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最有特色的中国文学体裁。如何认定赋的文体特质呢？我国传统学术中，对赋的认识最有影响的有两种：一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不歌而诵谓之赋”，另一种是班固《两都赋序》所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汉志》是引用刘向《别录》的说法，《两都赋序》才是班固自己的观点。这两种说法其实只是着眼点不同：前者强调的是赋的传播方式，后者则强调赋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功用。
中古时期的文人，对文体的认识与现在不同。受当时“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他们总是把天（自然客体）与人相比附，文章（文体）也与人体相比附。他们认为，文体是内容、形式、叙写方式、传播方式的统一体。《文心雕龙·附会》就把文体比附成人体，人体的四要素是：神明、骨髓、皮肤、声气，只有具备这四者，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人。文体也一样，文体的情志就如同人体的神明，文体的题材就如同人体的骨髓，文体的语言辞藻就如同人体的肌肉和皮肤，文体的宫商就如同人体的声气。情志、题材、词采、宫商四者具备，就是一个完整的文体。《两都赋序》强调的是赋的“情志”，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刘向《别录》则强调的是赋的“宫商”，亦即它的传播形式“不歌而诵”。《文心雕龙·诠赋》正是沿着汉代以来的赋学观讨论赋之特质的。但《诠赋》篇强调的是情志、词采、事义（题材），情志方面就是要“宗经”“征圣”，这是赋应当具备的思想核心；“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是从词采描绘角度讨论赋；“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着眼点是赋的题材。虽然刘勰也提到“草区禽族，庶品杂类”，这是从《汉志·诗赋略》“杂赋”类概括的题材，由于刘勰对汉代人“不歌而诵”的忽视，也由于同时代《昭明文选》所选赋以大赋为主，秦汉“杂赋”的流传线索便逐渐被学者淡忘。唐以后的赋集，从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元祝尧《古赋辨体》，到清陈元龙《历代赋汇》、沈德潜《历代赋选笺释》等，秦汉以来的“杂赋”已不见踪影。文人心中的“赋史”大致就是这样流传的。
中国赋史的真实情景是这样的吗？二十世纪大量的出土文献告诉我们，中国的赋史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片流域，呈现的是另一种状态。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数万件中古时期的写本，其中抄录的一些文学作品令文学史家眼前一亮。当然首先是失传千年的变文，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变文这样一种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形式的出现，“使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馀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郑先生所说的广义“变文”中有一类原写本叫“赋”的作品，比如《燕子赋》《韩朋赋》《晏子赋》《丑妇赋》等。它们在文体上的特点是：讲述故事，甚至是寓言故事，写的是生活琐事，甚至是俗不可耐的事，语言通俗，不用典故，节奏明快而押韵，风格诙谐。这种“赋”，与“深覆典雅”的传统赋完全不同。文学史家有“小品赋”“白话赋”“民间赋”“故事赋”等不同的叫法。1963年，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采用了程毅中先生的说法，专设《俗赋》一节。从此，中国文学百花园中就有了“俗赋”这枝奇葩。
敦煌俗赋的发现，让文学史家重新思考中国赋史的发展情况。唐代有如此成熟的俗赋，说明它不是突然的天外来峰，必然有一个生成发展的漫长过程。所以，以敦煌俗赋为标本，向上追溯挖掘同类型的文体，确定哪些是俗赋，哪些是近于俗赋的文体，就成了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敦煌俗赋体制上呈现两种样态。第一种是对话体的，可分为故事俗赋和争辩型俗赋两种。先说故事俗赋。《韩朋赋》通篇就是一个故事情节曲折动人的悲剧。韩朋与贞夫新婚不久，即到宋国王宫为吏。一对恋人鸿雁传书，互表相思之情。韩朋工作之馀，经常翻看摩挲贞夫寄来的情书。有次不小心情书遗失殿前，被同事梁伯捡到，送到好色的宋王手中。宋王得书，娟秀的字迹立即吸引了他，发誓要得到贞夫。大臣梁伯使用卑劣的手段诱骗贞夫到宋国，宋王即封其为王后。贞夫从此郁郁寡欢，宋王以为是韩朋年轻英俊所致，于是残害韩朋，把他弄得面目全非。宋王的残忍，更增添了贞夫对爱情的坚定，她看望韩朋，相约以死殉情，韩朋得书，即自杀。为了博得贞夫好感，宋王以三公之礼安葬韩朋，而贞夫却在葬礼中跳进墓穴而死。宋王暴怒，杀害数百名随从。韩朋、贞夫的墓上长出了梧桐和桂树，根根相连，枝枝相交，翠鸟啼鸣。宋王亲手砍伐大树，树干上涌出汪汪血流，两个木札变成双飞的鸳鸯，一根羽毛变成利剑，瞬间割下了宋王的头颅。《韩朋赋》就像一篇包裹着民间隐语的、沉痛的叙事诗，作为“不歌而诵”的俗赋，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它如泣如诉的哀怨之情。
韩朋故事源远流长，就文人的记述系统而言，唐代就有初唐释道世编《法苑珠林》和晚唐刘恂撰《岭表录异》中的韩朋故事。再向前追溯，两晋之际干宝《搜神记》和《列异传》两种书记录的“韩凭”故事，《列异传》的编者，《隋书·经籍志》著录魏文帝撰，两“唐志”则著录张华撰。由于《列异传》多记汉代以来的事，故可以推测韩凭夫妇故事于东汉就已广泛流传。西汉时期，我们也找到了同类型故事，刘向《说苑》记载了一则敬君的事，类型与韩朋故事相似，可视为同一故事的早期形态。《说苑》是刘向根据皇家“中秘”藏书和民间流行的写本资料整理成的杂著，保存了大量先秦时期或传自先秦的文献资料，所以文人记载的韩朋类故事，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韩朋故事的另一种是讲诵“俗赋”类。敦煌本《韩朋赋》，至少有八个写本，说明当时在河西地区流传很广。唐开元时期有一本书叫《无名诗集》，其中引录了韩朋故事的残文，从残存的这部分看，人物和情节与敦煌本高度一致，尤其是语言上以四言为主，押了很自然的韵，表明它是一篇讲诵体作品。2019年，在新疆尉犁县境唐代烽燧遗址也出土了唐玄宗先天年间（712—713）的韩朋故事残写本，虽然只有九十多字，却比敦煌本多出了“开箧见光”的情节，体制上也是俗赋体。南朝时流传有韩朋故事，虽不得其文，但唐人说“叙事委悉而辞义鄙浅”，则是俗赋体无疑。而敦煌出土的西汉时期韩朋故事残简，形制上接近敦煌本《韩朋赋》，应当属于汉代的“杂赋”。
我们把《韩朋赋》的线索从唐代追溯到西汉，这实际上也是通俗故事赋的发展线索。类似的故事赋在汉代也时有出现。1993年江苏东海县出土的《神乌傅（赋）》，就是一篇寓言形式的故事赋。乌夫妇辛苦准备的筑巢材料，被盗鸟偷窃，雌乌据理力争，反被盗鸟打伤，奄奄一息。雄乌诀别妻子后，远走高飞。整篇以四言为主，语言通俗，两句一韵，体现了讲诵俗赋的特征。北京大学藏的西汉中期竹简中有一篇长达两千七百多字的《妄稽》，更是一篇故事情节起伏跌宕的俗赋。出身名门的读书人周春娶妻妄稽，妄稽又丑陋又强悍，周春非常厌恶，于是又买来了小妾虞士。虞士到家，遭到妄稽的百般欺凌——经常被辱骂和残酷折磨。后来妄稽得了重病，临死时忏悔自己的行为。全篇也是四言为主，隔句押韵，节奏感强，是典型的韵诵体俗赋。《妄稽》和《神乌赋》的发现，将俗赋的历史从西汉到唐代清晰地展示了出来。
敦煌对话体俗赋中的第二种类型是争辩型俗赋。这类俗赋的核心是“争辩”。争辩不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也不是为了集中讨论某一问题，其关键是争辩的过程。如果说第一种俗赋主要是讲述故事，以情节吸引人，由一个演员来完成，那么第二种俗赋就是为了争奇斗智，以幽默诙谐给观众以启迪和娱乐，相当于当代的对口相声。试举例说明，敦煌本五言诗体《燕子赋》，围绕雀占燕巢展开对话。燕子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充满豪情。雀儿像是一个拒不认错的孩子，找各种理由争辩着。它们先是辩理，接着互相揭发对方的短处，嘲笑对方的长相，炫耀自己的能耐，吹嘘自己的出身。它们的言行举动，无不带着儿童的天真和稚气。另一篇《晏子赋》把晏子写成丑陋的怪物形象，晏子和梁王围绕着“人门”“狗门”“齐国无人”“短小”“黑色”“先祖”等论题，一一进行争论辩驳，晏子巧妙地反败为胜，是一篇显示晏子聪明智慧和随机应变能力的争辩型俗赋。本篇在敦煌有九个写本，可见当流传很广。有六个写本的《茶酒论》，有十九个写本的《孔子相托相问书》，都是争辩型的俗赋。
争辩型俗赋的历史也很长，从先秦到唐代没有中断过。《逸周书·太子晋》篇记载了春秋时晋国掌乐太师师旷聘周见太子晋的事。晋只有十五岁，聪慧而有口辩。师旷去见他，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这篇故事在体制上主要运用对话，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韵语为主，多排偶句式。文中还有“五称而三穷”的说法，应当是流行在先秦时期一种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三穷”指回答时三次答不出。师旷向太子晋提了五个问题，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而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师旷却理屈词穷，太子晋由被动而主动。可见这是一篇表演性质的讲诵文体。按照这种体制，可以在先秦文献中找到不少类似的材料。比如战国时期齐国的淳于髡成功地运用论辩讲诵技艺，在滑稽诙谐的氛围中进行讽谏，《史记·滑稽列传》收录了淳于髡三件事：一是用“大鸟”的隐语“讽谏齐威王”，二是“谏赵国请兵”，三是“谏饮长夜”，都可以说是争辩型的俗赋。《晏子春秋》中，还有不少这类俗赋，如“谏景公饮酒”一篇，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说是“一出很完整很紧凑的戏剧”。而“对天下有极大极细”，与《古文苑》中收宋玉《大言赋》和《小言赋》是同一类型的作品。“大言”“小言”是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语言游戏，它讲极大和极小，在竞争中表现智慧，富有幽默感。两汉以来，文人受此影响，不断有模仿之作，如东方朔有《大言赋》，晋代傅玄有《大言赋》，傅咸有《小语赋》。而其他题材的争辩型俗赋，也一直流传不绝。《汉书·东方朔传》载录的东方朔《剧对武帝》和《戏郭舍人》，就是调笑争辩型的俗赋。西汉戏谑调侃的争胜俗赋还有汉武帝时期的《柏梁联句》（学术界或怀疑是伪作，本文认为是真实的西汉时期的作品），这篇作品七言二十六句，从皇帝开始，每人一句，一韵到底，最后两句是东方朔和郭舍人。在汉代，“七言”不能称为诗，它就是一种歌诀性应用文体，是从先秦“成相体”发展而来的。《汉书》称“成相”为“杂辞”类，是讲唱的一类，属于“杂赋”的范畴。汉武帝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这和当年楚襄王在阳云之台上要唐勒、景差、宋玉赋“大言”“小言”，优胜者上坐赏赐的情形是一样的。所以《柏梁联句》从性质上来讲是一篇谐谑游戏之作。西汉时这种调侃的俗赋很流行，大儒扬雄也不能例外，他写有《都酒赋》，以拟人的手法，用代言体的形式，让“瓶”（汲水用）与“鸱夷”（盛酒用）相争，各自夸耀自己的神通广大，揭发对方的缺点和无能，如同一场宫廷中的俳优戏表演。语言通俗，风格诙谐，是一篇嘲戏性的争辩型俗赋。
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后汉书·杨赐传》）。虽然他们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根据蔡邕的记载，“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后汉书·蔡邕传》）推测，其中不乏争奇诙谐性的俗赋。汉末以来，随着评品人物和“论难”风气的兴盛，调侃争辩的技艺也很盛行，《抱朴子·疾谬》激烈批评过这种“专以丑辞嘲弄为先”的风气。《三国志·吴志》所载吴国薛综嘲讽蜀国张奉争辩一节，运用的就是俗赋形式，同书记载蜀国费祎和诸葛恪口诵交锋争辩之后，意犹未尽，又借助笔墨作《麦赋》和《磨赋》，实际上是一物降一物的争辩俗赋。文人创作的这类俗赋，也时有所见。曹植有《鹞雀赋》，写雀遇见鹞，生死关头，它用机警的对话，骗过鹞的猎杀，回家巧遇雌雀，得意地吹嘘炫耀，充满调侃格调。马积高《赋史》说：“此赋当据民间寓言写成，语言全是口语，非常生动形象，完全摆脱了文人赋的窠臼。”西晋傅玄有一篇《鹰兔赋》残文，写鹰和兔相互吹嘘自己的出身和功能，是四言句式写成的代言体寓言故事赋，同敦煌俗赋中那篇五言体《燕子赋》很相似。唐代以后，随着表演技艺的发展，争辩型俗赋也在不断拓展题材和变化表演方式，并同其他文学形式和表演形式相结合，焕发出新的风貌。一直到当代，深受观众喜爱的对口相声可以说是它的嫡传。
敦煌俗赋除了对话体，还有一类是咏物体。这里所说的“物”，是指客观存在的人、物、事。这类俗赋没有客主对话，只是描写人物或事物。敦煌的咏物类俗赋所咏之物，大多是丑陋或可笑之物。比如《丑妇赋》描写一位丑得出奇的妇人，从相貌到内心都极端丑陋，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扎眼。白行简的佚文《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也是文学史上的奇葩。这篇赋先描写男女从情窦初开，到新婚之夜，再到年老体弱不同阶段的性生活；再描写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情景下的性生活；再描写从皇帝到老百姓不同阶层人的性生活；最后又写几种变态的性生活。在中国文学史上，像这样对“交媾”进行实录式描写的作品，是绝无仅有的。《大乐赋》的源头，应当是汉魏以来的房中书。佚名氏《秦将赋》描述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的经过，以写实的手法，描写具体杀戮的过程，尤其是赋家又选择了父子相看被杀死这一人世间最残忍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最后描写屠杀结束后，刽子手们收起了满是缺口的刀剑，挥动着沾满鲜血的双手。山谷中死一样的寂静，偶尔有未死者的惨叫呻吟及鲜血在沟壑中的流动声，还有那毒蛇猛兽争吃尸肉的嚼咽声。这样的描写在中国古代同类作品中极其罕见。署名为刘长卿的《酒赋》内容也很单纯，一味写近乎疯狂的痛饮；希望有酒如海，有肉如山，天天狂饮，夜夜烂醉。管什么千贯家产，隋珠赵璧；管什么孔子郑玄，刘伶毕卓；管什么酒令章程，礼教法规；管什么道德文章，功名利禄，全部可以抛在脑后。敦煌的这一类咏物体俗赋，表现得很极端：喝得酩酊大醉，丑得不堪入目，乐得死去活来，惨得惨绝人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语言通俗，韵律和谐，表现出韵诵的传播特征。
汉代王褒的《招碧鸡神》，源于先秦的神圣的“招魂”辞，但在他笔下，则明显带有揶揄调侃的口吻。东方朔《骂鬼文》和王延寿《梦赋》则是两篇驱傩文。《骂鬼文》已散佚不传，模仿它的《梦赋》基本保存完整。赋的难读之处是用一连串方言写成的厉鬼名，史载汉代有两千多种鬼名，名称传到后世的很少。整篇《梦赋》，就是叫着各种鬼的名字，要剥它的皮，抽它的筋，要用各种土办法整治它，如同用方言骂街一样。王褒有一篇《僮约》，其中“契约”部分写汉代仆人一年四季的工作，以四言句为主，大量运用方言土语，幽默调侃，让人哭笑不得，也是一篇咏物俗赋。东汉后期蔡邕的《短人赋》、繁钦的《胡女赋》，晋代刘谧之的《庞郎赋》，以及朱彦时的《黑儿赋》、刘思真的《丑妇赋》，都是写人的调侃俗赋。写动物更多，王延寿有《王孙赋》，曹植有《蝙蝠赋》，阮籍有《猕猴赋》，傅玄有《斗鸡赋》《走狗赋》《猿猴赋》等，成公绥有《蜘蛛赋》《螳螂赋》，南朝卞彬有《枯鱼赋》《虾蟆赋》《蚤虱赋》，北魏元顺有《蝇赋》，卢元明有《剧鼠赋》。这些小赋所选题材微琐，语言通俗，以四言为主，风格诙谐。源自《汉志》的“杂赋”，而《汉志》的“杂赋”正是后世俗赋的源头。
赋有雅、俗两条发展线索，本文着重讨论了“俗赋”的流传史，从敦煌俗赋追溯到汉代“杂赋”。还要说明的是，汉代学术界所说的“赋”，范围比后世要宽泛。汉代所谓“诗”，主要指《诗经》或研究《诗经》的材料。“歌诗”指乐府歌辞。其他韵文，如“颂”（如班固《窦将军北征颂》、王褒《甘泉宫颂》、东方朔《旱颂》）、“赞”（如司马相如《荆轲赞》、刘向《列女传赞》）、“铭”（如东方朔《宝瓮铭》、刘向《熏炉铭》、班固《封燕然山铭）、“箴”（如扬雄《十二州箴》、崔瑗《东观箴》）等，都是归入赋类的。“诵诗”（如韦孟的《讽谏诗》、韦玄成《自劾诗》）、“七言”等都隶于赋类。所以章太炎《国故论衡》说：“其他有韵之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把唐以后的俗文学分为五类：诗歌（民歌、民谣等），话本小说，戏曲，讲唱文学（包括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游戏文章。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这些俗文学的源头，几乎都可以在两汉时期的“杂赋”（俗赋）中找到其先祖。比如，“讲唱文学”的源头就是秦汉俗赋，已是学术界公认的定论，“游戏文章”更是如此。“话本小说”的源头也是秦汉以来的故事赋，甚至唐人传奇的源头之一还是汉魏以来的故事俗赋。争辩型俗赋可以进行表演，它和后世的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诗歌”类中的“民谣”，有启智、励俗、教化、传播生产生活知识的内容，那本来是汉代杂赋的内容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秦汉杂赋是唐以后俗文学的源头。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