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副教授侯丽成长于山东东营的胜利油田，父亲是石油工程师。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读博期间，她开始研究家乡的双城格局（即石油系统在西城，地方政府在东城），她发现东营的格局源自一个更大的模本，即大庆油田。侯丽决定研究建国初期大庆油田发展的历史。她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0年后，基于论文的专著Building for Oil：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为了石油的建设：大庆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哈佛-燕京学社专著丛书）。

近日，《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采用双线叙事，一方面透过大庆城市的设计与建设，折射出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环境变化及政治路线选择；另一方面通过女规划工作者晓华的个人经历，讲述她在大庆的工作、生活以及大历史下的个体抉择。

大庆油田的发现与新中国的成长同步。作为社会主义的新政权，新中国的领导层力图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下突出重围，改造这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现代意义的中国。到今天，关于石油工业的书籍，视角往往是一般党媒宣传、企业介绍、投资分析或个人回忆等，关于历史研究性质的书籍较少。《大庆：为了石油的建设》以较高的学术水平，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和价值。书中记叙了有关大庆建设的丰富细节。如大众勘探运动的兴起、石油会战的开展，既是革命年代的余音，也是大庆油田快速发现、建设的法宝。如土办法“干打垒”建筑模式在大庆的施行，也是此时急于发展的贫困国家的现实选择和政治选择，这使得大庆与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不同，形成一种“去城市化的工业化”经验，大庆也因此成为全国工业城市的样板。

在展现石油工业历史的同时，书中还叙述的一位大庆油田女性规划工作者晓华的个人经历。她深度参与了大庆科学“干打垒”的规划设计工作，并在全国建筑大会上分享经验。她曾被时代的高光笼罩，高度认可大庆成就和大庆精神，也在批判、生育、艰苦的生活中摇摆不定。

晓华，1962年10月

从晓华的角度，读者得以看到大庆生活的具体细节，包括怎么住、怎么吃、怎么通勤、怎么“做十休一”地工作。同时，通过她也可以照见大庆社会生态下的不同女性，包括女性职工、家属、临时工，她们在大庆的不同待遇，不同的家庭结构。

新书分享会上，侯丽展示了晓华的结婚申请信。“他们为了要自己的结婚证明，写了很长一段，说我们准备在党的生日这天结婚，说本打算如何如何，现在看运动结束还要很长的时间，夺权到斗批改还有很长的过程……写了8句话，才说到所以我们准备在庆祝党的生日那天结婚——如果不是去讲一个个人的故事，这个细节很容易在国家的叙事中被忽略。”

结婚申请信

侯丽还展示了晓华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她穿着棉袄和扎着朴素的辫子，“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还不允许扎一个马尾巴，马尾巴是资本主义，一定要两根辫子或者短发，不能过肩。”

还有晓华他们几经波折申请终于获批结婚后拍摄的纪念照片。1967年7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他们的身体语言、面部神情近乎悲壮”。一年之后，他们又在第一个家拍摄了照片，照片中，环境温馨人物表情柔和。此后他们的照片中，有了孩子，变成四口之家，因为生病突然变瘦……“照片中，他们的变化和他们背后的生活场景的变化对应的是大庆人、大庆模式和大庆城乡环境的变化。大庆从创业到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工业基地、石油矿区。”

以往讲到大庆故事，大家都会特别强调忘我、无私、集体先于个人，但这种个人的表达和影响让读者看到了个人的身份、穿着，个性事如何被整合到集体特征里去，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人命运如何与当地发展、国家叙事交织在一起的。

大庆的生产、生活模式对全国也产生了影响

不只是个人，大庆的社会也要适应大庆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大庆的铁人纪念馆。侯丽介绍，“2008年我去的时候，那里还是一个建材市场，朴素的不允许有任何装饰，甚至都没有室内的厕所，因为要把厕所放到室外的旱厕，利于积肥，这是农业生产的特征。

“大庆的干打垒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最大程度节省生活设施的支出来用于生产的建设模式。”侯丽说，大庆这样一个特殊的生产、生活模式对全国也产生了影响，“在最边缘的山区，那时候的说法是‘靠山进洞、分散隐蔽’，这种方式既影响着工业的生产，也影响着大地景观的塑造。包括北京，当时提倡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所以在城市的大院里，据说在天安门广场上也曾经种过粮食。”

大庆模式后来还引发了7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生产与生活的关系，目的和手段之间等一系列讨论和实践，以及建设道路的变化，从而带来全国性新一轮工人住宅的建设、公房小区居住区模式、以及新一代中国工业新城的建设等等。

大庆模式的三个维度

那么，大庆模式是什么？侯丽认为，“大庆模式第一是高积累模式，即高的资本积累模式，把生产的获得全部再投入到再生产当中，用最少的资源用于生活成本的支出，节省最多的资源用于再生产，这是大庆模式的典型。另外则是全民动员，不仅仅是一个资源的高度聚集，另外也要求个体牺牲自我的利益去完成更大的目标，就是集体的，国家的社会的目标，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动员是全方位的，精神的、思想的、组织上的，这样可以突破资源短缺的局限性，实现跳跃式的比较。我想这是大庆模式的第二个维度。

大庆模式第三个维度，则是精神层面的，有的时候是一种修辞的，有时候是有实际的，比如说城乡的平等、工农的平等，还有工人和干部阶层的平等关系，这是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紧密相连的。在整个大庆发展故事的过程中，有真诚的时期，也有限于宣传和修辞的时期。

其实在今天很多的场合、城市或者说项目当中，都能看到大庆模式的身影。比如深圳的建设也是先生产后生活的。华侨城一开始也是工业区，先建工业区再建生活区。先是一个特区（工业区）然后才是一个城市的建设，也有先生产后生活模式的特质。它也存在着资源的分配的问题。当然后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谓的生活成为了一个房地产，变成了一个新的行业，那就不太一样了。但是你仍然看到大庆模式的痕迹在这里。”侯丽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