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和朋友们在果园聚餐饮酒，之后自行在果园的鱼塘中垂钓，其在下鱼塘捞鱼竿时溺亡，谁应承担责任？北京平谷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后认为，王某对自己死亡结果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判决活动组织者和承包鱼塘的物业公司各自承担部分赔偿责任，驳回王某的继承人对同饮者的诉求。

2023年10月，王某与黄某、孟某共同前往北京市平谷区某物业公司承包的果园游玩，活动组织者冀某、王某、黄某、孟某、骆某共进午餐。当天下午，王某前往涉案果园中的鱼塘使用果园提供的渔具钓鱼，后因自行捞鱼竿落水导致溺水死亡。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认为死者王某生前曾饮酒，属于溺死。该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出具证明，证明王某系符合溺死死亡条件，该人死亡不属刑事案件。

王某的继承人高某、王某一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冀某与该物业公司对王某死亡连带承担40%的赔偿责任；黄某、孟某、骆某对王某死亡连带承担20%的赔偿责任。

根据法院现场勘查，涉案果园食堂门口和鱼塘周围有摄像头，但因超过数据保存时间和未交费，均无事发当天视频。鱼塘四周无警示标识，无救生用途的救生圈，鱼塘北部紧邻高压线杆。鱼塘于2023年6月初铺设了防渗膜，且经探查发现鱼塘内防渗膜很滑。涉案鱼塘所占土地时为坑塘水面，分区规划为林草保护区，未查询到相关的规划审批及土地审批文件。

庭审中，冀某、骆某、黄某认可喝酒，但没有敬酒、劝酒；孟某否认喝酒，亦否认劝酒敬酒。该物业公司认可冀某、骆某系履行职务行为，认可承担责任。

法院认为，该案中，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酒量及饮酒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当有清楚的认知，亦应当意识到酒后从事高台钓鱼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在此情况下，王某仍然在饮酒后选择危险性较高的钓鱼行为，在鱼竿掉落后又自行打捞鱼竿，最终滑入水中溺亡，其过于自信放任将自己置于危险环境并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应当对自己死亡结果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冀某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对饮酒活动参与者的饮酒数量也应当审慎控制、对其人身安全应当负有合理注意义务并提供必要的辅助。冀某作为鱼塘的管理者，明知鱼塘钓鱼存在危险性，且鱼塘内铺设有防渗膜、北侧有高压线，加大了鱼塘的危险性。在鱼塘存在高度危险的情形下，冀某放任王某从事钓鱼行为，且出现王某自己独自钓鱼的情形，对王某的死亡存在过错。某物业公司作为鱼塘的经营企业，在鱼塘没有进行审批且明知鱼塘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在周围设立明显的警示标识，未设置合理的救援设施和专业救援人员，放纵员工带人休闲游玩，亦存在过错。综合前述情况，法院认定冀某与某物业公司各负担15%的赔偿责任。

针对同饮者的法律责任，法院认为，首先成年人聚餐饮酒为正常人际交往活动，系增进感情、维护友好关系的情谊行为，其本身不存在违法性，不宜对同饮人苛以过高要求，否则将会限制情谊行为的发生，对正常社会交往规则造成影响，并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诚信、友善之价值理念。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王某存在过度饮酒的情形，亦未能证明孟某、黄某、骆某、冀某存在劝酒行为。

其次，高某、王某一认为冀某、黄某、孟某拖延报警导致王某死亡，首先根据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冀某、黄某、刘某（孟某之子）陈述事发时间不一，无法核定事发的具体时间，且在众人无大的矛盾冲突情形下，应该相信人性善良的一面，故法院对高某、王某一主张的延误报警导致王某死亡的陈述不予采信。综合前述情况，法院对高某、王某一要求孟某、黄某、骆某承担责任的诉求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冀某和某公司对王某的死亡各负担15%的赔偿责任，驳回了高某、王某一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该案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目前该案已经生效。

法官提示，在欢聚时刻，饮酒务必量力而行，切勿过度饮酒、强行劝酒，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纠纷。作为成年人，应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酒量有清醒认知，避免酒后从事高风险活动，如该案中的池塘钓鱼。

同时，活动组织者和场地提供者需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组织者应审慎控制饮酒数量，确保参与者的人身安全，并提供必要辅助。场地提供者则需确保场所安全，设置警示标识和救援设施等，避免安全隐患。如未尽到上述义务，将可能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此外，同饮者之间应相互关照，不宜苛以过高要求。成年人聚餐饮酒为正常人际交往活动，本身不存在违法性。在无劝酒、过度饮酒等情形下，同饮者无需承担责任。但请注意，如因延误报警等行为导致损害扩大，可能需承担相应责任。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屈畅
编辑/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