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西亚创建于1772年，正值第一次瓜分波兰的历史时刻，维也纳从中获得了一大片领土，于是，哈布斯堡王朝在此地设立了一个新的行省，起名为“加利西亚”。其实早在18世纪初，西班牙北部还有一个老加利西亚省，但它与西班牙一同在王位继承战中被波旁家族占领了，所以到1772年时，这个称谓已空缺多年，仅仅用作中世纪罗斯加里奇大公国的拉丁名字(加里奇是13世纪和14世纪基辅罗斯的一个延续)。中世纪加里奇的领地范围虽然没有和玛丽亚·特蕾莎女王的瓜分所得完全重合，但加利西亚这个名字还算说得过去，所以就被一直沿用下来，在之后的几次瓜分波兰事件和拿破仑战争中，这个哈布斯堡辖省的地域范围又被扩充和调整。说到人口，加省包括了波兰人、鲁塞尼亚人(今天的乌克兰人)、德意志人（包括奥地利人）和犹太人。从1772年创立，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哈布斯堡君主国覆灭，随后从欧洲版图上被移除，加利西亚前后经历了近150年的历史存在。而今天，又一个100年过去了，它现在算是一个已绝迹了的地理政治实体。
前加利西亚的疆土位于今天的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经历了二战时的大屠杀，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几乎无人生还，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幸存者，并且在这之前曾有犹太人移民省外，主要散居在美国和以色列。到20世纪中后期，虽然已经离开欧洲许久，他们仍然会认为自己是“加利西亚人”。我的爷爷奶奶在19世纪末出生于加利西亚，曾是弗朗兹·约瑟夫皇帝的子民。他们在纽约市度过了余生，但他们仍然记得这个君主和那个加省。我奶奶忠诚地以为皇帝对犹太人还不错。这个信念至少和她自身一样老。一本1903年的维也纳民俗杂志上写道，在“犹太人民的幻想中”，皇帝在加利西亚已经成了“一个近乎传奇式的人物”。传奇和幻想是加利西亚政治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回溯到18世纪玛丽亚·特蕾莎和他儿子约瑟夫二世的统治时期。在约瑟夫死后，他被数代的加利西亚农民所缅怀。总之，1772年，在饱含弥赛亚幻想的哈布斯堡启蒙运动影响下，加利西亚的历史长河从天而降，向前奔流，到1918年加省被撤销时，那段历史已成了一片想象与幻影的凶地。1920年，正值波苏战争时期，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Issac Babel)来到前加利西亚，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战火纷飞的恐怖和残忍之间，你会看到有“加利西亚人的鬼魂”缓缓飘过。2007年，出生于1918年的最后一拨土生土长的加利西亚人已年近90岁了，纽约YIVO犹太研究中心当年举行了一场名为“加利西亚人，我之爱”(“Galician, Mon Amour”)的研讨会，牵出了人们无比复杂的感情和忧思。
这本书是一部关于“加利西亚”的思想史，也就是把地点视为观念或概念的研究。一开始，“加利西亚”几乎是意识形态上的白纸，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名字，被安在了这片刚刚收割来的土地上。然而，加利西亚在其历史生命进程中逐渐被赋予意义，它的确累积下了多重且不确定的意义。对于不同的人群，加利西亚代表了不同的含义，它在作家的想象中和政治家的观察中分别有着错综复杂的重要性。这本书就历数了加利西亚的各种意义，以及加利西亚对于政治人物(如约瑟夫二世和梅特涅)、文学人物(譬如喜剧作家弗雷德罗和小说家萨克-马索克)和现代文化领袖(比如伊万·弗兰克和斯坦尼斯瓦夫·维斯皮安斯基)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而且，加利西亚的意义在公共空间的报纸杂志上也有迹可寻，比如像19世纪著名的《利沃夫时报》和克拉科夫的《时间报》这样的一流媒体，还有特殊出版物，如前面提到的讲加利西亚犹太人对弗朗茨·约瑟夫抱有幻想的维也纳民俗期刊。关于加利西亚的观念涉及全省的地域范围，从德涅斯特河到维斯瓦河，从喀尔巴阡山到维利奇卡盐矿，从贵族大宅邸到犹太小集镇，但其文化产出的主要阵地还是在城市里，所以这本书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一部“双城记”：利沃夫城与克拉科夫城，它们的城市视角可以涵盖和代表整个加利西亚。而第三个重要的城市就是皇家首府维也纳，它带着大都市的眼光审视地方上的行省，它的观点同时受到加利西亚的支持或质疑。在历史的长河中，加利西亚的含义绝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在被不断地争论，商榷，再构，重置。
加利西亚是一个省级单位，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家属地，有时也会被称为“国”(波兰语中的“kraj”)，但它并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也不能发展出任何有前景的政治国家。被哈布斯堡王朝硬生生推出来的加利西亚，完全不同于那种历史上有皇室传统加持的其他行省，比如说哈属波西米亚或哈属匈牙利。当19世纪的民族运动波及加利西亚的波兰人、鲁塞尼亚人和犹太人时，加利西亚的概念就会超越民族身份的差异，达到全省大同。然而这种万众一心要求有严谨认真的自我文化建设，就如1809年出版的加利西亚植物学百科全书，以及后来的动植物昆虫图志，还有1876年的加利西亚体质人类学，这些文化建设使加利西亚从18世纪的地缘政治产物，蜕变成为19世纪的一个自然空间。
1792年，有一个佚名诗人给自己署名为“加利西亚人”，从18世纪到20世纪，还有很多人叫自己加利西亚人，虽然他们同时还有其他的自我身份认知。加利西亚的身份从根本上说是地方行省性的，它的演变进化说明了行省性也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力量，且可以与民族和帝国的意识形态重叠。就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他主要特指南美)，“若想知道一个行政单位是如何久而久之被当成‘祖国’的，就要去看它的行政组织如何去创造意义”。加利西亚在18世纪被创立构建，成为一个行政单位，但在19世纪才开始积累文化内涵，在属于哈布斯堡帝国后，在历史生命中完成了它的意义创造。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讲到英法远洋帝国时强调过“文化与帝国之间总体关系”的重要性，并提出，帝国的意识形态其实“全部扎根在”文化中：“我们必须要以整体的眼光看文化，文化滋养了理性，文化滋养了感性，文化尤其滋养了帝国的想象力。”就哈布斯堡帝国而言，如英法一般，帝国统治下爆发的各种矛盾和提出的各种主张就是文化的体现，加利西亚行省的那些含义不确定和身份重叠即为文化发生的地方。
哈布斯堡1857年的普查显示，19世纪中叶的加利西亚人口比例均衡：44.83%为信仰希腊礼天主教的鲁塞尼亚人，44.74%为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波兰人，剩下的9.69%为犹太人。这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的百分比统计是依照宗教归属而非民族身份，19世纪中叶时，加利西亚的农民大众的确没有受到现代民族主义情绪的洗礼。1894年，加利西亚在利沃夫的“加省大展览”上做过非常戏剧化的自我展示，弗朗茨·约瑟夫也来参观过。摆满身着民俗特色服饰模型的种族展厅，万花筒般的大杂烩，颜色和装饰品变化流光溢彩，让参观者们包括皇帝都看得眼花缭乱。在这里，民族的界限被淡化了。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在加利西亚和其他省份并无不同，都是要跨越民族差异，于是加利西亚地方性观念从根本上讲即是非民族性的。
研究哈布斯堡王朝的学者们想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在19世纪，假设社会是非民族性的，那么民族政治和国家身份是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根发芽的。在加利西亚的例子上，非民族性和民族性一样，都是意识形态构造的，都是不同观念的表达罢了。1835年，同时代最伟大的加利西亚作家，波兰喜剧作家弗雷德罗因创作“非民族性”文学作品被人公开指责。关于加利西亚的构想因此也显露出“非民族性”对于地方身份建立的重要性。
这本书与我之前的史学著作密切相关。我在1994年出版的那本《发明东欧》(Inventing Eastern Europe)中曾总结过，东欧不仅本身就是18世纪的思想产物，还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试验田，尤其见长于规划地理政治新景象，例如1772年创造的加利西亚。这使我继续思考，一个想象或者发明出来的政治实体，比如说始于18世纪的加利西亚，在20世纪灰飞烟灭前，如何在19世纪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地缘政治上真实且有意义的历史实体。我的另一部著作《威尼斯与斯拉夫人》(Venice and the Slavs,2001)探究了启蒙运动下的东欧观是怎样在亚得里亚海，在帝国的语境下被运用的：威尼斯和达尔马特的帝国权力存在政治不对称性，而这种政治不对称性恰好在地理上与欧陆内部东西差异观的出现相吻合。针对加利西亚，我想知道的是，这个也是在启蒙运动时期被捏造出来的帝国概念，是如何在19世纪持续发酵、发展、发扬光大的，演变中的意识形态冲突怎样促进了20世纪初的帝国覆灭。在加利西亚，帝国的启蒙运动价值观主要是以约瑟夫主义（以约瑟夫二世皇帝命名)的形式体现的，约瑟夫提出了革命性和转型力的专制主张，好像弥赛亚一样来“救赎”和“重铸”加利西亚。最重要的一点是，所谓的“文明”概念也在整个东欧范围内被运用，尤其是针对加利西亚省。从约瑟夫二世到弗朗茨·约瑟夫统治时期，加利西亚的野蛮性得以改良，落后性得以改善。因此，这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现代哈布斯堡历史中，启蒙运动的东欧观是如何一直保持并行使着它的意识形态权力的。
本书的第一章研读了启蒙运动时期约瑟夫主义者的游记，他们在18世纪80年代去加利西亚考察，给出了非常负面的评价。他们的态度与18世纪90年代省内提出的“加利西亚大宪章”理念截然不同。第二章来到后拿破仑时代，对比了维也纳的梅特涅的主流政治观点与来自加利西亚内部的观念，譬如《利沃夫时报》上的文章还有在利沃夫上演的弗雷德罗的喜剧。第三章围绕着作家萨克-马索克展开，他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利沃夫警察局长的儿子，儿时记忆培养了他自许为加利西亚人的身份。他的文学鉴赏力来自萌芽中的鲁塞尼亚文化潮流和加省的民俗探索，他著名的“受虐倾向”也与加利西亚独有的束缚感有关。第四章着重讲述加利西亚历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壮烈的一个节点：1846年大屠杀。这场由农民领导的杀戮，用波兰贵族起义者的鲜血和头颅证明了加利西亚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自此之后，加利西亚地方史永远铭记着这一难忘的转折时刻。
第五章和第六章利用克拉科夫的《时间报》，展现了19世纪60年代起的新组合“波兰与加利西亚”霸权观，他们以向哈布斯堡效忠的方式换取加利西亚的自治权。在19世纪的后三十几年里，加利西亚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地缘政治体。而挑战这种波兰-加利西亚联合霸权观的分别是“鲁塞尼亚-加利西亚”和“犹太-加利西亚”的省内地方派，像伊万·弗兰克笔下的鲍里斯拉夫油田的故事和卡尔·埃米尔·弗朗索斯的《半亚洲》中的“加利西亚东方”那样。第七章针对更广泛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内外的“世纪末”潮流讨论了“世纪末”的加利西亚，而且把维斯皮安斯基1901年的戏剧《婚礼》看作19世纪末加省内部矛盾冲突的艺术表达。第八章梳理了20世纪试图解决这些矛盾冲突的做法，比如在1905年，克拉科夫的“绿气球”歌舞厅开张了(那年也出版了弗兰克讲缪斯的叙事诗)，还有1908年加利西亚总督被刺杀(同年，马丁·布伯开始撰写有关哈西德主义的著作)。第九章分析了随着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的陨灭，加省在语义和意识形态上是如何被移除或“清理”出地图的。第十章追寻了加利西亚在记忆与幻想中的后世，包括本土文学家如约瑟夫·罗特的德语文学、布鲁诺·舒尔茨的波兰语文学和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的希伯来语文学作品。虽然我尽量从所有角度探究了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加利西亚的诞生与演变，但在材料选择上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毕竟加利西亚的每一个政治人物、公共机关、文化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加利西亚的构建。
来源：思想会（Mind Talk）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