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贵州再次迎来反腐“风暴”。

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2018年前后，贵州曾掀起过一次反腐“风暴”。当时，以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王晓光为代表的一批干部被查，王晓光等人又与曾在贵州任职的王三运有着密切关系。贵州上一轮反腐有一个惹眼的标签就是茅台酒，王晓光等人喝茅台、卖茅台、被查之前倒茅台，茅台酒和茅台集团，一度成为反腐中的关键词。

去年8月以省委原书记孙志刚被查为标志，贵州这两年再次进入新一轮反腐高潮，2022年至今，除孙志刚外，贵州先后还有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建琨、原副主席李再勇，以及曾长期在贵州工作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王勇等“老虎”落马。就在3月25日，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陈晏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平静了没几年的贵州，这一轮的反腐，虽暂时闻不到茅台酒香，但其中隐藏的另一个关键词“债务”，同样引人关注。

陈晏的简历看上去眼花缭乱，他从省发改委出来后，先去铜仁呆了两年，又到贵安新区担任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党工委副书记，接着又回到铜仁当了两年市长，然后到贵阳当了四年市长，这期间的最后两年还兼任贵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看起来他对铜仁和贵安新区好像恋恋不舍，是他对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特殊感情么？

我们对比另外一个人的简历，或许能看出一些眉目。贵安新区原党工委副书记、贵安新区开投公司原董事长宗文，和陈晏像一对“双子星”一样，从政轨迹彼此缠绕。宗文也出身发改委系统，从2012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他和陈晏交替在铜仁和贵安新区之间任职，陈晏离开铜仁到贵安新区的时候，宗文就去铜仁当副市长。陈晏离开贵安新区再回铜仁的时候，宗文就离开铜仁到贵安新区任职。铜仁和贵安新区这两个地方，像接力棒一样在两人之间传来传去，并且在交替中两人职务越升越高。

2022年宗文落马，2023年《中国纪检监察报》一篇文章专门披露了宗文担任贵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开投公司董事长职务时，打着“拓展市场战略”的幌子，借助国有平台公司大搞资本运作，违规借贷、超额融资，盲目对外投资8支基金，其中7支亏损，造成国有资本巨大损失。此前也曾有报告指出，与其他国家级新区相比，贵安新区城投债务率处于较高的水平，贵安开投的存量债务一度高达300亿。贵安新区的总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尚不得而知，但当地知情人士形容是“一堆烂摊子”。

坦率地说，一个地方如果遗留问题较大，不是一任领导干部就能造成的，往往同几届领导班子都有关系，事实上这两年贵安新区出事的不仅仅是宗文和陈晏。2023年5月，接替宗文的贵阳市委原常委，贵安新区党工委原副书记、管委会原副主任唐兴伦被查，值得一提的是，唐兴伦是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博士后。今年3月，贵阳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孙绍雪被查，她从2016年到2020年期间，一直兼任贵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同陈晏、宗文等人都有交集。

我们知道，贵州的债务问题比较突出，仅李再勇任职六盘水三年多，就新增债务1500亿，可以说贵州是省级地方债的典型。这些债务一部分是在错误政绩观的指导之下，盲目上项目留下的，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各级领导干部借开发为名，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而造成的烂摊子，比如宗文曾收受某一家金融公司的贿赂就达500余万，并为该公司从银行贷款开绿灯，最终这些贷款成为坏账，形成债务。目前国家层面和贵州省都在想方设法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这是一个化债的过程，也是一个追责的过程，同时更是对过去发展理念反思与归正的过程。

时隔数年之后，贵州再次迎来反腐“风暴”，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同时叠加处理地方债这一难题，当地官场压力一定很大。但就像茅台酒的酿成一定要历经高温高压，经过一番触及灵魂的洗礼，真正的“美酒”一定会更加香气四溢。

(文/北京青年报评论员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