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孙郁，1957年生于大连，曾任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要作品有《鲁迅忧思录》《民国文学十五讲》《思于他处》等。

在诸多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巴金的文字大概是最带着痛感的，阅读其相关的词语，我有时会感到，那谈吐中有教徒般的虔诚。如果要聆听鲁迅的精神回音，他的作品传达的情感都颇值得玩味。与胡风、萧红的鲁迅情结不同，巴金的凝视带着另外一种目光，远与近的视角映带的意象更为神奇。他的文字一直呼应着鲁迅内在的幽思，这种笔调，直到晚年也没有消失。

出身于成都的巴金不像一般南方作家那么多幽婉、纤细的情思，他的身上有点北方的清冷与忧郁的气质，在某些地方更像俄罗斯作家那样冷热交织、阴晴不定。与那些自信的、踌躇满志的人比，他一直徘徊在忧虑与期冀之间，焦虑感流溢在辞章之间，内省与追问伴随着各类文本，有时候读他的作品，仿佛是读一种译作，因为其中染有某些异质的气息。

虽然有明显欧化倾向，但在他的血管里依然流着儒家的血液。他那么反对旧的礼教，内心依然有着传统的东西，思想中未尝没有旧文人的痕迹，温良恭俭让的遗风也有所体现。他其实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懦弱的一面，并认为只有鲁迅才真的走出了传统的阴影。能够看到，他的视野中自始至终矗立着鲁迅这座灯塔，那巨大的投影在其身上未曾消失过。从来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这样使他为之着迷，在他看来，自己一生所努力奋斗的目标，都没有超过鲁迅的精神主题。

每每想起鲁迅，他都有一种倾诉的欲望，年轻时读了鲁迅的书，便找到了一种书写的感觉，而在认识了先生之后，自己的天空忽得开阔起来。他承认，就一生的选择来说，自己触摸的思想不及鲁迅的一角，无论为文还是为人，鲁迅都是自己的引领者。

显然的，鲁迅与巴金，是现代知识人的两种类型，前者深而大，后者清而纯。一个是从老中国泥土里趟过的不倦的跋涉者，一个乃怀着期冀的青春少年。虽然出发点不在一个地方，但是他们都共同表现了知识人寻梦的苦思。在了解中国知识人的心灵历史时，鲁迅与巴金提供的话题一直被后人所阐释。现代文学里的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在他们那里是有所折射的。鲁迅的审美元素里，除了俄国元素外，还存在着德国、日本的诗文之影，加之魏晋之音，显得驳杂复杂，巴金还仅仅限于法国、俄国的人文主义的背景，所以单纯得如清淡的白云，不染灰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他们的选择中遇到了共同的难题，彼此在对文化的基本问题的判断上，可以找到许多相近的地方。

巴金曾在《忆鲁迅先生》一文说自己是在鲁迅的启示下走向文学创作的。1925年8月，他在北京投考大学，因病未能如愿，半个多月的时间，陪伴着他的就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在这苦恼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鲁迅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艺术的力量”，“他的书是我的一个指路者，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1]在这道白里，既有感激，也有精神的呼应在。因为鲁迅的文脉连通着苦路上寻梦的人，惨烈的时空里的忧思和爱意，让绝望中的人有了新生的冲动。巴金后来从事写作的时候，《呐喊》《彷徨》的调子一直在他那里挥之不去。

到了三十年代，巴金才有了接触鲁迅的机会。第一次见到鲁迅时，他显得异常兴奋，后来在回忆里记录了那个瞬间：

我第一次看见鲁迅先生是在文学社的宴会上，那天到的客人不多，除鲁迅外，还有茅盾先生，叶圣陶先生几位。茅盾先生我以前也没有见过，我正和他讲话，饭馆的白布门帘一动，鲁迅先生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这天他谈话最多，而且谈得很亲切、很自然，一点也不啰嗦，而且句子短，又很有风趣。

晚年的时候，他多次谈及鲁迅对于自己的影响，有一次，他这样写道：

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少重，我写只是为了倾诉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

在巴金眼里，只有鲁迅才称得上中国人的良知。因为在这位文学巨匠身上，巴金学会了怎样思考和做人。他的思想深处，一直保留着鲁迅所给他带来的美好的回忆。

鲁迅在与巴金的几次接触中，对他的印象很好。从鲁迅日记零星的记载中能够看到彼此的互动。当巴金向他约稿时，鲁迅便把最后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交给了他，也答应翻译果戈理的那部著名的小说《死魂灵》。这是他们彼此间的默契，乃至后来有人在鲁迅面前谈及巴金不好的时候，鲁迅显得十分愤慨。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谈到他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时，鲁迅就说：“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鲁迅又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ˊ安那其主义ˋ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看得出来，鲁迅对于巴金有一种信任的感觉，对于其为人与为文是肯定的地方居多。他们彼此各自都吸引着对方，巴金之于鲁迅，有点像郁达夫和鲁迅那样，审美和认知上虽差异明显，但在精神的真与诚方面，彼此都是相互信任的。

民国期间，巴金的影响相当可观，他的《家》《春》《秋》在社会的辐射力超出一般的作家，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他的情感表达方式半是现实主义，半是浪漫主义，一切都显露在外表，热情与忧郁都外化在词语间，青春的明快与奔放隐含着一代新文学家的梦想。不过在他的一些作品里，也带有鲁迅的某些焦虑和痛苦的形影，在面对世界时表现的忧患意识，也是他后来与鲁迅走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巴金的阅读趣味与辞章表达特点上看，他与鲁迅有着某些交叉的地方，比如都喜欢迦尔逊、契诃夫、高尔基，对于法国的卢骚、雨果也怀有敬意，小说的某些意象也有相似之处。不过，同样是摄取域外文学的资源，巴金体现的是梦幻的色彩，情感的单纯与背景的昏暗形成反差，有时候带有童话的意味在。鲁迅的文本显得复杂，古小说的清俊、日本文学的简洁，还有德国思想的穿透力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拷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漩涡。巴金自己知道，在苦苦奔走的时候，其实鲁迅早已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知识人的路，但是敢于在四面陷阱的苦路上独行的，也只有鲁迅一人而已。作为鲁迅的追随者，他不过远远望着那背影，自己是跟不上的。

节选自孙郁《巴金的精神之塔》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