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文学公开课开讲，学者戴锦华与作家双雪涛围绕“大时代儿女：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展开对谈，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出发，延伸至影像改编的创作逻辑与媒介差异，两位嘉宾结合理论与实践经验，与现场观众共同探讨当代语境下文学与影像的交汇方式，以及影像化过程中的再创造问题。

文学何以书写时代

文学与现实究竟是何种关系？戴锦华以“镜与灯”的经典命题回应：它既是映照时代的“镜”，记录社会的纹理与褶皱；也是照亮前路的“灯”，以想象建构未来的可能。她指出，无论是《战争与和平》般的历史全景，还是卡夫卡式的内心寓言，本质上都是对特定时代精神肖像的深刻侧写，区别仅在于笔法是巨幅油画还是素描速写。

双雪涛从自身创作实践出发，分享了其文学观念的演变。他坦言，早期写作曾遵循“反映现实”的传统路径，但后来愈发认为，文学并非被动反映，而是一种主动的创造。写作是利用现实的材料，构建一个崭新的、自洽的维度。“文学是创造一个‘新的现实’，”双雪涛说，“它从现实生活的逻辑中‘逃逸’出来，形成自己的景象，同时在某个层面上又反映着现实。”

这种从个体经验出发的创造，最终却常常汇聚成时代的集体肖像。戴锦华认为，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作品及《钢的琴》等电影所呈现的“东北”，已然超越地理概念，成为一个“可写的”文化符号。它们通过无数具体的个人命运故事，为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剧烈变迁提供了一个可供理解、可供感怀的窗口。双雪涛对此回应道，写作时他并未刻意追求宏大的集体叙事，而是专注于个体的悲欢与生活的细节。“我相信‘一叶知秋’，”他说，“个人的命运永远与集体紧密相连。”

文学改编的鸿沟与边界之问

对于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戴锦华指出，文学与电影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媒介系统”。语言的抽象性、内省性与时空的自由度，与影像的具象性、直观性和物理约束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她认为，一部在文学媒介上达到高度完美的作品，往往因其语言艺术的独有表达，而很难被成功改编。

两位嘉宾对“忠实原著”的常见标准提出了反思。戴锦华认为，“忠于原著”是一个难以断定的模糊命题，因为不同人所理解的“忠实”标准不一——是情节、人物、氛围，还是某种抽象的精神？在她看来，改编的本质不应是复刻，而应被视为一种基于原作的、独立的“再创造”。

双雪涛从创作者角度补充了两种艺术在创作状态上的差异。他认为，电影制作是一个高度理性、需要团队协作的系统工程，而文学创作则更偏向一种个人化的、非理性的孤独状态。这种差异决定了改编绝不是简单的翻译。

结合具体案例，两位嘉宾进一步辨析了文学改编的得失边界。戴锦华以2026年影版《呼啸山庄》为例，指出其将原著中复杂而深刻的悲剧，简化为一个侧重感官的故事。在她看来，这恰恰凸显了当改编忽略文学与影像这两种媒介的根本差异，就可能导致原著精神内核的流失。与之相对，她赞赏《一战再战》的改编，该片并未拘泥于原著《葡萄园》的复杂情节，而是抽取其精神内核，将其转化为批判当代社会的锋利切口，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创造性转换。

双雪涛也表示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影视改编的过程中，会思考“什么是忠于原作”，“更多的时候是以小说为地基，盖起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建筑”。

影像不会取代文字

所有的创作与改编，最终都指向当下。戴锦华引用了福柯的观点：“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每一部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属于其时代，而改编与再创作，正是不同媒介在时代语境中的一次次相遇。

双雪涛则佐证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翻拍并非怀旧，而是借助原作的框架，置换进当下的社会角色与矛盾，来探讨全新的时代议题。每一次重述，都是一次与当下的对话。

面对“影像是否会取代文字”的提问，两位嘉宾给出了充满思辨的回应。戴锦华指出，即使在AIGC席卷的今天，驱动它们生成图像或视频的，依然是精准的语言描述：“你是否可以选择恰当的关键词，你是否能准确用语言去描述，决定了你未来将生产出来的视听作品的准确度，它的成熟度，它的原创度，所以我自己不认为这是一个图像将淹没我们的时代。”

双雪涛对此表示认同，并表达了一种期待：在与影像并存的时代，公众或许能重新提高对文字本身的要求和鉴赏力，回归对文字精准、深厚力量的信任。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刘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