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华人春天”艺术节上，作为制作人李东口中的典型“三无产品”（无大IP、无大流量、无大制作），音乐剧《黑旗令》以其扎实灵动的文本、别具一格的审美和极具辨识度的地域文化气质，交出了一份答卷。它让并非历史人物“顶流”的刘永福，从故纸堆中血肉丰满地站到了现代观众面前，更完成了一次关于“家”与“选择”的深刻时代叩问。
虎眼贲张，鲜活个体与自然万物
音乐剧《黑旗令》以清末广西民族英雄刘永福及其率领的黑旗军为原型，讲述了一段从“抗法援越”到“抗倭保台”的波澜壮阔历程。大幕拉开时，观众跟随老年刘永福的倒叙视角，如一部蒙太奇公路电影般，回望他跌宕的一生：少年阿福在乱世中辗转求生，却在流落的他乡打响了自己“义哥”的名号；壮年刘永福率黑旗军在越南战胜法军，却因清廷腐朽“不败而败”地解甲回乡；又在甲午之际临危受命重召旧部，孤军入台抗倭，直到拼光家底内渡归隐；直至辛亥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地重出江湖……
串联起这段旅程的，正是刘永福那双标志性的“虎眼”。史书载，刘永福“眼若铜铃，目光如炬”，人称“虎眼”，因此亦有“黑虎将军”之威名。编剧初夏在查资料中捕捉到这一意象，将其锻造成全剧的精神内核：“虎眼看到什么，便选什么——这在任何时代都是珍贵的定力。”这一定位奠定了《黑旗令》的基调：不塑造高大全的完美神像，而是刻画一个在丛林法则盛行的乱世里，凭借本能与信念做出抉择，并一力承担的鲜活个体。
少数民族女战士阿娅与刘夫人黄美兰，这两个女性形象亦非花瓶式的点缀，作为推动整体叙事的节拍器和润滑油的同时，还承担着更重要的使命——以阿娅角色歌《万物之歌》为例，壮语吟唱出“山川草木有讯，祖灵有音”的自然观，为充满丛林法则的乱世，提供了万物自有相生相依秩序的另一种声音。她们把刘永福的一双“虎眼”擦得更亮：人在时代洪流中，该如何选择，又应如何守住自己的选择？
“副末”在旁，半生对手到旁观说书
然若只从刘永福的正面视角出发，故事不免单薄，也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自我感动。与中国古典戏曲每每安排“副末开场”同理，编剧设置了副线，通过唐景崧这位大牌“说书人”来侧写主人公。真实的历史上，他不仅作为封疆大吏，与刘永福从越南到广西再到台湾，亦贵人亦战友亦对手了半辈子，其晚年更是投身于表演艺术——终老桂林前，唐景崧身体力行于剧本创作。如今广西最大的本土艺术形式桂剧能够形成，他便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全剧如同一部公路电影，有快，有慢，有崎岖险境。如果说老刘的回忆是公路电影的倒叙镜头，那么唐景崧的讲述则是这趟旅程中不可或缺的“语音导航系统”。这个少年得志于科场，又在官场上循规蹈矩了半辈子的广西才子，却在异国遇见不守规矩、有自己的算计的同乡，这位带着弟兄们苟全于险恶中的山大王，改变了唐景崧的一生。透过唐景崧的文人之口，观众看到了一个更立体、更复杂的黑虎将军。
这一文一武的广西二杰，在历史上既有联袂佳话，也有连累败笔——唐景崧任末代台湾巡抚期间，对自己请来救急的军事长官刘永福，既不能不用其抗倭，又对其忌惮打压。对二者之间如此微妙尴尬的关系，乃至对历史局部走向的影响，本剧没有回避，秉持着“不虚美不隐恶”的中国文学传统，以“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分寸感，达到了艺术品格与历史真实的平衡统一。
笔下功力，化作音符跳跃的诗意
音乐剧区别于其他相近的艺术形式，在于演唱承担着主要叙事功能。这样一来，词曲也就成了最重要的创作材料、过程和结果的三位一体。以人物动机作为指导，作词中最重要的辙韵，直接服务于戏剧转折。
在以编辑初夏兼任作词的《鳄沼》中，编剧安排唐景崧为招安而登上“贼船”与刘永福相谈，在遍布鳄鱼的沼泽之上越走越远，配合常用于表达心理拉锯的“人辰辙”，彼此的试探与角力在收紧的韵律中暗自较劲；而当黑旗军将士七嘴八舌插话时，韵律被刻意打乱，意见分歧一触即发的情境便呼之欲出，“妥协的艺术”之难，无须半句台词直接赘述点出；而当双方达成默契、利益暂时趋同之际，韵脚也悄然转入更具延展性与探索意象的“遥迢辙”，仿佛沼泽深处忽然窥见一丝天光，也暗示着后来的纸桥大捷。
作为知名作曲家、尤擅电影音乐创作的主作词人白金明，其笔下的《马关条约》一首，则展现着另一种叙事风格和情感力量。该曲采用最具思辨气质的“檐前辙”，并以整齐有力的重复短句式，层层推进。从“什么条约，什么马关……我是该走，还是该战”的痛苦抉择，到“条约是约，马关是关……谁来了不是吃饭”的凡人彷徨，再到“什么条约，什么马关……当时不若愚公恨，何欺猛士连成山”的扪心自答，最终汇成“莫说条约，莫说马关……怒比海，志如磐，誓守我台湾”的决战号角。整首曲子是一场完整使用“否定之否定”之哲学辩证法的、与自我的激烈辩论，又以中国格律诗传统一脉相承的“起承转合”为形式完成闭环，步步紧逼，句句叩问，将全剧推向高潮。
李京键、靳锐等作曲家，全方位地挖掘着广西这座富矿，各地各族民歌、桂剧板式唱腔、当代桂韵说唱……不一而足地营造出桂风壮韵，为整部剧烙上鲜明的广西印记，同时采用国际音乐剧界通行的“核心动机”贯穿手法，使之成为民族风、流行化的交响史诗。黑旗军、刘永福“北斗”、美兰“爱情”及阿娅“回家”四个音乐主题，如同细胞在全剧中分裂、发展、交织、对话，既是不同视角的讲述者，也构成了强有力的共同体。这不仅保证了音乐剧作为现代艺术的可听性与戏剧张力，更因为动机的反复强化，使得核心唱段易于传唱，避免了当下诸多本土原创音乐剧“逢曲必新、用力必猛、听过必忘”的通病。
在当下演出市场中，真正稀缺的或许并不是资本与流量，而是一种综合加工能力——将地域文化、历史素材、艺术匠心与市场判断熔为一炉，为品牌赋予独一无二辨识度的能力。在“大IP焦虑”弥漫的当下，真正值得挖掘的富矿，其实就埋在创作者脚下的这片土地里。
文/黄哲
摄影/郑智中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