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打零工的王梓淇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王梓淇唯一重要的事就是确定自己的性别。作为一个天生的“双性人”，幸运的是，她很早就知道自己更想成为女性，就和她染色体检测的性别一样。不幸的是，在试图成为一个普通的、拥有确定性别的人的过程中，她一次次地失败。
现实的残酷在于，没有人能真正自如地同时活在两种性别中，我们所以为的“雌雄同体”也不过是种局外人的想象。在现实世界，身体同时拥有两种性别的王梓淇，被周围人视作“怪物”和“不祥之物”。直到今天，她34岁了，尽管身份证早已改成了女性，但她始终未能从两种性别带来的冲突中逃脱，她对自我的寻找依然悬而未决。
王梓淇和她在城中村的家
隐秘的不同
“你挂的是男科诊室啊，你知道吗？”生殖医学科分诊台的护士核对着电脑屏幕的挂号信息——女，34岁——抬头、皱眉，很不解地和穿着粉色长袖、扎着辫子的王梓淇确定了两次。
“就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她并不意外护士的疑问，也不想多做解释，拿着挂号单等在了诊室门口。十月初，王梓淇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现在，她要找医生问诊。
今年以来，她不计后果地把自己又一次暴露在公众面前。她想筹钱做手术，成为纯粹的女性，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快，或者说唯一有效的方式。尽管她已经在深圳另一家医院做过相同的检查，但面对人们的质疑，她觉得，要在不同的医院重新做一次诊断，再次证明自己是“两性畸形”（指一种先天性染色体、性腺和表型性别的发育异常或不匹配）。
按照国际标准术语，2006年，就已经用“性发育异常”取代了“两性畸形”的表述。上海解放军411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赵烨德告诉我，这是来自医学界的一种修正，尽量不用带有“歧视性”的语言去下诊断。
遗憾的是，这种医学上的共识并没有在生活中给王梓淇带来支持。一直以来，她都是人们口中的那个“怪物”。
出生时看起来更加明显的男性器官宣告了王梓淇最初的性别，这是很多普通人区分婴儿性别的唯一依据，王梓淇“理所当然”被当成男孩养育。但女性的一面却同时发生在她身上，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一个男孩走路姿势扭扭捏捏，会被认为是“奇怪的”——“二刈子”、“二姐”这样的称呼一直伴随着王梓淇长大。
男孩的说话声音、长相之下，王梓淇有更多关于女孩的秘密。“我是女孩”的想法在内心深处隐秘地生长着，看人家小姑娘穿那些漂亮的衣服，她好羡慕，就买彩色头绳偷偷地戴在手腕上。但她能意识到自己和普通女孩不同，“我知道女的没有那个东西的，我有，我就跟别人不一样”。
王梓淇说，有记忆以来，她都是蹲着尿尿的。异样直观的外化出来，是突然来了月经。某一天，在教室里，板凳黏黏的，她一摸，是血，“懵懵的，哪懂那些。”有同学看到了，哈哈笑，“你是不是痔疮犯了？”还有人问她，“你是不是受刺激了？”被欺负也是常有的事。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变态、就是怪物。”王梓淇无法回答周围人的疑问，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她甚至无意中听到一个男老师和别人讨论自己是“不祥之物”。
在赵烨德看来，理想状态下，这种问题越早发现越好，最好在学龄前。早发现并不意味着要早做手术，而是让孩子和家长一起客观的面对现实。家长陪着孩子度过性别认知的摇摆阶段，给予关心帮助，等到孩子逐渐明确自己的性别，再进行手术。
但在实际经验中，很多父母往往到了孩子青春期，才会意识到异常，“这其实已经有一点晚了”。赵烨德解释，“孩子一般在幼儿园就有了性别概念。女孩子是蹲着尿的，我是站着的，为什么？慢慢地，他会意识到，因为我是男孩子，我就要站着，他内心会开始建立自己的性别概念”。这意味着，如果到了青春期或者更晚去诊治，他们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性别认知困惑。
这些理念对于王梓淇的父母来说可能太陌生。他们生活在农村，开着一家水果店，像无数普通家庭的父母那样，起早贪黑赚钱，养两个孩子。王梓淇没有从父母那里获得她想要的理解。她问过妈妈月经的事情，妈妈说她“胡吹乱侃”。“你是个男孩，不可能有这些东西，还学人家女孩垫个纸，害不害臊”。
现在，被问起关于月经的事情时，王梓淇的妈妈否认了，“没有（说过），她小时候没有那种毛病，大了才有。”和王梓淇年龄相仿的同村一个女孩告诉我，她印象中，至少在十八岁之前，王梓淇就是正常的男孩儿。
时过境迁，如今很难确切知道，别人眼里的“正常”和自我认知中那种隐秘的不同怎样在王梓淇的世界交织。只是她一直处在“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困惑中——没有人能回答。“如果小时候（意识到生病）做了手术，可能现在我早就成家了，就算没有结婚，应该也过得很幸福，是吧？”
关于“两性畸形”，2019年发表的《性别发育异常中国专家诊疗共识》中提到，性别决定是治疗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多学科诊疗团队、家长和/或患儿本人共同参与和讨论后才能得出结论。“诊疗共识”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说明何时性别选择更好，但无论哪种选择，主要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让决定的性别与最终自我认同的性别相一致，以防止将来可能出现的性别焦虑和性别冲突带来的巨大痛苦，并且能更好的融入社会”。
但很长时间里，王梓淇都处在性别焦虑和性别冲突中，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啥”。
王梓淇坐地铁总拿着自己的凳子，她不想靠近陌生人
“豁出去了”
十多年前，困惑的王梓淇并没有得到科学、专业的诊疗。她印象中，大概是十七八岁，或者成年不久，才第一次去太原一家医院检查。那时，她还是男性，拿着在饭店做传菜员的第一个月工资，独自来到医院。不知道该挂什么科，她只能和护士“实话实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又有女的，又有男的（器官）。”离开的时候，她回头瞄了一眼，护士也一边瞄她一边和旁边的人说话，“我感觉她肯定在说我，还有这种人？她没见过。”
“这不符合常理。”在王梓淇的记忆中，面诊的医生也很疑惑，“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怎么能又有男性器官，又有子宫卵巢？”医生甚至指向了一种心理上的病症：“性别错位”，即一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并为此产生的一系列错位症状，建议她尽早去北京的大医院咨询、做手术。
“天都塌下来了”，第一次诊断，一些陌生的医学名词让王梓淇更混乱了，她一知半解，“男的做不成，女的做不成，我到底是个啥呀？”在这种混乱中，唯一能抓住的是想要成为女孩的渴望，不再遮掩，“豁出去了”。
成为女孩的迫切心情记录在她的社交动态里，从2012年开始到2014年，反复更新着：“我下定决心要做女人，哪怕只做一天让我去死我也愿意”；“我从行为举止里都能觉得我是女孩……我到底是什么，请告诉我，我就想做个女人就这么难？”
有人在帖子下问她，你到底是男是女？她回复，“我都不知道我是男是女哦”。时而坚定，时而又陷入自我认知的混乱，是王梓淇二十多岁那几年的生活常态。
她在QQ群发现了更多和自己“相似”的人。群里流传着中国第一位变性美女张克莎的故事，还有出身贫苦、做变性手术后成为明星的陈莉莉。王梓淇看到了希望，她想让自己成为纯粹的、只拥有一种女性性别的人。
穿着打扮的改变最容易，她一点点留头发，或者戴假发，把小时候不敢穿的，粉色短袖、黄色棉袄第一次穿在了身上。粗糙的、充满男性气质的说话声音难以掩盖，她就跟着群里一个叫“彩色莲花”的人练习女生说话的方式。据她所知，那也是一个做了变性手术的女孩，但说话声音完全听不出是男的，很好听。
她一直没有像其他女孩那样如期发育，就把在群里搜集到的方法，无所顾忌地在自己身上试验。有人说要吃药抑制雄性激素，她吃不起贵的进口药，就吃便宜的国产药。十块钱100片的药，别人一次吃两三片，她要吃十片。药物见效慢，她萌生了做隆胸手术的想法。当年为了筹钱，她甚至在医院厕所的墙上贴了纸条，想卖肾换钱。
在她模糊的记忆里，大概是2012年的某一天，她翻到了父母放在家里的钱。那是她从来没见过的、厚厚的一沓100元，一共两万块，“心理的恶魔一下子就出来了”。她偷拿着钱，连夜去了河南洛阳一家整形医院做隆胸手术。
她对医院没有更多了解，只是浏览QQ群里的信息时，无意中添加了工作人员的QQ。她没有考虑过可能存在的手术风险，或者对方是不是骗子，对方让她去，她就不管不顾地一个人去了。一开始，她并不适应自己有了胸部，做完手术，想上厕所，穿着一件衣服就出去了，还是护士提醒她，要穿内衣了。回家后，妈妈气得拿擀面杖打她，压着她去医院，又花了八千块，取出了两万块钱做的假体。前后不过半年，“遭了很大的罪”。
“我真的十恶不赦，对父母太残忍，几个月都挣不下……”王梓淇现在想想“很心疼”，但当时“被冲昏了头脑，我就不管你的死活，想干啥干啥，你爱咋咋”。
她好像也不在乎自己。为了外表上更像女孩，她又想到了做面部整形手术，举着“死也要做女人”的牌子走在太原的街上和大学校园里，请求大家捐钱帮她。像现在一样，她并不避讳真实姓名。在那个一万多人的村子里，王梓淇的事被传得沸沸扬扬。家人骂她，“丢人败兴、出尽了洋相”。她被更多人议论、取笑。当年的一条动态里，她仿佛在劝自己：别活在别人眼里，别活在别人嘴里，那样会活不下去的。
34岁的王梓淇眉头紧皱，好像只是想了想，多年前的痛苦就又回来了。她撩起衣服，指了指胳膊上遗留的自残伤疤。她说，自己还喝过老鼠药的。
在嘲笑声中，太原一家私立整形医院看到了她的经历，免费给她做了面部整形手术。当地一位村民告诉我，他们听说的是，当年她做了变性手术，不知道怎么后来身份证也改了，家里很反对，“觉得有点伤风败俗那意思”，打过，也骂过，后来她走了，这些年很少再回来。
王梓淇也曾天真地以为，只要她逃离了原来的环境，逃离了她又男又女的外在，就能像正常女性那样开始新生活了。
骑电动车接驳客人，是王梓淇在深圳的诸多谋生方式之一
逃了又逃
新的身份，性别女，她选择了随母姓，取名王梓淇。她需要这种来自外界的认可。她说，申请改身份证性别时，户籍科的民警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条一条查了需要准备的材料。她要找“好多好多人”签字，开无犯罪证明，找医院出具性别鉴定书……也是因为性别鉴定，她第一次做了染色体检查，结果是“46XX”——这是生物学上属于女性的染色体，她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这和她自我认同的性别是一致的。
从正式提交申请到收到全新身份证，她等了二十多天。她说，收到身份证那天晚上，自己睡觉都一直抱着它，这意味着，可以“正大光明地”作为女性去生活了，“我的身体还不好，但法律已经承认了，我是合法的女性公民”。
于是，女性王梓淇第一次进厂了。在深圳的一家工厂里，她终于可以大方写下自己的性别。以前登记信息时，性别栏常常空着，“实在是写不出那个‘男’”，被人提醒，她就说，你帮我补上吧。
这份工作底薪2000多元，还给交五险一金，加上工作日的加班费、周末的翻倍工资，每个月能有四五千块。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以全新的身份做一份稳定的工作——王梓淇终于开始了期待中的美好生活。没想到的是，不久后，一个老乡也来这里上班了，跟她在同一个部门。
“本来我的事情谁都不知道，他就把我的事给我揪出来了。”然后一传十，十传百。没有人说要开除她，但常常被谈话，“你看你这个事情对别的女生也不尊重（比如，使用卫生间）”。
她无法接受这个理由，自己并没有住宿舍，而且“我已经是女生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耗了一个多月，她逐渐没有班儿加了，周末总双休，只能拿底薪，扣掉五险一金、饭钱、房租后，一千块钱都落不到手里，没办法，她拿着赔偿离开了。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因为“性别问题”被迫逃跑了。
在还是男性的时候，她就来过深圳的工厂。在一个和她情况类似的QQ网友邀请下，她揣着五百多块钱进厂了。最难捱的是，她被分到了男生宿舍，宿舍里已经住了3个人，好在他们上夜班，她上白班。坚持了一个月，拿到工资，她就搬了出去。
每月150元，“下雨漏水”的一个单间让她拥有了不用小心翼翼的自由，偶尔可以在家穿上女孩衣服，取悦一下自己。她不像在太原那样无所顾忌，而是选择藏在人群中，小心保持着秘密，“我的身份信息还没改过来，在别人眼里还是个男的，应该再多攒一点（钱）是不是？”
但是，那一次小心维持的稳定也在一年多后被打破了。介绍她来的朋友攒了点钱，“有点飘了”，王梓淇说，朋友开始明目张胆穿裙子，宿舍里摆着洗面奶、面膜，床铺还拉着帘子。她们常常一起，她自己也“受了牵连”。风言风语越来越多，人们议论她们都不是正常人。王梓淇不得不从工厂逃走了。
现在，她住在深圳坪山区城中村的一栋握手楼里，一年多前搬来。房间里没有衣柜，衣服叠放在架子上，或者直接挂在窗户的防护栏外。卫生间的地上摆放着她的洗漱用品——这里就像是一个临时的落脚点。得知要拍视频，她从外卖的塑料袋里，抽出了化妆镜，开始整理自己的头发。
回忆过去，王梓淇总是语焉不详，很多我以为她人生的关键时刻，都是模糊的。关于辍学，她一度坚持读到高中，几次核实之后，才改口是初中。哪一年明确知道自己患有“两性畸形”？她一直无法确定。她的言辞间常常流露出对自己的遗憾，模糊记忆或许是一种自我安慰。
王梓淇“真的好羡慕几个朋友”：有个武汉的女的，和自己一样的毛病，人家结婚了，还有一个大胖孩子；广州那个女的，在医院上班，是硕士，一个月上万块工资呢……这些朋友都是她通过网络结识的，她羡慕她们拥有的那种稳定生活，而现实生活中的她总是零七八碎的。
采访期间，她骑着一辆二手电动车，载着我，前往曾经待过的工厂。电动车是她在深圳生活的诸多谋生方式之一——往返地铁口，接驳客人，两公里内10块，有人讲价她就便宜点，8块也行。即便在等人，她也总低着头，很少与周围人目光接触。她的脸部轮廓还有些男性特质，随意扎着一个辫子，浓密的头发让她在人群中很容易被看见。
二十多分钟后，来到厂区门口，这里聚集着拉着行李箱等待进厂的年轻女孩。王梓淇说，其实改了身份信息之后，她又面试过当年来深圳进的第一家厂，都准备入住了，管理宿舍的人居然记起了她，“你之前不是在男生宿舍嘛，怎么要住到女生宿舍。你到底是男的女的？”她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选择不干了。
电动车以35、40公里/小时的速度在机动车道上穿行着。她很少进入自行车道，时不时还会摇摆在两条机动车道中间。拉石子的大货车、气罐车带着巨大的压迫感倏忽闪过。王梓淇好像对这一切习以为常，“没事，没事”——她平静地安抚着后座的我，然后一切照旧。
我从她车下来，刚往住处走几步，身后突然传来撞击声。王梓淇摔在了十字路口，一条腿被电动车卡着，车把完全歪了，电动车的挡风板也被挤压变形。她闯了红灯，与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司机原地停了几秒钟，车都没下，见她自己扶着电动车站起来，一脚油门走了。一个多月前，她才因为骑电动车摔了，伤了脚踝。我让她去医院，她连着摆手，强调自己没事，一直念叨，“还好你不在车上”。
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王梓淇开着歪把电动车回家了。
王梓淇做“水客”带货，行走在人群中
“可能活得太失败了”
自从离开那个工厂后，王梓淇没再做过正式工，到处打短工，做日结。除了在地铁站接驳客人，赶上“6.18”“双十一”，她就去做快递分拣；疫情期间，还去上海干了两个星期保安；也跑外卖，但今年行情不好，一天最多也就二十来单，以前能有四五十单。她不想做了，挣不了钱，还要常常爬楼梯。有一笔收入是固定的，外地户口每个月有一次进出深圳中英街的机会，她就去做“水客”带货。拉车150元，提袋子130元，顺利过关，就可以拿到钱。
10月20日，我们约好八点出发，但直到快九点她才出现。她并不担心迟到，“晚一会没事，我们都很熟的”。骑电动车十多分钟，再换乘两班地铁、一趟公交，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抵达中英街。
“水客”队伍里什么人都有，临时来玩的游客，头发花白、弓着腰的老太太，一个看起来患有侏儒症的男孩……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不需要交流，王梓淇走在他们中间没有那么扎眼，过关交货，然后各走各的路，这个带货群当天就被解散了。“150到手了”，她扬了扬手机，要请吃饭。“我这种身份，做起（正式工）不顺心”，吃药让她变得抑郁、嗜睡，她也习惯了这种自由，不用被束缚、审视。
但现在，她又将自己放到被审视的状态里。一开始，她打听到，想从身体上彻底摆脱“双性”，手术费加上后续保养费得要20多万元。她没有这么多钱，只能选择在网上曝光自己筹钱。这是她唯一的筹码。被媒体几次报道之后，最近，有私立的医院联系她，提出可以减免部分费用，她只需要出几万块即可。她还是希望能多筹一些钱，让自己安稳度过手术以及术后长时间无法工作的状态，“你躺在手术床上，费用一旦超出预期，还咋挣钱？”
为什么今年这么强烈想做手术？见面第一天，她的解释是，“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剧烈运动过后，腹部总是抽痛，但检查后身体器官没有异常，她推测，是过去十几年激素药在缓慢地“摧毁”身体，而手术可以让她再无需服药。医生也提醒她，应该及时进行手术，以免性器官发生癌变。
不顾一切要尽快做手术的更重要的原因，王梓淇几天后才说出口——她有喜欢的人，但无法像其他情侣那样正常恋爱。“我对不起他，真的对不起他”。
在王梓淇的讲述里，他们通过网络结识。刚开始时，每一次见面，王梓淇都很不自在，她特别害怕自己的男性器官被发现。“没有准备好”“身体不方便”……她以各种理由搪塞。在一起大概半年多，她藏不住了，决定说实话。
对方沉默了很久后说，“这不是你的错，父母把你生下来的，你也不想这样，你也想以一个正常女性的身份去生活。我跟你一起面对，我会一直陪着你。”这是王梓淇第一次感受到被身边人理解、包容，“真的很暖心，真的”。她说，他们现在分隔两地，虽然没分手，但感情不像刚在一起那么甜蜜了，她想紧紧抓住这个人。所以，尽快做手术成了她现在唯一重要的事。
仿佛宿命般，她又陷入了十多年前那种不管不顾的状态中，在网上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渴求，也接受着那些毫不客气的取笑，类似“给我看看你那里跟别人有啥不一样。”以此为代价，她收到了52000元的捐助款。
为了做手术筹钱，她甚至不惜和父母彻底决裂。几年前，老家的地被征用，有三十多万的征地费，她觉得应该有自己几万块，但父母不给。为此，她起诉了爸爸。“更多人在背后说我，怎么能跟父母打官司？但把我生成这样，知道我的难处不？”冷静下来，她又有点犹豫，“对父母是不是太残忍了？”11月中旬，法院以材料不符合要求为由，驳回了她的诉讼。
和家人的联系越来越微弱，爸爸、妈妈、哥哥都已经拉黑了她。我打电话给她爸爸，对方听到王梓淇三个字后，立马挂断了。
10月23日，在深圳罗湖区人民医院面诊这天，除了向医生索要诊断书，证明自己患“两性畸形”外，王梓淇还询问了关心很久的生育问题。当时，医生没有给出确切答复。根据初步检查结果，她体内的子宫、卵巢发育正常，但这并不代表一定可以生育。手术要先切除阴茎、睾丸，再进行女性生殖器的整形、修复，想要生育，还要妇产科介入，进一步检查、评估。对王梓淇来说，关于自己身体的未来依然不确定。
离开医院后，她打通了“爱人”的电话，对方正忙着，说了两句就挂了。她又用另外的手机拨通了妈妈的电话，让我替她说，自己这就是生病了，做手术家里能不能给点帮助？妈妈说起自己的委屈，“我偷偷瞒着她爸给她转过钱，我还要咋？她想干啥干啥吧，我也管不了她了，哎呀，不相信她了……”电话很快被挂断，她得去扫马路了，这是她现在的工作。
王梓淇攥着手机，也不知道该找谁了，她反思自己，“可能活得太失败了”。“我没有真正审视我的病，那会儿年轻，好像也没有考虑很多。有时候也怪父母，他们为什么也不懂？”想起以前，她总觉得“有点可笑”，而现在，“也是无头绪，一团乱糟糟的”。不过，她想，这可能都是暂时的，她期待着手术能把自己带回正常生活的轨道，留住这十多年里，唯一一次被理解、被包容的温暖。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北京青年报记者/梁婷 编辑/计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