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的关系，每周需要在济青之间往返，其间大部分时间除了看手机刷微信就是看看书。于是，一些笔触清新的学者们的回忆录，就成为阅读的首选，有时候竟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有一位老友在与你同行，他将他的故事向你娓娓道来，你只需静静聆听精彩之处用笔划下来即可，像极了朋友圈儿中的点赞，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体验。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法科学生的必读书，国内较早译本是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本”系列中的一种，像这样“高大上”的书，只能硬着头皮读下来，最终还得通过他人的解读才能大致了解大意。商务版该书的译者是何兆武先生，除《社会契约论》外，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都出自何先生之手。能翻译这些书的人，想必应该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之人，直到读了由先生口述、文婧女士执笔的《上学记》，才意识到何先生实际上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其口述体的文风更是让人如沐春风。该书自出版以来被一再加印，到2021年6月已被12次印刷，在这样一个网络年代，也算得上是出版界一道奇异的风景了。

在《修订版序言》中，何先生谈起《上学记》的成书过程，说它纯属偶然产物。文婧女士向何先生了解一些有关“旧时代学生生活的情况”，在与何先生的“东拉西扯地信口闲谈”之后，文婧女士将谈话的内容整理成书出版，对于何先生而言，“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所以他特别告诫读者，“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回忆录”，因为个人的回忆录“所根据的全然是个人的印象和感受”，这与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不同。也许正因为回忆录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的主观印象，才使其褪去了学术著作的枯燥与刻板，增加了鲜活的人世气息，也才使其收获了众多的读者。

何先生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曾读过四个系，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他在一年级时念的是工科，土木系。何先生上土木系的原因也比较偶然，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学了建筑。可是到了第二学期，他的兴趣却转移了，他把功夫都用在了读诗和看小说上，所以就选择了历史系。选择历史系的原因是因为他从小住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那些皇家园林很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另外，其时的何先生“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从何先生选择专业的心路历程来看，大学者和我们普通人也差不多。我们平常总告诫年轻人尽早“规划自己的人生”，这实在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事情。

讲到自己求学的经历，就一定会说到自己的授业老师，当时的西南联大荟萃了一大批精英学者。有的老师上课比较随意，比如教国文的老师高兴讲哪篇就讲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来讲，没有标准教本。有的老师则会非常系统地教科书式的讲，比如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皮名举先生教的西洋近代史，就讲得非常系统，有条理。皮先生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据说以前只有蒋廷黻能做到这一点。”何兆武先生说他后来教学时也想学着做却非常失败。估计许多大学老师都有同感，一个人讲课的时候往往思维活跃，很容易发散性地“联想”到一些相关的东西，所以讲着讲着就跑题了，时间一到就只好下课了。讲课时的收放自如是一种基本功，没多少人能做得到。

对于听不懂的课程，何兆武先生老实承认自己是一窍不通。比如，金岳霖先生很投入地讲授的逻辑学课，他在上了一年后依然不知道学了些什么。而对于一些不喜欢的课，何先生也是要毫不犹豫地逃课，并不是老师没水平就是单纯不喜欢。比如，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先生的课，“总觉得没什么内容，还不如我自己借本书看呢。”

相反，另外一些老师的课即便不是必修课、不计学分，学生们也会从头到尾听下来，比如说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再比如讲明史的郑天挺先生的课，不但是历史系的学生去听，甚至是理学院或文、法学院的学生也都去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郑先生的课容易过，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物理系的或化学系的学生也就都选明史来“凑学分”了。当然郑先生的课确实讲得有趣味，他能就明太祖朱元璋“五岳朝天”的相貌整整讲一节课的时间。

其实，今天的大学课堂上也有许多有趣或有特点的老师，学生们的选择也一如何先生一般，听或者不听悉听尊便，只是对老师们讲课时的要求多了不少，讲课的内容也大多有统一教材。时代在进步，学校教学条件也越变越好，希望我们能出更多的大师。

文/马建红（法学博士）

漫画/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