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晚明第一火器制造厂何以建在内城西南隅?
申哥
2024-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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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申

将火器制造厂与火器制品、火药原料存储的仓库放在哪里,对于大明君臣而言,是颇下过一番心思的。

按照《明史》的记载,明初时候,各种武器(不光是火器)的设计与制作方法都严禁泄密。而制造与存储火器的机构,绝对不允许设置在北京的城墙以外。

至明嘉靖年间,尽管在内城南侧又修筑起一道外城,但包括王恭厂、盔甲厂在内制作存储火器及燃料的机构依然没有移出内城。但“火药库”毕竟极具危险性,一旦发生爆炸便会造成严重损失,对于这点,朝廷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于是,制作与存储火器及燃料的地点,便有了本文介绍的奇特布局。

明代兵仗局所在地,清兴隆寺旧址

兵仗局与火药局都是干吗的?

兵仗局,明正统二年(1437)设置,设掌印太监一员,掌造刀枪、刺戟、鞭斧、盔甲、弓矢各样神器。在这些武器中,火器并不占很大比重。兵仗局为皇帝身边的二十二卫(包括锦衣卫在内)提供随身携带或方便携带的各种武器。这些武器的更换速度相当快,大概每三年更换一次。当然,武器的性能不会更新得这样快,甚至几十年不做更新。兵仗局所做的武器由工部统一备料。

正是由于兵仗局服务的对象基本在皇城范围内,其中一部分又在紫禁城(宫城)之中,所以其机构设置就在紫禁城外不远的地方——而今北长街路西兴隆寺一带。兴隆寺是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才出现的,其前身是兵仗局的佛堂。

明清时期,紫禁城与皇城之间还有一道小禁垣。等于在北京的内城中,实际存在着四道颇具规模的城垣:内城城垣、皇城城垣、小禁垣和紫禁城城垣。

紫禁城的城垣内,是绝对不可能出现武器制作与存储场所的。而小禁垣紧贴着紫禁城外的护城河(也就是筒子河),它与紫禁城之间的空间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这两道防火墙的存在,将皇城的火器制造与存储放置于此,多少会安全一些。于是,在距离小禁垣外侧最近的地方,便出现了制作或存储少量火器的兵仗局。

与兵仗局衙署东侧隔街(如今的北长街)相望的,是秉笔太监的值房。兵仗局南侧,则另有太监管辖的西值房。这两侧的值房都由皇帝信任的太监值班。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随时监督兵仗局的兵器制造与存储;二是发生意外事故可及时处理。另在兵仗局内设置佛堂,意在求神祇庇佑。

尽管防范措施周密,但距离紫禁城这般近,还是让人不放心。于是,朝廷便将兵仗局下属的火药局安置在皇城的东北角上,这是皇城内距离紫禁城直线距离最远的地方。

火药局,又名花炮局,是从属于内官监的十个皇家作坊之一,其主要职责是制造、存储包括火药制品在内的军械。这是明皇城内规模最大的一处危险品制造与存储机构。

除了火药的制造与存储,火药原料的存储也在皇城之内。据《明史》记载,制造黑火药的原料:硫黄与硝石,就储藏在皇城内的广积库中(西什库中的一“库”)。据明人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广积库,职掌净盆烟硝硫黄。盔甲厂等处制成火药,凡京营春秋操演皆取讫于此。

把火药原料与制品放在皇城内,终归让人心里没底,但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以前,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火药库爆炸事件。然崇祯二年(1630)、三年(1631),火药局连续发生了两次火灾。由于有皇城北城垣的阻挡,灾难没有殃及民众。但崇祯帝害怕了,遂决定将火药局搬到皇城之外的西单十字路口去。这是后话。

明代的佛狼机

盔甲厂的爆炸与王恭厂大爆炸相比 是小巫见大巫

保卫皇家安全的兵仗局需要放置在皇城之内,保卫京师及明帝国安全的火器局则被安排在北京内城里。火器局名义上不归太监机构管理,如王恭厂隶属于工部,盔甲厂则隶属于兵部。但皇帝心里不踏实,要将这两个厂的管理权收归于己,由比较信任的宫中太监来管理。

王恭厂设置在内城西南隅,设掌厂太监一员。盔甲厂即鞍辔局,设置在内城东南隅,也有掌厂太监一员。除此之外,在靠近内城北城垣的安定门内东绦胡同,也设置了枪局,存储一些军器、火药等,但火药制品的数量远不及前二者。

在明帝国君臣的眼里,被挡在三道防火墙之外的王恭厂、盔甲厂即便发生火灾爆炸,也不会对紫禁城造成大的影响。既然对君主的危害不大,对于民众的危害是不是也不会太大呢?

对民众的危害程度,是与王恭厂、盔甲厂所处位置密切相关的。在明代的各种史料(正史或野史)中,对两厂是否建在民众居住区的说法不一。

先来看看规模较大的盔甲厂。它的东侧为泡子河,原本是元代通惠河的一部分。明永乐年间修筑内城城垣时,将河道圈入城内,以致畅行不通。但这一带的水面依然,并且成为内城东南隅的风景胜地。河畔有吕公堂、玉皇阁等一系列庙宇宫观。由于风景极佳,此地也吸引了一批豪富之人在河畔修建私人园林。待经常爆炸的盔甲厂于崇祯七年(1634)又一次发生爆炸时,制造火药的石碾子竟然被抛到了河畔的城墙底下。这多少告诉了我们,盔甲厂附近的大部分区域,在明代还不是民众的居住区。

盔甲厂是专营铳炮、弓矢、火药之类的兵工厂。按照明刘若愚《酌中志》中的说法,凡于工部领银一万两,则此厂六千,王恭厂四千,分头制作兵器。但王恭厂所拿到的四千两白银绝大部分用于制造火器,而盔甲厂的六千两白银则要拿来生产各种类型的武器,所以,盔甲厂的规模虽大(贴厂佥书数十员,辖匠头九十名、小匠若干人),但用以制作火器的工匠要比规模略小的王恭厂(贴厂佥书十余员,辖匠头六十名、小匠若干名)少很多。明遗民史玄在《旧京遗事》中说道:“京师诸火药局,以王恭厂为大”,便印证了这一点。清初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也提到:“凡京营火器所用铅子、火药,系工部王恭厂等予造,以备京营领用。”

既然盔甲厂的主营业务并不是火器,它所发生的爆炸事故也应比王恭厂轻许多。从现有的史料看来,盔甲厂所发生的最严重事故出现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九月。丙申时(下午15至17点)忽响一声,烟如灵芝,烧死京营领总等官九员、军人六十三名,重伤者二十一名,毁房屋若干间。另据礼科萧近高的说法,此次盔甲厂爆炸,烧死不下数百人。这样的灾害程度,对于“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尽为齑粉的王恭厂大爆炸而言,确实是小巫见大巫。而且,盔甲厂大爆炸中,死难最多的,还是厂内的管理者与工作人员。所以选择将盔甲厂设在人烟较为稀少的内城东南隅,已经是朝廷相对稳妥的举措了。

明代天启帝

王恭厂范围内,民众居住情况如何?

再来说说王恭厂。依照明代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描述:“宣武门里,顺城墙往西,过象房桥,安仁草场,至都城西南角……铸锅厂(王恭厂)。”这一路下来,能见到的都是些地广人稀的所在。

按照《天变邸抄》划出的范围:“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大爆炸的重灾区面积很大,顺城门大街,即如今的宣武门内大街;刑部街,即如今的西长安街。由于王恭厂地处内城西南一隅,所以西侧、南侧的界限为内城的西城垣南端与南城垣西端。在这片范围内,民众居住的情况如何呢?

不妨把王恭厂重灾区划分成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以闹市口中街、南街(南北向)和佟麟阁路(南北向)为分界。由于明代留下的资料很不完整。这里且用1990年代《北京西城区地名志》中的胡同街巷分布及名称,作为划分依据。

第一个区域,是闹市口中、南街以西至内城的西城垣,西长安街以南,至内城的南城垣。如今第一区域的北片,自西向东依次是西嘉祥胡同(南北向)、东嘉祥胡同、库资胡同、保安胡同。中片,自西向东依次是宗帽头条至四条;笔管胡同;西铁匠胡同、前后百户胡同、寿逾百胡同。南片,自西向东依次是太平湖东里、西太平街、前老菜街、葵花胡同、月台胡同。这些地方人烟都不多。

第二区域,即王恭厂的核心地区。北片与中片自北及南依次为察院胡同、文昌胡同、文华胡同、新文化街。察院胡同是明代巡关察院的官署衙门所在地,清代更名察院胡同。新文化街乃是明代石驸马大街。这里至少矗立着一片明代的驸马府,只是所在路段的具体位置不详。根据《天变邸抄》中的记载:“石驸马街五千斤大石狮子飞出顺城门外。”也就是从而今的新文化街飞到宣武门外,这是夸张?抑或真实?但石驸马府的大门,一定距离王恭厂爆炸地点很近。

第二区域南片,自西向东依次为圆宏胡同、铜光胡同、西智义胡同、天仙胡同、东智义胡同;东太平街、永宁胡同、光彩胡同、石灯胡同、温家街、承恩胡同。

圆宏胡同是王恭厂的西界。在明代《天变邸抄》中提及一件怪事:王恭厂大爆炸时,圆宏寺街有女轿经过。“一响掀去轿顶,女人衣饰尽去,赤体在轿竟亦无恙。”有明一代,能够乘坐轿子出门的女性,一般不会去串门,顶多进庙上香。《天变邸抄》中还曾提到:“宣府新推总兵拜客行至圆宏寺街,一响,连人和马同长班共七人并无踪影。”总兵去拜客,一般是去官署衙门,或与圆宏寺街居民无干。

第三区域,北片与中片自北及南依次是西单手帕胡同、东铁匠胡同、教育街、参政胡同、新文化街。手帕胡同,这一片只有新文化街东段或有一些民居。南片,自北及南依次是受水河胡同、头发胡同、振兴巷、众益胡同、抄手胡同、小市胡同、新华社区域。受水河胡同,是与东西太平街串联在一起的河道。至少于清初以前,两侧没有太多民居。新华社区域,在明代中期以后是象房所在。按照《天变邸抄》的说法:“象房倾圮,象俱逸出。”明人叶绍袁在《启祯记闻录》中也说道:“象房崩倒,象出发狂。”明人金日升在《颂天胪笔》里说得更细致些:“王恭厂旧置火药发,惊象。象狂走,民人遭践踏死者又无算。”

明代王恭厂附近,石灯庵

王恭厂大爆炸所造成的重灾区在哪儿?

最后,再来说说作为分界线的闹市口中街、南街与佟麟阁路。

闹市口原本是金中都崇智门外的官道,并不在金中都的城域之内。进入元代,这里也不在元大都的城域内。明初的时候,由于内城南城垣向南推移,才将这片区域划入城内,但当地住户似乎有限。在闹市口中街南端与新文化街交汇处,明中叶之后出现民众自发形成的集市,热闹非凡。慢慢地,这里形成了一批临街的店铺,与集市交相呼应,所以被称作“闹市口”。而闹市口南街,明代被称作圆洪寺街,此名源自街巷路东有座圆洪寺。

佟麟阁路,原名沟沿大街。上溯元代,这里是一条纵穿西半城的河道。明代称作河漕,也叫做“大明濠”。到了1920年代,因河道淤塞、垃圾污物成堆,进而盖板改作暗渠。

从王恭厂大爆炸重灾区的胡同街巷名称判断,这一带于明朝时整个区域北侧或有成片的居民住宅,然越往南走,民居越少。占地颇大的象房以及一些寺庙宫观等倒是散落于此。

在这样的区域内,矗立着一座兵工厂(王恭厂)似乎并无不妥。尤其是宣德二年(1427)王恭厂初创之时,并非是以制造火器为主,那时候,内城西南隅的官署机构与民居数量或许更少。到了王恭厂大爆炸时,因地价低廉而迁移到此的居民人数已然不少。根据《明熹宗实录》的说法:“上命西城御史李灿然查报,据奏:‘塌房一万九百三十余间,压死男妇五百三十七名口’”。清人宋起凤在《稗说》中也说:“王公(恭)厂药局崩。时亭午,近厂居民庐舍毁数万间,男妇老幼及头畜震死千余。”而房倒屋塌的区域,或以前述第一、二、三区域的北片、中片为主。

在明人朱长祚所著《玉镜新谭》中,另给出了一个爆炸重灾区的范围:“倒塌房屋,平地方圆有六七里。东至萧家桥,西至平子门(阜成门)、城隍庙。南自顺城门,摇动城墙戍楼,掣起砖瓦半天,复从空中飞如雨点打下,压死男女老幼有万人,驴马尽行伤死。”“其工部衙门至石驸马(街)一带四五条胡同,官员死伤者难以记数。”

这一说法,也出现在明人高汝轼所辑《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录》中:“五月初六日,京师平子门至顺城门石驸马街等处六七里,辰牌时分忽天地昏黑,走石飞问其初发,旋风一道内有火光,致满厂药坛尽发,内伙三十五人烧死,火药数万斤俱尽。震倒民房一万九百余间,人民压死者五万七千余人,被砖石伏掩者又不计其数。”

若按此说法,王恭厂大爆炸所造成的重灾区应该更往北。朱长祚所说的“萧家桥”,根据清代《乾隆京城全图》上的位置标注,大体在南沟沿(今佟麟阁胡同)与石驸马大街(新文化街)交汇处,此地紧邻王恭厂。而“平子门”则与王恭厂的距离甚远。介于两地之间的,是“城隍庙”,也就是都城隍庙(北京的城隍庙有多处,但这里所提及的,只能是都城隍庙)。

“工部衙门”,或是“刑部衙门”的笔误。因为此二者与王恭厂的距离相差过大。工部衙门位于今东交民巷地区,而刑部衙门则在西长安街附近。

平子门东南,包括都城隍庙在内的区域属于明代人口比较稠密的金城坊。金城坊东北方向是人口同样稠密的咸宜坊。而金城坊的东南、西南方向,则是人口相对少一些(区划范围大一些)的阜财坊。明代坊的区划,或如同目前的街道办事处,只是管理方式大相径庭。

不过,这样的说法毕竟没有充足佐证。如果重灾区已波及金城、咸宜两坊,那么伤亡人数还会大幅度增加。

面对突如其来的兵工厂大爆炸,朝廷采取了什么措施?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大爆炸,天启朝君臣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兵工厂、火药库搬家。

据《明熹宗实录》所说:“(天启六年五月初九日)圣瑜兵、工二部:‘王恭厂局房屋一节,尔工部职掌所关,速宜修理。况此神器、钱粮岂可久容暴露,但工程烦费,俟非旬日可竣,即先修墙垣亦非久远之计。兹查得西城日忠坊地方设有御马监外西新厂房三所,共计二百余间,其中甚为宽阔,即便改为安民厂。尔兵部即传京营总协督率三大营官军轮派三千员名,速往王恭厂搬运神器、钱粮等件,运赴安民厂贮收。事毕之日,即以王恭厂土渣仍将低洼之处填垫平实,其木植、砖瓦、石料各安集原处,听从别用’。”从王恭厂发生大爆炸,到天启帝下旨搬家,中间只隔了三天时间。

新的兵工厂所在地,是昔日的御马监外西新厂。此地曾用来养马,足见空地甚多,居民很少。

进入清代之后,于安民厂的区域内才形成了铁狮子巷、西直门北顺城街、阔带胡同、玉芙胡同等大片居民区。明代安民厂范围的最东端,是出现时间略早的桦皮厂,这就是官方控制的手工业作坊。

而安民厂的西北两侧,都紧靠着内城的西城垣与北城垣。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安民厂也发生了一次颇有影响的大爆炸,“坏城垣,伤万余人”。这些伤者(其中必有一部分死者)究竟是被城垣的砖石砸到,还是因爆炸本身所伤,目前已无法判定。但因安民厂偏居一隅,造成的损失毕竟要小于王恭厂爆炸。由此可见,无论是盔甲厂、王恭厂,还是后来的安民厂,其选址已属当时建造兵工厂的最稳妥地点了。

崇祯四年(1631),朝廷在西单十字街口西南角设立了新火药局。这或许是头一次在人口稠密地区设置的火药局,而且还是在制作与存储火药制品的地点屡屡发生爆炸的背景下。

崇祯帝批准在此建造火药局的初衷,或许就是为应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至于京城百姓的死活,他也顾及不了了。果不其然,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初五,“新火药局灾,伤人甚众”。“新厂灾,毙七百余人。”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初二,新火药局又发生爆炸,“新造局火药处复响一声,损人命房屋甚多。”幸亏火药局内存储的火药制品数量不大,不然会造成无法想象的灾难。由此看来,在火药局的选址方面,崇祯帝或比他的前辈们刚愎自用得多。供图/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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