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逃课”这个事
茶香与书香
202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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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有没逃过课的学生吗?可能有,但肯定很少,绝大多数学生或多或少都有过逃课的经历。不过逃课的情形则各不相同。

有的同学是逢课必逃,四年的时间里,大概也就是大一的时候上课还比较正常,一伺“摸清”了大学授课和考试的方式,那就逃你没商量,除了期末考试时能见到其尊容外,平时的课堂上则难觅其踪影,老师祭出的“点名”这一杀手锏,对这类同学也是毫发无伤,因为他们本来也没想过得高分,只要及格了能毕业就行。他们不上课的时间,或者是出去“创业”挣钱,或者是游荡到别的地方去看风景,也有一些什么也不做,干脆就在宿舍里“躺平”睡大觉或上网玩游戏。

有的同学的逃课则是选择性的,他们在每个学期的第一周,按部就班地去教室看看,把本学期要开的课程都听一听,然后再决定是否要逃,感兴趣的,就每节课都来;没意思的,来或不来,主要看心情。他们逃课后可能去做兼职,也可能是图书馆读自己喜欢的书。

当然也有学生基本上不逃课,偶尔逃那么一两次,也是因为真的有事,即便不来上课,还会托同学捎来一张假条。更有一些学生,不仅从不缺课,而且每次上课还都会坐在第一排,课堂上还能与老师来个互动,当然,这一类学生在大学里凤毛麟角,太稀缺了。

对于老师来说,对学生的逃课早已见怪不怪,只要不“大规模”就行。不过,学生来的太少,讲起课来也是挺没劲的,于是有时候为了提高到课率,就会采用一些“手段”,或点名,或进行随堂小测验,或课堂上随机让学生回答问题,等等,只是效果并不理想,该来的不点名也会来,不想来的,你就再憋大招也不管用,所以干脆就来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其实,学生来的少固然不爽,而更让人尴尬的却是老师在课堂上讲得眉飞色舞,口干舌燥,台下的学生则或者趴在桌子上梦周公,或者刷手机看微信,对老师的讲课则无动于衷,这才是让人既无奈又失望的呢!有的学校要求学生进了教室就把手机放在讲台前的收纳袋里,这样硬性的规定,就算是留住了他们的人,却也收不住他们的心,只不过暴露了管理者的智商而已。

实际上,对于学生逃课这件事倒也不必太在意,因为毕竟我们按照统一模式开设的某些公共课,即便是必修,它们之于学生的意义,也无非就是一个分数,课后几乎再无重温的兴趣和必要,这样的课,逃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和遗憾。至于说到某些专业的基础课程,还会受学生个人兴趣和体验的影响,比如对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说,有的喜欢民商法,相关的课程他就会听得津津有味;有的则打算将来做刑辩律师,刑法课就会全勤,其他的课偶尔逃一下也未尝不可。

作为大学生,对于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志业等,都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和选择,更何况是要不要听课这样的“小”事呢!

在学界,一些上大学时经常逃课却最终成就了学术的人还真不少。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张中行先生,就曾在他的《流年碎影》中,回忆了他在北大读书时逃课的情形,而他逃得居然还是一些大师级别的先生们的课。

张中行先生在介绍其读书时的北大图书馆时,就说到他经常会在“上课时间”进图书馆,能上得了桌面上的理由,是“平均一天三小时课,有些时候没有课”,没课的时间自然可以去泡图书馆;而“不能上桌面的理由”,则是有些课,自己不愿意听,所以就不去听,而不愿意听的原因又不一样,比如说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课程,有讲义,在上课的时候他就念讲义,一字不差,学生领了讲义,可以自己看,当然不用去听课;而像林损先生的古诗课,则是上课时说不定就扯到哪里,收不回来了,所以就不如去钻图书馆,收获反而会多一些。

而张先生之所以上课时间多往图书馆去,还因为他“好杂览”,书海无边,有那么多的书堆在眼前,急着想翻翻,也就只好逃课去也。张先生就是在逃课钻图书馆的期间,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旨趣,为其日后成为“国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图书馆坐下四年,说句自我陶醉的话,对于我国古典,总可以说是略有所知,比我见闻的一些人,连《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之类都没翻过,就敢自诩为专家、教授,或可以少一些惭愧吧?”

那么,被张中行先生逃掉课的那位孟森老师,是不是真的没什么水平呢?非也。事实上,张先生对孟森先生的学养、对其人品的尊重与钦服,从不吝惜赞美之词。在《前辈掠影》中,张中行先生说孟森先生的特点就是“朴”。

孟先生一年四季都穿着粗蓝布长衫,而他穿的清布圆口鞋竟然是家做的。学生们看到孟先生是“向来不同他打招呼”,这倒不是学生们不懂礼貌,假装看不见,而是“确知他必看不见”——因为孟先生高度近视!而且即使他视力不坏也不会看,“因为他的心里一定正在想着明清时代的什么事情或什么问题呢!”

孟先生在上课的时候也是眼睛永远在讲义上,不往讲台下面看,“他只会写,不会发挥,所以所谓讲课就是念讲义,认真、准确、一字不差。”这大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照本宣科”吧,只是他照的这个“本”,却是他自己的研究所得。他是明清史专家,“他的大成就在课堂以外,著述不少,辑为《心史丛刊》,为许多内外行所钦服。”正因为他潜心治学,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诣,所以学生们说起孟先生,“说现时,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谁打谁一个嘴巴,他必记得清清楚楚。”

张中行先生还举例说明这个说法并不夸张,“民国初年,研究《红楼梦》,有些人醉心于索引的时候,猜谜的一种是贾宝玉影射顺治皇帝,林黛玉影射秦淮名妓归冒辟疆的董小宛,孟先生就写了一篇《董小宛考》,证明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卒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其时她二十八岁,顺治皇帝只十四岁。这是用史实给了胡思乱想当头一棒。”

只是在孟先生作古半个世纪后,竟又有人用索引之风来说红楼,且比民初时期更为荒唐,“想到孟先生朴学的老成凋谢,不禁为之慨然。”想想当下那些枉顾史实、信口开河、运用猜想来做学问的学者专家,当他们面对孟先生这种“小题大做”时所体现出来的严谨学风,不知内心是否会有一丝的羞惭?

张中行先生“现身说法”,说明了并非所有的逃课都应受到谴责,年轻人,只要对自己的禀赋与兴趣有准确的把握,在应该吃苦的年龄,依着自己的本心努力进取,不负韶华,也是值得称许的;而像孟森先生一样,即便自己讲课的时候不出彩,被学生挑剔并逃离,却能以斐然的成绩独步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自然也没必要为此而介怀。

当我们如此这般地坦然面对学生的逃课行为时,心情也会变得明快而愉悦。不就是逃个课吗?多大点儿事!

文/马建红

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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