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多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乳腺中心主任王殊见证了患者百态，但依然对患者杨静印象深刻。一是因为年轻；二是因为她强烈的求生欲和超乎寻常的乐观。2021年，38岁的杨静进行了乳房全切手术，随后是共计8次化疗、25次放疗。

“我就不信了，我还干不过肿瘤？” 杨静不惮于暴露自己的痛苦和脆弱，但在她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名为“勇”的东西——她反复强调“精神的力量”，深知没有好的心态，再高明的医生和特效药也救不了自己。

在王殊大夫看来，佛系抗癌也好，像杨静这般硬扛也罢，抗癌方式关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和掌控，也终究是患者的个人选择——一种基于自我认知、疾病理解、人生态度的个性化选择，“无论患者通过什么形式抗癌，只要尊重科学、遵循自己的内心，就是最好的。”

“面对”—— 关键的第一步

2021年确诊乳腺癌后，杨静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乳腺癌是HR+、HER2-型，这是乳腺癌中最常见的一种亚型，占每年新发乳腺癌病例的约60%-70%[1,2]，这种亚型的乳腺癌预后相对较好。

坏消息是，病理检测结果比医生最初预想的要糟糕。切了31个淋巴结，癌细胞扩散到了其中的17个，但尚未远处转移。Ki-67值也很高，这代表肿瘤细胞增殖活跃，更容易出现复发、转移、扩散。

年纪轻轻就患癌令人崩溃，但杨静大哭一场后就接受了现实，她知道无论如何，自己都必须要往前走。

当一切现实被摊开，“面对”是乳腺癌患者需要走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平日里，总有患者问王殊：“大夫，我来的是不是太晚了？”王殊抚慰对方，“总有比你更早确诊的患者，也总有人比你更晚。在你的生命历程中，今天是你能到达的最早的一天，我们好好治疗就行，为什么要往负面的方向看呢？”

癌症患者在被确诊后普遍会有一个恐慌焦虑的过程，吃不下睡不着，俗称“恐癌期”。王殊大夫说，对乳腺癌了解越多的患者，通常能更快地走出“恐癌期”。杨静就是这类患者的代表。

住院时，杨静发现一些早期的乳腺癌病友经常无法控制崩溃的情绪，聊着聊着就忍不住落泪。杨静安慰她们发现得早，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就好，“有病友说，你的心好大，怎么还笑得出来？”

杨静不想天天唉声叹气，负能量对病情一点好处都没有。刚确诊的那段时间，是王殊大夫的一番话开解了杨静——当下的状态已无法改变，“如何对抗并与肿瘤共存，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但要说完全不怕是假的。杨静坦言，自己也会出现心理波动，尽管乳腺癌的总体生存率不低，但生存率毕竟和分型、分期、Ki-67值等密切相关，而自己的情况并不乐观。

即便选择接受事实并开始漫长的治疗，杨静依然需要一个精神支撑，王殊大夫就扮演了这个角色。或许是多年来与患者沟通交流的经验使然，又或许是作为女性的同理心，她总能很快拉近与患者的距离，一边严谨地介绍病情，同时又不给病人任何压力。

“我绝对不会欺骗病人，告诉她今后不会复发，但我会告诉她们一些科学事实，让她们从心底去除恐惧。”王殊大夫说，例如杨静这类HR+、HER2-型乳腺癌患者，本身在各个亚型中预后就是最好的，虽然淋巴结转移个数多一些，是有些高危，但是这种高危是可控的、有药可用的，这就像分班考试一样——你是好班里的差生，但开个小灶就能赶上来。通过内分泌治疗联合靶向治疗，能够获得较好的远期生存。

医患信任：抗癌路上共同“披荆斩棘”

化疗刚开始时，杨静睡不好一个整觉，半夜心脏砰砰直跳，心率每分钟100多下。化疗期间，她还出现了全身水肿，体重从90斤出头一下子飙升到113斤，胳膊肿得抬不起来。最让她沮丧的是脱发，洗完头一甩，满地都是头发。

在经历了25次放疗后，被照射的皮肤变成了烧伤后的状态，皮肤变黑、整块整块地蜕皮。那段时间，因为皮肤破溃，杨静不能穿贴身的衣服，床单上也满是斑驳血渍。

服药后，杨静腹泻一度非常严重——在二环路上开着导航找厕所；电梯里腹泻来势汹汹，顺着裤子往下淌。最严重的时候，一天能腹泻8次，王殊大夫让她减量，她坚持不减治疗剂量，而是自我调整——吃止泻药，饮食上少油、少糖、吃一些蔬菜和易消化的食物，渡过了难关。

王殊大夫不支持杨静的选择，但表示理解：“患者的身体由自己主宰，医生能做的，是将最客观的信息传递给她们。”

王殊大夫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刚踏上工作岗位时，病患和医生其实都没有太多选择。切除乳房几乎成了患者的宿命，作为治疗乳腺癌基石的化疗也只有有限的几种方案。随着医疗进步，乳腺癌的治疗效果已经和早年有了很大不同——医生可以根据病理，选择为患者做保乳手术，即便不得不切除，也可以做乳房重建手术。治疗方案的选择也越来越多，精准分型后的内分泌疗法、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已经让乳腺癌的存活率大大提高。

王殊大夫选择将这些信息告诉患者，帮助她们更好的决策——如果不接受标准治疗，降低治疗剂量可能导致何种后果；在某个分型中，最新的治疗手段可能带来更好的生存。

作为一名女医生，同理心让王殊大夫知道女性在意什么——当一个人得了乳腺癌，抗争就远不止生理层面，还包括婚姻、家庭和职场，对于杨静这样的年轻患者尤为如此。“她是否有保乳、重建、生育的意愿？这事关整体治疗方案。在保证疗效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如果能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我们竭尽全力。”

王殊大夫明白，尽管医生的职责在于治病，但面对的终究是一个个差异化的人。从医二十多年，她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病人，有无限信任医生的，告诉王殊大夫“一切治疗方案由你决定”；有的患者想要的不仅仅是活着，还希望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还有患者唯一的目标就是活下去，其他都是次要的。“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患者，医生都会和她并肩战斗。”王殊大夫说。

人到绝境是重生

患癌后，杨静强迫自己过上了一种极其自律的生活——每晚10点就入睡，且必须睡足7个小时，每天早起运动一个多小时。

支撑她挺过漫长治疗的是父亲的一句“如果你不在了，我可能三天就没了”。父母年事已高，父亲患有抑郁症多年，平日依靠安眠药入睡。三年多前杨静刚确诊时，父亲暴瘦20斤。杨静不想让白发人送黑发人，“为了家人，我一定得好好活着。”

罹患乳腺癌后，有人抱有羞愧心理，有人担心造成家人的心理压力。正因为此，很多病患倾向加入一些癌症康复组织疏解情绪。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乳腺外科多年前便成立了阳光爱心俱乐部这一患者组织，在医护指引下定期举办患教活动，大家聚在一起探讨病情，也共享病后注意事项。阳光俱乐部的抗癌明星们经常将自己的抗癌经历分享给更多姐妹，还组织患友们到各地旅游。疾病知识的普及、丰富的兴趣活动和正向的激励，让患者有了更好的带瘤生存和预后体验。

但并不是所有乳腺癌患者都需要借助患者组织或集体活动排遣情绪。王殊大夫曾接诊过一位和杨静年龄相仿的年轻患者，自出院后便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事业中，几乎每次复查开药都由母亲代劳。考学、升职、结婚，她完全回归了正常生活。这位当初纠结要不要备孕的年轻女患者，如今已是二胎妈妈，事业有成、家庭美满。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的人生征途，疾病的降临不过是人生的小插曲。水到绝境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无论疾病抑或健康，每位女性都应该遵从自己的内心，做最好的自己。作为乳腺患者医生，将永远是患者最坚强的后盾。”王殊大夫说。

编辑/谭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