践，可谓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参朱刚《北宋贤良进卷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
若要说明北宋制科进卷与唐代进士科纳省卷制度的渊源关系，只消将作者自序抽出对比，便可一目了然。唐人皮日休曾编订《文薮》十卷以献有司，并仿“太史公自序之意”（《文薮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九六，中华书局，1983，8353页）为自序，介绍其文二百篇中包含诗、赋、骚、原、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等众多文体，皮日休兼采诸体以成一家之言，意在尽数展现自己的文采和才学。而李清臣进卷首篇《论略》自述“窃慕孟轲之所谓非道而不敢陈者，故摭师说，取其有益者而言，庶备人主之采览”（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7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35页），又有陈舜俞《进治说序》言其进卷“总五十首，离其篇为上下，上篇言皇王之轨法，兼明当世所未至。下篇指国家之蠹敝，要以施行之便宜”（《全宋文》第71册，26页），可以看出，宋代科举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远胜唐人，同时，宋廷限定以策论进卷使进卷的内容与唐时相比有了不少变化，而相同之处在于，宋人精心写作的试前进卷也都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两相对比，不难发现，无论唐宋，纳卷者都并不试图以最出彩的单篇或数篇博取读者的关注，而是要以近似专著的形式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展露，这种写作模式可能是要遵照官方的规定，或仅是一种通行惯例，其背后的逻辑也不难理解——为了获得接下来的考试资格，应试者理所应当要倾尽所学以通过有司第一轮的筛选，也因此与“取其最精者投之”的自投行卷（陈鹄撰，孔凡礼点校《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八，中华书局，2002，374页）之举有所区别。
宋乾道九年（1173）高邮军学刻绍兴三年（1133）谢雩重修本《淮海集》目录局部
按照产生的时间来说，在制科进卷之后出现的，当属学官进卷。学官进卷的产生与王安石对学校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配合对科举、学校制度的改革，使天下士子迅速改习经义，王安石下令有司以“索所业考第高下，以次除授”（《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762页）的方式统一选派太学与地方州县的学官，这些当时上呈中书的“所业”，就是最早的学官进卷。而到元丰初年，宋廷还出台了正式的学官考试法，规定“进士第一甲，或省试十名内，或府、监发解五名内，或太学公、私试三名内，或季试两次为第一人，或上舍、内舍生，或曾充经论以上职掌，或投所业乞试，并听试”（《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二一，3771页）。以进卷乞试的途径看似被放在试法最末一等，实则在当时最为热门。元祐元年（1086）王岩叟曾上书批判当时“四方之士，区区于进卷，屑屑于程文”，“甚非所以重师道，崇儒风，惜士人之节也”（《长编》“元祐元年七月丙辰”条，9298页），可想而知当时学官进卷的繁荣。而在南渡之后，宋廷还对学官进卷的内容进行了具体规定，“凡有出身人愿试者，先具所业经义三道、诗、赋各三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中华书局，2000，268页）。
虽然南宋的学官进卷已与科场应试之文没有太大区别，但现存文献可以证明，北宋学官进卷仍以策论写作。北宋时应试学官者虽不在少数，但目前能够确定属于学官进卷的只有曾肇、张耒、华镇三人的作品，其中曾、张二人进卷只有零星残篇，唯独华镇的进卷保存相对完整，华镇还有自序《论志》云：
镇退不敢安饱食之佚，受无文之耻；进不敢忘文采之美，为无用之辞。乃著论以述素志，而商略行事，庶明心有所用，言不苟为，或有裨于世道之万一。言君者一十六，言官事者一十有三，言民事者四，言国事者五，序事属辞之所及，发心志之攸趣者二，凡四十篇……兹论也，亦经世之事也……（《全宋文》第123册，29—30页）
华镇此序中明确列出各篇篇目，今本华镇《云溪居士集》乃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其中收录馆臣据此序辑录的进卷文章三十一篇。华镇的学官进卷虽然全以“某某论”为题，但就内容而言实属治国安民策，可以与制科进卷中策文二十五篇相对应，并且华镇在自序中以孟子自比的说辞也与李清臣十分类似，这都可以说明他的学官进卷很可能是对制科进卷的模仿。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猜想，王安石制定先呈进卷再考经义的选拔流程，乃至学官考试法的出台，都可能是受到当时已经相对成熟的制科考试的启发。
就现存的北宋学官进卷来看，它们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要比制科进卷密切得多。曾肇、张耒、华镇用以进卷的“时务策”中，都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比如曾肇的《汉文帝论》指出汉文帝施行躬化之政反致风俗之敝，根本原因在于“不修先王之政”，而先王之政“必本于理财”，文末曾肇再次发出感慨：“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则庶几三代之贤王哉！”（《全宋文》第110册，81—82页）法“先王”、重“理财”是王安石变法之初提出的重要口号，此文显然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据记载，曾肇“既进所业，中书考为第一”（《长编》“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寅”条，9528页），由此可见，肇始于神宗朝的学官进卷自产生之初就不免沾染新旧党争的色彩。
张耒和华镇二人的学官进卷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张耒上呈进卷的时间大约在元丰七年（1084），大概他在写作时未曾预料到神宗会在不久后猝然离世，所以他的进卷表现出迎合新政的政治姿态，比如《至诚篇》期待神宗“仰法尧、舜、三代之隆”，又如《用民篇》称赞神宗施行的保甲法是“深见先王之用心”，他还在《远虑篇》中劝说神宗积极对辽备战：“恭惟陛下圣神英武，受天命以为四方万里之主，称陛下之威神圣德，则尽天地四方之所及，尧、舜、三代之所不能服者，悉得而臣之，臣尚以为未足也。”（张耒撰，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卷四三四四，中华书局，1990，693、701、698页）这很可能与当时神宗征讨西夏的军事行动有关。而华镇进卷的时间虽在元祐六年，他却也持有支持新党的政见，除了反复强调追复三代的政治理想之外，他还在《役法论》一篇中支持免役法，在《御戎论》一篇中主张对西夏出兵，在《养士论》一篇中盛赞新党废除诗赋改考经义的科举改革，在《制举论》一篇中批评制科无足取。华镇进卷时正值元祐之末，朝堂上绍述的势力已经蠢蠢欲动，这可能是华镇大胆做此不合时宜言语的深层动机。
哲宗朝始设的词科在应试流程上对学官试有所因袭，同样需要进卷。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引试须有出身人就礼部投状，献所业，如试教官例。”不过，由于词科意在有针对性地选拔专门人才，所以对进卷内容的要求非常具体，应试者需上交二十四篇文章，包括制、诰、表、露、布等十二种文体，每体拟作两篇（参管琴《词科与南宋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15页）。《宋史·艺文志》中曾记载洪迈有《词科进卷》六卷，是为专集，此外还有大量进卷散见于宋人别集之中，但由于词科进卷对文体的限制，与制科进卷、学官进卷不同，这些进卷文本更侧重于反映士大夫们于朝廷应用文章的写作能力。
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是制科、学官还是词科进卷，相关文献中多以“进所业”“献所业”的表述指代，而先呈“所业”再行考试的情形不止出现在制科、学官试和词科中，选拔馆职、两制官员时，先献文、再考试的情况也很普遍。也就是说，在宋代，进卷作为一种考察人才的制度性手段，其使用的场合更为广泛，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文/张弛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2年第1期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