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时间5月16日，在国家电影局指导下，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承办的主题为“影像力量与心灵关怀的跨界共创”交流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中国馆举办。

本场交流会邀请中国电影人田海蓉、张涵予，研究中国电影的专家路易莎·普鲁登蒂诺，法国著名导演、编剧弗雷德里克·奥伯汀做客参加。

交流会围绕本次在戛纳市场展映的电影《我的世界没有我》展开。这是一部关注抑郁症患者内心世界的艺术电影，也是演员田海蓉的长片导演首作。影片用极其克制的镜头、非线性的时间结构、沉默与日常细节，讲述一位退役乒乓球运动员在生命低谷中缓慢重建自我的过程。

四位嘉宾从创作动机、表演挑战、跨文化共鸣、新人导演扶持、海外传播等角度，展开了一场既有情感温度、又有行业深度的对话。他们的共识是：越是扎根于具体生命经验的电影，越能穿越文化与语言，让“不可见者被看见”。

创作起点：去拍落败生命重新发芽的过程

提起拍这部电影的起因，田海蓉从一个很朴素的角度切入。

她觉得，这个世界总在追捧那些“好结局”的故事——逆袭、成功、圆满。拿到“好结局”剧本的人，被赞美、被羡慕、被拿来当作榜样。但是，拿到“坏结局”剧本的人呢？大家往往觉得，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没什么好说的了。

但田海蓉不这么看。

她恰恰好奇的是：当你拿到的人生剧本并不如意时，人生还会怎样展开？2019年秋天，田海蓉偶然接触到了一群抑郁症患者。这些人看上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会笑，会寒暄，甚至比很多人活得更体面。但只要回到自己的空间，他们的心理和生理都已经“破碎”了。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一个“坏结局”。可是她发现，这些人并没有放弃。他们非常顽强地拾起生活中的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再重新组合自己的生活。

“我想拍的是在落败的生命里重新长出小芽的过程”，田海蓉说。

她关心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反转，而是那些在狭小的角落里、却仍然倔强生存的纤弱生命力，她把这叫作生命美学。她希望把这部电影献给那些看起来过着正常生活，其实内心陷入另一番风暴的人们。而这部电影不是为了那些顺风顺水的人拍的，它正是为了那些在人生中恰好拿到“坏结局”剧本的人而拍的。

这句话也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底色：不歌颂赢家，不贩卖成功，只关注那些被遗忘的、还在硬撑的普通人。

创作挑战：于无声处听惊雷

做演员的时候，张涵予合作的大部分项目都是男性视角为主的作品，或者商业大片。《我的世界没有我》是他第一次做监制，而且是给一位新人导演做监制。

他在看完剧本后，第一反应是：这活儿太难了。比如，他觉得“抑郁症是非常难演的”。张涵予身边就有一些抑郁的朋友，平时看起来像个开心果，人前不想让场面冷下来。这种内外撕裂的状态，对任何演员都是有很大难度和挑战的，而田海蓉要身兼主演和导演两个身份。

田海蓉描述那种状态是极其分裂的：坐在监视器前，她是一个活在现实空间里的导演，要跟摄影指导聊镜头，跟演员讲戏，要处理片场各种可能发生的鸡毛蒜皮。

除导演工作之外，她要很快进入主演向晓云的状态，钻进那个超现实和现实夹缝里的人物。但张涵予坦言，自己能做的并不多。

“她是用极大的创作激情完成的，因为她需要不断地在两种身份里跳进跳出，这个难度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我就是尽最大能力去帮她做点补充。”他形容这无异于是在“于无声处听惊雷”。

第一次做监制为什么选择这样一部电影？

张涵予给出的原因并不复杂：他和田海蓉是好朋友，同时剧本也写得扎实。他说：“我看完剧本以后，很多画面已经在眼前出现了。”一个退役的中年女运动员，生活和事业都不太得志，这种困境本身就很容易建立共情。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种知名影人+新人导演的模式对艺术电影特别有意义。他说：“田海蓉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相信她第二步会走得更顺利。未来如果还有能打动我的故事，我会继续帮她，陪她完成第二步、第三步。”

跨文化接受：拍出“人的内部”并引起共情

作为欧洲资深的策展人，路易莎常年致力于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看完《我的世界没有我》之后，她的第一感受是：“这部电影真的很打动我。”打动她的不是激烈的戏剧冲突，而是影片所呈现的沉默和日常细节。她说影片里的共情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而是通过那些缓慢的日常、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时刻，慢慢渗出来的。

影片将抑郁症呈现为一种真实的疾病，而不是大众刻板印象或“不够努力”的结果。

法国导演弗雷德里克觉得这部电影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能让我们分享那些原本难以分享的东西。抑郁症很难被视觉化，它不像失明或失聪那样容易被拍出来，它藏在人的内部。“但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我，一直带我走到最后。即使我们对这个中国女性角色的生活环境并不熟悉，这并不影响我们共情她的生活与情感状态。”

弗雷德里克说：“这就是创作所承载的普世性。”

海外传播：文化特殊性与大众情感共鸣

路易莎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传播时，越是具有文化特殊性，它的情感往往越能显得普遍。

像《封神》那种依托神话故事的商业视效大片，就很容易引起海外观众的好奇和关注。那么，像《我的世界没有我》这种含蓄、内敛、生活化的影片，凭什么让欧洲观众买账？

路易莎觉得：“它不需要太多推荐，因为它已经能够自己呈现自己的美。”她认为，这部电影把缓慢变成了一种力量。通过放慢时间、关注普通时刻，它重新教会观众凝视。而这种凝视，不需要翻译。

语言和文化背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触达了每个人的内心。路易莎还特别强调了一点：电影当然不能直接治愈抑郁症，但它可以让痛苦变得可见。而可见本身就是一种承认，是为那些因痛苦而在社会中变得不可见的人重新找回尊严。

这也正是它最重要的社会价值。

创作启示：找到自我表达的方式

论坛进入尾声时，四位嘉宾分别给年轻电影人送上了一句话。

张涵予说：“保持创作勇气，打开想象力，别怕。”

弗雷德里克则表示；“今天这场交流会上我们没有谈论AI有关的内容，但这部电影恰恰证明，电影依然是有生命力的，依然是表达情感与文化的最好方式。在AI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用电影去抵抗机械化的表达。像《我的世界没有我》这样的电影，就是一种希望。”

路易莎很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导演不再害怕混合类型、不再害怕表达自己。她希望青年创作者们能“继续做自己，保持自己的表达。也希望他们能遇到像张涵予这样愿意支持创作者的监制。”

正如影片中乒乓球的隐喻，田海蓉觉得乒乓球像极了人生。你必须不停地挥拍以防止球落地，而你永远不会知道对手会从哪个角度发球。有的时候球真的落地了，而球落地的那一刻，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生走到了低谷。她想跟每一位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分享，哪怕坠入谷底，也不要放弃。你要在谷底里开出花来。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