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优在电影《古董局中局》中饰演的“付贵”，名字乍听与他多年前在张艺谋经典影片《活着》里诠释的“福贵”并无二致。“付贵”年轻时当兵的照片，恍惚间也能带出“福贵”的从戎经历。两个人物的遥相呼应虽然纯属巧合（付贵是马伯庸同名原著中本有的人物），却能一窥中国电影近些年的面貌变化。当文艺逐渐被资本绑架，成为商业的附庸，创作者的思维也在紧随趋势，由个性表达变为追逐流行。热门IP与大数据标签的指挥下，“福贵”式的沉重步伐已然远去，“付贵”式的博君一乐正大行其道。

电影《古董局中局》便是一部具备当下鲜明创作特征的商业片。马伯庸畅销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与关键情节；雷佳音、李现、辛芷蕾、葛优为主，实力派与偶像派兼有的演员阵容；许家三代人跨越五十年守护国宝的传奇性；悬疑、探险、寻宝、情感等元素的共冶一炉；或引人怀旧或令人惊叹的视觉画面；密室逃脱游戏的既视感等等，都在彰显创作团队及其背后的制作团队，希望能把尽可能多的观众吸引到影院。可惜的是，上述看点的组合带给观众的冲击，只停留在视听震撼层面（双龙在天、棋盘变形等鉴宝画面确实比较有想象力），无关心灵启示。

用文艺片的一些标准看待商业片，对于绝大多数类型电影而言，属于鸡蛋里挑骨头。但本片导演郭子健，具备将文艺与商业恰好融合的能力。作为一名中国香港电影导演，他此前执导并编剧的《野·良犬》《青苔》《打擂台》等电影，像黄金时期的诸多港片一样，既具备类型片的鲜明特色，又有观照社会现实的人文表达。加上他的镜头语言较为飞扬，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2009年就获得了金像奖“新晋导演”的殊荣，也几度得到金像奖、金马奖最佳导演或编剧的提名。

电影《古董局中局》在外观上，具有文艺腔调。本片的主体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颗粒感较重的影像，营造出那个年代的胶片电影特有的质感，较为精准地再现了时代风物。人山人海的火车站、拥挤不堪的绿皮火车、无比热闹的民间古董交易现场、尚待建设的城市街景、人声鼎沸的农村流水席、或潮或土的各式服装等，既有时代概貌又见细节支撑，能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隔着大银幕“回到过去”。

其中最为有趣也颇具意味的，是对乡村风土人情的勾画。郑家村的村民集体在村口大快朵颐的“背景音乐”，是古戏台上爱讲忠贞孝道的旧戏文，不过那台老戏，并非真人出演，而是由电影放送。带领村民通过制假售假手段发家致富的一方恶霸郑国渠，在侵犯他们利益的外人面前颇能耍狠，但对奶奶又非常温柔，也很照顾村中的老少爷们儿。这些笔触道出了旧秩序与新规则，在当时的中国发生碰撞的情形与结果，很容易让人想起黄建新在《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等作品中描绘的社会环境：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之下，世道人心悄然改变。

“鉴古易鉴人难”是马伯庸原作的主旨——如果说文物承载着历史厚度与文化积淀，仿品则关涉利益与算计。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为这一主题的探讨提供了扎实的根基。男主人公许愿让流落日本多年的稀世珍宝武则天明堂玉佛头，在国内突破“肉身”露出“法相”的历程里，充斥人心叵测的章节。往前追溯，他的爷爷许一城与父亲许和平艰辛守护国宝的故事中，也满是人性的角逐，侧写风云诡谲的时代，带出大环境对众生的塑形。

行家鉴别文物分辨真伪，原著与电影比较分出高低。电影《古董局中局》中的鉴宝、寻宝、夺宝镜头，虽不乏趣味性与知识性，带给观众迥异于阅读文字的爽快体验，但是整体呈现缺乏原著中关于社会人性的观察思考，令人心的鉴定流于浅薄。

本片一如前几年的同名网剧，开场便用截取时代横剖面的方式，从许愿的视角切入，展现社会乱象。网剧中许愿像小说中一样，开了一家名为“四悔斋”的古玩店，但他并没按照店名的寓意般“悔人、悔事、悔过、悔心”，相反光明正大地做着售卖仿制文物的生意。电影里他所经营店面的主要业务，虽说换成了家电维修，但也会利用专业知识混淆视听，让想发笔横财的人花高价从他手中买走假古玩。

按照书中所述，许愿的行为与爷爷及父亲相比，有着云泥之别。抗战时期，明堂玉佛头被日本人与国内文物造假组织的老大同时觊觎。许一城为了不让国宝遭受厄运，想出“以假护真”的办法，将玉佛头藏在一尊假佛头里面，骗过黑老大给了日本人。此举虽让他背上“汉奸”的骂名被执行枪决，但他临死也没后悔，因为其中暗藏他的期望：国家富强之后，日本人迫于外交压力或“良心发现”归还国宝。此种设想固然带有侥幸心理，但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时局下，不失为一种保护国宝暂时安全的策略。和平年代，希望完成父亲生前夙愿的许和平，同样付出了生命代价。

不过许愿使用假文物行骗，实属迫不得已的混口饭吃，利用的也是受骗者的贪财心理，说出古董交易的利来利往。权威鉴定机构五脉秉承去伪存真的宗旨，负责鉴别古董真伪的“掌眼”工作。但是自民国起，五脉内部便有人为了私利，与造假组织暗中勾结。权威尚且如此，行业乱象可想而知。行业行至上世纪90年代群魔乱舞，不单是因时代特征，更因自身早就不堪。

电影《古董局中局》或许是囿于时长限制，沿着小说的核心主线推进剧情时，步伐出现了不少偏差，导致时代脱离人群，沦为一道远远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实则不发挥功用的虚假布景，迫使故事停留在“鉴古”层面。

“鉴人”主旨在片中几乎消失的另一原因，是人物形象与关系都过于单薄。书中许愿与药不然亦友亦敌，互相合作亦会掣肘的关系，由两人不同的成长路径、寻宝目的、背后力量等共同决定。药不然的伪装与暴露，许愿的信任与错愕，是对“人心难鉴”的最好诠释。但影片里两人没有成长动线，一出场便是技能全满，摆出水火不容的架势。他们将这种对立状态进行到底的过程中，几乎也没有情感的起伏。此种关系，在药不然与协助许愿的黄烟烟这里，体现得也很明显。换句话说，片中人物仅是为了行动而行动的工具，身上非好即坏的二元色彩非常突出。

付贵倒是有些亦邪亦正。但这个人物本质上，与葛优留在观众脑海的惯常幽默形象没有区别。郭子健找葛大爷来演，或许只是为了给票房增加一个颇有分量的筹码。“福贵”消失的今天，这本无可厚非。只是，还是忍不住要问，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付贵”吗？

文/梅生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