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吸毒者抬起头来，与自我对视，甚至反向凝视观众的时候，又喻示着怎样的一种剧场观看结构呢？凝视与对视，正构成了跨界融合剧场《归零地》组织叙事、推动人物行动并展开存在追问的内在动力。该剧由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音洁编导，与浙江省拱宸强制隔离戒毒所跨界合作，以戒毒人员吸毒、戒断、复吸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将真实访谈、实验影像、肢体表演与多媒体视觉等元素编织在一起。《归零地》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并未止于宽泛的想象、奇观的展现或口号式的宣传，继而重复道德伦理判断，而是借毒瘾追问欲望之于人存在的哲学命题。

素人表演，展现质朴的真实

《归零地》的表演者并非职业演员，也不是吸毒人员本人，而是来自浙江省拱宸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其身份天然带有介入与旁观的双重性。作为素人表演舞台剧，民警演员在声台形表方面难免存在瑕疵，但这种不够圆熟的表演并不掩其质朴的真实。

演员对于戒毒所空间的熟悉、戒断反应和矫治过程的长期观察，以及日常工作中积累的身心感受，并不完全依靠表演技巧传达，而是附着在动作、语调和身体状态之中。比如演出开场那段高度程式化的动作，领餐、坐下、抬头学习、站起、做操、坐下、躺下、洗漱……浓缩了戒毒人员日复一日的隔离生活日常，也来自民警对这一生活秩序的切身熟悉。

如果说民警演员的身份错位让凝视的主体变得复杂，那么《归零地》中的多媒体影像，则进一步凸显了来自他者的凝视。演出中的影像大致分为虚实两类：一类来自对戒毒人员的采访，他们面对摄像机，讲述自己吸毒、戒断和复吸的经历；另一类则服务于陆新军的故事，以虚构拍摄完成舞台无法直接展开的时空转换。前者提供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经历，后者进入人物的记忆与精神世界。纪录与虚构相互交错，使陆新军既是被提炼出来的戏剧人物，又是众多真实经验的集中投影。摆脱他人目光，一次次“归零”

演出第二幕开始于一段“回家”的手持长镜头，便属于第二类的实验性虚构影像。此前，陆新军在戒毒所内积极表现与自我改造，终于摆脱毒瘾重新回归社会。镜头跟随人物走过小桥，走入记忆里熟悉的地方，阳光明媚，水乡景致怡人，本应是得偿自由的释放，与亲人久别的重逢。然而，一路上如影随形的始终是旁人暗自的凝视，摄像头在此处也仿若窥视。两侧的人群注视着陆新军，在他经过时不断挤压其行进空间，他只能在狭窄的人群夹道中拼命前行。

如何摆脱他人的目光？为了帮助陆新军重回“正常社会”，前妻送给他一张面具。面具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表面上是一种遮蔽，可以帮助他摆脱他人对异类的注视。面具并不真正消除凝视，相反，正说明外部目光已经进入人物内部。即使周围没有人在场，他也开始用他人的眼睛观察自己，判断自己的言行是否足够正常，自己的过去是否已经被成功隐藏。

《归零地》中的戒毒者不断谈论未来和重新开始，但那个被许诺的“新生活”究竟是否会到来，始终悬而未决。他们已经知道等待可能落空，却仍然必须等待；他们知道重新开始未必能够真正清空过去，却仍然被要求一次次“归零”。

让人物与自身欲望对视

《归零地》的结尾进一步强化了观看关系。一个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人推着巨大的绿色荧光球走向舞台中央，陆新军接过绿色荧光球，试图将它推上斜坡，就像是西西弗斯神话的符号重现。陆新军、绿色荧光球、倾斜的坡道与他向前抵住球体的身体，凝固为一组近乎静止的舞台构图。身体保持着用力的姿势，球却没有真正向上移动。行动被暂停在尚未成功也尚未失败的临界点上。他与欲望之间的关系，便以对抗的方式达到共存。

此时，另一个人出现在斜坡高处，将无数黄色乒乓球倾倒下来。轻小的球体沿着坡面滚落、碰撞、弹跳，迅速散布到舞台各处，甚至到前排观众的脚边。此前被巨大绿色荧光球所集中的目光，也随着黄色小球的四散而突然分裂。绿色巨球与黄色小球之间存在着鲜明的体量差异。前者巨大、突兀、自带荧光，像陆新军已经公开暴露并受到社会矫治的毒瘾；后者细小、轻盈，散落在舞台的各个角落，更像普通生活中那些不易被辨认为“瘾”的欲望和依赖。

《归零地》不断改变着舞台内外观看的方式。观众起初凝视吸毒者如何被欲望毁坏，随后让人物与自身欲望对视，最终又通过四散的球体，将观看者同样纳入欲望的场域。欲望与生存之问，以另一种尺度发生在每一个观看者身上。在此，“归零”不再仅指吸毒者的重新开始，更指向每个人在欲望、选择与自我审视之间反复经历的过程。

文/朱一田

摄影/陈希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