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相信这样的说法，所谓作家，就是那些给陌生人写信的人。

陌生人地址不详，所以，终其一生，一个作家要发出无数地址不详的信件，这些信件命运各异，大多数信件投入漫长的黑暗中，或者安放在图书馆灰尘蒙蒙的角落里，只有少数信件是幸运的，它们犹如流浪猫找到了动物保护组织，犹如蜡烛手电筒煤油灯等到了全城停电的时刻，犹如灰姑娘遇到了王子，它们找到了最完美的收信人。

一个陌生人打开另一个陌生人的信件，并且怀着好奇之心读完信件，从此记住写信人的名字，这其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作家与他的读者相遇了。

因为他们相遇了，那些信件才可以谈论，那些文学才值得谈论，作家们才有了所谓的社会角色。

那些信里到底写了什么内容?像我这样一个使用中文的写信人，他应该向读者写什么样的信呢?

谈谈《我的帝王生涯》，那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一直以来算是比较受读者欢迎的，但恰好是这部小说，“满纸荒唐言”，与任何读者的生活没有关系，与我自己的生活更是毫无关联。

小说的历史时代虚化，第一人称，写一个小皇帝因为宫廷政变流落民间长大成人，因为从小爱慕飞鸟，后来成为一个高空走索的杂耍艺人。完全是一个带有隐喻的白日梦，白日梦是我自己的，而“隐喻”不全部属于我自己。“皇帝”与“高空走索艺人”无疑是两种巅峰人生，一个青少年很容易做皇帝梦，也很容易做高空走索的梦，但是，白日梦可以是虚无的，也可以是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仿构，如果仿构的态度严肃，这个白日梦可以变得与哲学一样严肃，而且具有不可思议的放射性，你向陌生人寄出一个白日梦，有人收到了一部苦难之书，有人收到了一部救赎之书，有人收到了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梦想之书，有人则坦率地告诉我，你写的小皇帝也好，走索王也好，都没有打动我，我是被你书里描写的那些鸟打动了。

这就不错了。作家的社会角色由那些信件的命运来决定。无论写信人如何解释他的动机，也无论他使用什么样的信封，信件使用什么文字，写作的愿景其实殊途同归，用最简短最可靠的话语来说，当然是表达人生、社会与思想。我的，你的，他的，我们大家的。这人生要打动读者，这社会要高度仿真，这思想要闪烁征服的光芒，并不容易，这也是很多作家患有失眠症的原因。读者对文字始终是警惕的，充满拷问意识的，当你要模糊“所有格”的时候，他们也许恰好要厘清，那是谁的生活，谁的社会，谁的思想?这个潜在的矛盾其实相当奇妙。每一个读者都暗自与作家订立了一份契约，作家从来没有见过那份契约，但他们始终知道那份契约的存在，这是他们的压力与迷惘所在。读者与作家面对一个共同的世界，他们有权利要求作家眼光独到深刻，看见这世界皮肤下面内脏深处的问题，他们在沉默中等待作家的诊断书，而一个理性的作家心里总是很清楚，他不一定比普通人更高明，他只是掌握了一种独特的技巧，这技巧混淆读者清醒的时空概念，绑架读者进入一个故事，接纳他人，遗忘自己，以此将诊断模糊化，或者推迟，或者干脆将权力留给你自己，这所谓的技巧，其实只是叙述的技巧。

所谓作家，是一个写信人，也是一个聪明的叙述者，他们的一生都迷恋叙述，渴望叙述的胜利，并被叙述之难所困扰。很多伟大的小说，其实是穿越困难的伟大的叙述，而伟大的叙述，大多从狭窄出发抵达宽阔，从个人出发抵达社会，从时间出发抵达历史，用巴尔扎克的话来说，一个人的心灵史，可以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

这是一个写信者最好的愿望，同时，它也是给收信人最大的惊喜。

本文选自《当代文坛》2012年3期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