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 祝勇:此心安处是吾乡
当代 2021-01-18 19:00

导读:

一生放达,半世飘零,中国文人其实都不想学苏东坡,但苏东坡却活成了中国文人的标杆。

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被贬黄州已经三年的苏东坡,见到了好友王巩和随他远行的歌伎柔奴。王巩当年因受苏东坡“乌台诗案”牵连而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他的歌伎柔奴不离不弃,随他远行。此次,他们自南国北归,路过黄州,与老友苏东坡见面。苏东坡惊讶地发现,柔奴这柔弱的女子饱经磨难之后,依旧是那么年轻和漂亮,而且增了几分魅力:“万里归来年愈少,笑时犹带岭梅香”,苏东坡心有不解,弱弱地问一声:“岭南的风土,应该不是很好吧?”柔奴坦然相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东坡心有所动,写下一首《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

天应乞与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

风起,

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

微笑,

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

([北宋]苏轼:《定风波》)

苏东坡一生作词无数,我书架上摆着厚厚二十卷《苏轼全集校注》,其中诗词集占了九卷,文集占了十一卷。在黄州最困顿的三年,反而让苏东坡迎来了创作的高峰,“大江东去,浪淘尽”(《念奴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这些名句都是黄州赐给他的,更不用说前、后《赤壁赋》这些散文,《寒食帖》《获见帖》《职事帖》《一夜帖》《覆盆子帖》(以上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以上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些书法名帖了。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作品中,这首《定风波》(“此心安处是吾乡”)或许并不显眼,但我想,对苏东坡来说,这次见面、这首词的书写都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让苏东坡安心,或者说,让已经安心了的苏东坡,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安心。

自元丰三年抵达黄州,苏东坡就被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压迫着,以至于在到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他在凄风苦雨、病痛交加中写下的《寒食帖》,至今让我们感到浑身发冷。时隔九个多世纪,我们依然从《寒食帖》里,目睹苏东坡居住的那个漏风漏雨的小屋:“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不仅苏东坡的人生千疮百孔,到处都是漏洞,连他居住的小屋都充满漏洞。风雨中的小屋,就像大海上的孤舟,在苍茫水云间无助地漂流,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

其实《寒食帖》里透露出的冷,不仅仅是萧瑟苦雨带来的冷,更是弥漫在他心里的冷。官场上的苏东坡,从失败走向失败,从贬谪走向贬谪,一生浪迹天涯,这样的一生,就涵盖在这风雨、孤舟的意象里了。

但苏东坡熬过来了,渐渐和异乡、和苦难达成了和解,能够长期共存、和谐相处。苏东坡一定是这样想的:苦难啊,你千万不要把我打倒,要是把我打倒了,你又去欺负谁呢?还是咱俩一起,长久做伴吧。在黄州,他耕作、盖房、种花、酿酒、写诗、画画,眉头一天天舒展,筋骨一天天强壮,内心一天天丰沛。他的心,渐渐安了下来。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心为什么会安,直到那一天,他听到柔奴轻轻地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心中恍然大悟,原来他心安,是因为他把这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黄州,当作了自己的家。

苏东坡的家,原本在四川的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岷江、大渡江和青衣江交汇处一座美丽的小城。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眉山,就喜欢上了这里。这里有茂密的丛林,有低垂的花树,有飞檐翘角的三苏祠,还有一条名叫时光的河,苏洵、苏轼、苏辙一家就住在这条河的中游,他们青衫拂动,笑容晶亮,形容举止,一如从前。我写《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写《苏东坡》纪录片,在北京、成都、眉山之间不停地游走,每一次到眉山,我都会异常兴奋。我觉得我是来见一个熟人,他姓苏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我一厢情愿地把他视为好友,尽管我在他的眼里默默无闻。

苏东坡自从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眉山进京赶考,就几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家。只有在第二年春季殿试(欧阳修为主考官,梅尧臣等为判官)后,突闻母亲去世,苏东坡和父亲、弟弟一起回乡居丧,以及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洵在五十八岁上病逝于汴京,苏氏兄弟一起护丧还家,将父母合葬。

又过了四年,到了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苏轼给故乡的乡僧写信,托付他们照看祖上坟茔,此札就是《治平帖》(现藏故宫博物院),内容如下:

久别思念,不忘远想,体中佳胜,法眷各无恙。佛阁必已成就,焚修不易。数年念经,度得几人徒弟。应师仍在思蒙住院,如何?略望示及。石头桥、堋头两处坟茔,必烦照管。程六小心否,惟频与提举是要。非久求蜀中一郡归去,相见未间,惟保爱之,不宣。轼手启上。治平史院主、徐大师二大士侍者。八月十八日。

“治平”,是苏轼故乡眉州一寺名。《治平帖》笔法精细,字体遒媚,是苏轼早期书法典型的风格。所以元代赵孟頫在卷后题跋中说它“字划风流韵胜”。

苏轼、苏辙兄弟名字里都有一个“车”,苏东坡的儿子苏迈、苏迨、苏过、苏遁名字都是“走之旁”,不知是否暗示了他们一家将越走越远——苏东坡在宋神宗时任职于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从湖州贬谪至黄州), 宋哲宗即位后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往岭南的惠州,最终到达大海另一边的儋州,直到宋徽宗时,才获大赦北还,不幸于途中常州溘然长逝。

但苏东坡对眉州的家始终是充满怀恋的,无论他走得多远,故乡都会如影随形,跟着他走。因此说,故乡并非只是我们身体之外的某一个地点,它也在我们身体的内部,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先天地内置于我们的身体中,连接着我们的血管神经,牵动着我们的痛痒悲欢。

当然,狭义上的故乡是千差万别的,是各有千秋的,是百家争鸣的,我相信并非所有人的故乡都像歌里唱的那样美丽而丰饶,正如并非所有人的父母都像书上写的那样慈祥和善良。一个人的故乡不可能是所有人的故乡,正如一个人的母亲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的母亲。不排除在有些人的记忆里,故乡是冰冷甚至是残酷的,哪怕是同一个的故乡,在不同人的心里也会留下迥然不同的印象。比如绍兴,既是陆游的故乡也是鲁迅的故乡,但陆游和鲁迅这两个“同乡”对于故乡的印象却并不一致,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彼此“打架”的绍兴——陆游诗里的绍兴,“门无车马终年静,身卧云山万事轻”,这是一个温润的、闲适的、可以睡觉打呼噜的地方;鲁迅笔下的故乡绍兴则显得阴冷灰暗,犹如一块均质的岩石,有泰山压顶之势。鲁迅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批判中国乡土社会的愚昧与落后,他笔下的“故乡”,是文化意义上的“故乡”,是封建主义的“故乡”,是扼杀了闰土、祥林嫂、华小栓生命力的故乡,不全然是他个人生命里的故乡。

但这些都与苏东坡没关系,苏东坡既不认识陆游,也不认识鲁迅,但他认识苏洵,认识苏辙。“唐宋八大家”里的“三苏”,天天腻在一起,当然是在故乡,在他们成为“唐宋八大家”之前。在苏东坡的心里,故乡是干净、单纯、灿烂的,一如他“像少年啦飞驰”的旧日时光。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总会向往远方,但当他历尽沧桑、故乡成为远方,他对故乡家园的怀恋就会在每个夜晚沉渣泛起,让他热泪纵横。苏东坡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弟弟,爱自己的妻子。只是当他回忆他们时,他们早已四散分离,甚至已经生死相隔,只有在故乡,在从前的家里,他们才能聚齐。

终于,在离家二十年后,不惑之年的苏东坡,在密州(今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给亡妻写下了一首词,这就是着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

正梳妆。

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

短松冈。

([北宋]苏轼:《江城子》)

只有在梦里,苏东坡才能跨过千山万水,回到故乡眉州,回到自己从前的家。他推开门进去,看见自己的妻子还坐在原来的地方,在轩窗下面梳妆。她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而自己已然老去,满面尘土,满鬓斑白,即使彼此看见,她也认不出自己了。于是,他们相对无言,只有两行热泪,默然流下。

这首词,无华丽的辞藻,无炫目的技巧,无深奥的用典,质朴得完全不需要翻译,但我认为这是苏东坡最令我们感动的一首词,因为词里的感情,至真,至深。

苏东坡对王弗的那份深情,就是对家的深情。

在《江城子》之前,几乎没有人填词来写自己老婆的。同样,在苏东坡之前,中国的诗词歌赋,描写田园的不少,描写家园的却不多。或许是因为家太日常,太琐碎,所以不入文人的法眼,而糟糠之妻,更是一点也不浪漫,上不了文学的台面。

但在中国文化中,家无疑是重要的。我们往往把结婚说成“成家”,把“成家”与“立业”相提并论,可见“家”在一个人生命中的重要性。儒家士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确立了天下—国—家—身(个人)之间的序列关系,在我看来,在这个序列中,最核心的环节是家,家是身(个人)与国之间的纽带。有了家,个人才有了具体的容身之所。个人是家的细胞,而家又是国的模型。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齐家,是对治国的预演。一个人只有通过家,才能跟国发生真正的联系。

那什么是家呢?首先,家是一个房子,包括房子里的一切物质。没有房子,一个人就无家可归。今日之中国人热衷买房,其实他们心里想的不仅仅是房,而是家。中国房地产热,外国人难以理解。有了房子,对家、家园的理想才有了安顿之所,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其次,家是房子里住着的人,因此它不只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它的核心是人。没有人的房子只是房子,或者说是不动产,有了人(亲人),房子才成了家。苏东坡记忆里的那个家,有父母,有弟弟,也有王弗,一个也不能少。哪怕王弗已经去世十年,她仍在原处,在原来的窗下坐着,等待着丈夫归来。所以,《江城子》里,王弗始终是在场的。苏东坡的一生,王弗也始终是在场的。

第三,家里的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一个集体,通过血缘的纽带彼此联系。血缘比人更抽象,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存在着,对于一个“家”来说,它是具体的,一家人的相貌、性格、习惯、思维、文化甚至命运都与它有关。血缘是家的本质,但血缘是很难表述的。古代中国人很聪明,在宝盖头下面加一个“豕”,就清晰地表达了“家”的含义。“豕”就是猪,在商代甲骨文中,“豕”就直接画成猪的形状。所谓的“家”,就是屋檐下面加一头猪(甲骨文中也有把“家”画成屋檐下的两头猪的)。不是号召养猪(我想起很多年前在乡村见到过的一条标语,上写:计划生育政策好,少养孩子多养猪),而是以隐喻的方式描述血缘的存在。在古人看来,猪是一种能繁衍的动物,没有什么比它更能代表血缘的传承。古代的家都有家谱,现代的家没有家谱了,但也一般都有一本相册,记载着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来龙去脉,其实就是为血缘的传递提供物质的证据。血缘是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一代代人串起来,无论他走出多远,那条线都牵着他,该回来的时候他终会循着血缘的线索,如约而返。当下的中国人,每逢春节都要跻身于春运的大潮中。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规定春节必须回到父母身边,但中国人心里装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在这个日子,无论多远都要回到父母身边。因为父母代表着一个人生命的源头,回到父母所在的那个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这是文化的力量,在很多时候,文化的力量比法律的力量还大。法律依靠强制,文化则体现为内在的需求。“父母在,不远游”,说明父母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在现代生活中已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但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是可以做到的。在中国人心里,夫妻的家只是“小家”,有父母的家才是“大家”,只有父母在,那条血缘连线才在,血缘的传承才能被看见,被体会,被感动。没有了血缘,一个人被孤立出来,他就不再有家,即使他有再大的房子。

《题竹图》

苏东坡一生,最值得夸耀的就是他的家。

他的老爸苏洵,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着有《嘉佑集》二十卷,但我以为他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苏轼、苏辙两位学霸。在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的礼部考试中,一个考第二,一个考第五,殿试中,宋仁宗亲自主持策问,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成为同科进士,名震京师,连宋仁宗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对皇后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那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苏氏兄弟后来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可车载斗量,只不过这一切,老苏洵都看不见了。

苏东坡一生坎坷,所幸他的家庭是幸福的。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与他生活十年,正是他“出道”的十年,苏东坡的率直天真,甚至近乎桀骜不驯的天性,既容易伤人,又容易伤己,王弗的运筹叮咛,让他少受了不少折磨,也给了他许多抚慰。年少轻狂的日子,苏东坡没出“大事”,主要是因为王弗教育得好。只可惜王弗于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在二十七岁的大好年华上去世,那一年,苏东坡也只有三十岁。

王弗之死,让苏东坡痛摧心肝。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里说:“君与轼琴瑟相和仅十年有一。轼于君亡次年悲痛作铭,题曰‘亡妻王氏墓志铭’。”平静的语气下,寓绝大沉痛。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闰之成为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出嫁之前,家中称其“二十七娘”。但她也在四十六岁上溘然长逝,与苏东坡相伴的时光,也只有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是苏东坡在政治旋涡里不断呛水、不断扑腾的二十五年。王闰之二十一岁从家乡眉州来到京城汴京,尔后陪同苏东坡,共同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常州、登州、汴京、杭州、颖州、扬州等地,“身行万里半天下”,与苏东坡不仅同甘,而且共苦。最困难时,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陪伴苏东坡渡过了生命中的最大危机。

有人诟病,王弗去世刚满三年,苏东坡就娶了她的堂妹,有些不地道。对此,苏东坡解释说:

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北宋]苏轼:《祭亡妻同安郡君文》)

“通义君”,就是王弗;“没不待年”,是说王弗去世尚不到一年,东坡和闰之的婚事便已定下。这样做目的很简单:唯有闰之作为继室,王弗留下的儿子苏迈才不会受到歧视。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闰之对姐姐的儿子苏迈和自己后来所生的苏迨、苏过,“三子如一”,皆同己出,以至于苏东坡用“爱出于天”来形容她。

苏东坡的长儿媳、苏迈之妻吕氏在十一年前(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就去世了。王闰之去世这年(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次子苏迨之妻(欧阳修的孙女)又去世了,苏东坡写下《尊丈帖》,帖中说“近以中妇丧亡,公私纷冗,殊无聊也”,可见他心情黯然。此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二年,即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东坡被他昔日的好友、宰相章惇贬至惠州。惠州在岭南,就是五岭(也叫“南岭”)之南,就是王巩和柔奴曾经到达的地方。即使在宋代,那里也是遥远荒僻之地,用今天的话说,叫欠发达地区,只有广州等少数港口城市相对繁荣。为了到达那里,他要由长江进入赣江的急流险滩,其中包括最为恐怖的“十八滩”,文天祥诗曰“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惶恐滩,就是赣江十八滩的最后一滩。苏东坡过此也留有一诗:

七千里外二毛人,

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

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

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

此生何止略知津。

([北宋]苏轼:《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在赣江上体验过“激流勇进”的惊险刺激,苏东坡要再翻越五岭,体验“五岭逶迤腾细浪”的磅礴壮阔。宋代不杀文臣,政敌章惇就想借刀杀人,这把刀,就是赣江、就是五岭,那是一条危机四伏的路,自古十去九不还。对于五十九岁的苏东坡来说,能活着过去就算他命大。

苏东坡知道凶多吉少,临行前把家中的仆人都遣散了,准备轻车简从,万里投荒。唯有朝云,死活不肯离开苏东坡,于是像柔奴陪伴着王巩那样,与苏东坡唇齿相依。那时王弗、王闰之都不在了,朝云布衣荆钗,像王弗、王闰之一样与苏东坡共患难。苏东坡历尽风霜而屹立不倒,与他的文化自信有关,也与他生活中的三位女性密切相关。

朝云陪伴苏东坡,柔奴陪伴王巩,情况类似19世纪俄罗斯贵族女性陪同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前往西伯利亚。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与中国的岭南冰火两重天,但流放者的地位、处境相似,区别只在于中国的流放者,身份不是囚徒,而是犯错误的官员。真正值得敬佩的,倒是与他们同行的妇人,她们用隐忍、包容与爱,支撑甚至重塑了男人们的精神世界。遗憾的是,在中国,表现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却不多。苏东坡写给柔奴的那首《定风波》,也因此值得铭记。

面对苍茫而未知的岭南,苏东坡心里还是有恐慌的。眼前的柔奴,自岭南北归,不仅容颜未曾苍老,反而“笑时犹带岭梅香”,愈发明丽动人。她的笑容,她的回答,一定让苏东坡的内心安稳了许多。“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轻言细语,如醍醐灌顶,一下子点亮了苏东坡的目光,让他的心瞬间开阔起来。眉州固然是他永远的家,但随着命运的展开,家的概念是可以放大的。浮云沧海,山高水长,只要自己能够安心,哪里不可以安家呢?在苦难的黄州,当他开始建起属于自己的小屋,在里面安然地生活,他不已然如此了吗?如此的心境,他早就写在诗里了:

畏蛇不下榻,

睡足吾无求。

便为齐安民,

何必归故丘。

([北宋]苏轼:《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

齐安,就是黄州。在黄州做一个百姓,也不失为人生的一个选择,何必一定要回到家乡呢?

这首绝句,随意中见风趣,我很喜欢,尤其喜欢“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对经常失眠的我,不失为一种诱惑。装修新家时,我就把前两句写下来,挂在我卧室的墙上。

祝勇,1968年生于辽宁沈阳。作家,学者,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旧宫殿》《血朝廷》,历史散文集《纸天堂》《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等。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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