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于2026年3月14日去世，享年96岁。这位德国思想家、哲学家用一生构筑了关于“交往理性”与“公共领域”的理论大厦。他著作等身，思想随着世界的变化不断发展，即便年逾九旬仍保持思考与创作。对于任何将哈贝马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来说，追踪他的思想演进并非易事。

2009年，在哈贝马斯八十岁生日之际，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推出五卷本文集，以“社会学的语言理论基础”“形式语用学的语言观和理性观”“商谈伦理学”“政治哲学”“后形而上学思维的地位”为主题，由他亲自选编并撰写各卷导言。此后，一家英国出版社将五篇导言译成英文，并邀请法国学者让-马克·杜朗-加瑟兰撰写长篇导论《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事业：树根、主干和分支》，合编为《哲学导言：交往理性五论》一书。此书可视为阅读哈贝马斯的提纲挈领。正如哈贝马斯本人表示：“在任何别处，我都还没有设法对我的整个哲学做过一个‘俯瞰’。”

202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同年上海书展期间，出版社邀请译者中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童世骏、应奇，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汪行福、张双利共同探讨这部作品。

“移动中的目标”：追踪哈贝马斯的思想是需要力气的

童世骏指出，哈贝马斯很早就已成为经典思想家。“甚至在他的主要著作还没出的时候，1978年，美国哲学家托马斯·麦卡锡就写了五六百页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一直在工作，直到最近都一直在出书。”

对于任何把哈贝马斯作为主要研究文本的研究者来说，做好这份工作并不容易。童世骏引用美国哲学家Richard Bernstein的说法：“他说哈贝马斯是一个moving target（移动中的目标）。你要追踪他还是要有点力气的。”

汪行福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特点：“哈贝马斯的学术研究跨越的时间特别长，跨越的领域特别多，使得他的作品非常浩瀚，思想也非常复杂，在中间有很多变化。他的整个理论都可称为交往行为理论，该理论本身提出后，他不停地根据阅读者或对话者的批评来调整，因而显得复杂。”他提到美国哲学家罗蒂的观察：“你跟哈贝马斯谈到某本书或某个人的观点，如果他以前没有注意，他一定去了解，过段时间，他可能就会在某篇文章中做出回应。哈贝马斯的思想本身就具有交往性，他对所有的新知识都非常乐于吸收，乐于回应，因而，他的思想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有很多变化。”

为何今天仍需阅读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的著作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到交往行为理论，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探索、创造，其作品始终被视为在哲学高度上对时代主题的回应，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双利指出，哈贝马斯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他80周岁以后。“整个西方世界内部的问题基本上已经无法被理论话语遮盖。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哈贝马斯是很真诚地在思考和回应。”他既有理论层面的回应——重新解读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有现实层面的回应——通过访谈和介入性写作表达观点。汪行福强调：“他很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理论遭遇到了现实问题的挑战，但是他认为他理论的核心和骨干——哈贝马斯是很顽强的——不能被放弃。”

那么，为何我们今天仍需阅读哈贝马斯？张双利认为，关键在于哈贝马斯对现代化进程中那些根基性问题的关注。“我们在90年代接触他的时候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没有那样切身的生命体验。到了今天，经过又一轮的现代化进程，再把问题提出来，我们才发现，原来哈贝马斯把这中间的历史经验和思想经验都化为自己思考的血肉。”

更重要的是，哈贝马斯的理论对当下时代的两大“毒症”——犬儒主义与民粹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解毒剂。汪行福指出，“今天全世界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犬儒主义，就是对那些价值、规范、理性的东西都抱着一种否定的、嘲讽的态度，认为怎么来都行，没必要较真。”他引述哈贝马斯的立场：“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学者，认为唯一不可原谅的就是犬儒主义——放弃对任何的理性、道德、真理、正义的认真态度。这是他理论的重要动机，他认为实证社会学也可以被归结为犬儒主义，也就是以一种经验的目光看待世界，有如烈日照耀下一切东西都会蒸发，一切理念、规范、值得追求的东西都挥发掉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时代还面临着思想的民粹主义化。“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我们不需要讲理，只需要判断立场，不需要判断是非。民粹主义会把自己人和他人二元化，诸如我是正义的，你是非正义的，我是天使，你是魔鬼等等。”汪行福指出，这种倾向瓦解了人们通过交往进行沟通、进而实现非强制协调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凸显出重要价值。“交往总是希望以好的论据、好的理由来说服别人，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所以他整个的交往理论强调的不是简单的情感共鸣，而是强调说理，是理由的交换。”

哲学教育的启示

结合自己多年的哲学教学经验，童世骏分享了受哈贝马斯启发的思考：“我在哲学系教书，我希望我们的学生从哲学系毕业的时候带走些什么？我觉得哲学的特点和科学的特点可以做一个对比，简单地讲，就是科学研究事实问题，而哲学则研究与事实相对的四个东西：一个是文本问题，第二是概念问题，第三是规范问题，第四是整体性的问题。”

他进一步解释：“哈贝马斯说他最重要的使命是为批判理论建立一个规范性的基础，在规范性问题上走出独断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非此即彼。同时，他虽说是要告别形而上学，但承认后形而上学思维的重要性，而‘后形而上学’不是‘非形而上学’，也不是‘反形而上学’，所以，他对整体性的关怀还在。

在我看来，哪怕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系学生毕业时必须在处理前述四个问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也就是他是经过训练的，他应该带着在文本诠释、概念分析、规范意识和整体关怀四个方面的专业训练成就，走向社会，这也是我们哲学系能够心安理得地在大学教育中占据一席地位的一个理由。”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