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吕复先生逝世70周年。吕复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以上几个领域都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吕复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他与一位北京的普通百姓有着颇深的交集。两人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交往，彼时，吕复先生是大学教授，那位普通市民是一名勤杂工。虽然两人身份悬殊，但他们平等相待，两人的友谊维持了一辈子。

作为这位勤杂工的后人，笔者整理了两位老者数十年的交往细节，一则展现当年的时代变迁，一则以此文缅怀两位可敬的老人。

吕复（1879-1955）

刘广斋（1896-1962）

吕复与刘广斋的通信

天津共事 平等相处

吕复，字建秋，光绪三十年（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是教育部次长；1917年孙中山任大元帅时，他是军政府参议兼秘书，一直追随在孙先生左右。

1921年10月，吕复经李大钊介绍到中国大学讲授社会学原理。1925年，兼任中国大学校务主任。1928年，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一直到1936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拒绝出任华北日伪政权的教育部长，南赴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

解放战争后期，他联合众多有识之士，积极为北平和平解放而奔走。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察哈尔省副主席、河北省副主席，在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时，他是主要顾问。他逝世时，周总理亲自出席追悼会，并予以高度评价。

吕复先生一生刚直不阿，清廉质朴。仅说两件事：一是1913年袁世凯要向外国银行借巨款，并想强行让国会通过。吕先生是国会议员，对这种卖国行为怒不可遏，抓起砚台掷向议会主席，这事当时在全国传为美谈。不过从此国会所用的砚台都被牢牢地固定在桌上，不能再拿起。二是上世纪30年代初，快到年关时，他为还不上债发愁，其弟任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派人送来两千元银票，想帮哥哥一把，不料他把银票摔到地上，对来人说：“拿回去，告诉他，我是清官，不花赃钱！”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吕先生在天津和北平都任过大学校长。

1936年，他赴天津出任河北省省立法商学院院长，此后，他和北京的普通市民刘广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刘广斋是老北京人，菜农出身。他三岁丧父，寡母无力供他多读书，早早就劳作养家。他酷爱学习，失学后，常在晚上把点燃的香火凑到书籍旁，借用极微弱的亮光读书。他爱书法，买不起宣纸，就找来旧报纸练字，为了写好字，他痴痴地站在店铺前，琢磨那些名人题写的牌匾。久而久之，还真练就一笔好字。他虽处社会最底层，却并不自卑。他讲信用重承诺，只要是答应过别人的事，拼命也要办到。因此，无论在哪，他的人缘都很好。

但是，他一生贫困，就业颇不顺利。他看过大门，守过夜，扫过马路，看过自行车，干的最多的是勤杂工，还常常失业。

在去天津之前，吕先生在北平时就认识了刘广斋。那是上世纪30年代初，吕先生当时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他家里有些活计需要增加人手。吕家原有个仆人是楼梓庄（今属北京朝阳区）人，和刘广斋是同村老乡，这位老乡就把刘广斋介绍到吕家干活。

刘广斋这次在吕家的干活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他的本分勤快给吕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吕先生事物繁忙，家务多由夫人廉佩璋主持，她是清朝一品大员的孙女，也算是名门出身。她对刘广斋的评价颇高。很多年后，在吕、刘两位老人都去世后，她特意去看望过刘广斋的老伴，两位老太太坐在一起，感慨万千。

1936年，吕先生到天津就职后，立即让那位老乡写信，请刘广斋前来做事。当时，刘广斋正失业，收到信后，即赴天津，在法商学院当起了勤杂工。

在法商学院，刘广斋勤勤恳恳、忠于职守。他收拾过的房间井井有条；他在校园里种花，姹紫嫣红，人见人夸；教师们托他买东西办事，他也是最可靠的……吕先生对他非常满意，很看重他，一直平等相待。在他办事后，吕先生总是说声“辛苦了”。别人喊他“老刘”，吕先生则亲切地称他“广斋”。

晚年时，刘广斋回忆说：“我在警察局也当过差（役），连小警察都能抽我嘴巴，他们受了当官的气，转过身就找我的茬儿，只有吕先生能把我当成朋友看。”

日寇相逼 南下广州

正当刘广斋在吕先生身边尽心尽意地干活时，民族危机已经降临。

1936年，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有辱主权的《何梅协定》，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即将成为第二个伪满。这个委员会逼令各高校填写“反共志愿书”，吕复先生坚决抵制，结果，天津高校中，法商学院无一人填表。从此，日本人也就“盯”上了他。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日本鬼子进城后，大肆杀戮，刘广斋一家和吕复先生先后回到了北平。

8月25日，吕先生的旧友祁大鹏带着伪官员宋介到了他家，请他出任华北伪教育部长。吕先生说明日答复。宋介说：“迟两日也无不可，但有人借拖延时间不合作，会招致日本人不满，结果大祸临门。”口气中满是威胁。

他们走后，吕先生思忖着：自己既无力对付他们，又不能当侵略者鹰犬，只有远走一条路。次日他便匆匆离开北平，先到了天津，准备奔赴广州。这是秘密出走，只能有一人跟随。这人要胆大能干，更要忠诚可靠，找谁？临去天津前，他和夫人商量想带着刘广斋。吕夫人说：“对！就用他，有他陪着你我最放心。”

刘广斋收到了吕先生从天津寄来的邀请信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知道战事险恶，此行生死难卜，更不放心妻女，妻子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女儿才8岁，他走后，这娘儿俩无依无靠。但是这些和吕先生的事相比都算不了什么，更何况吕先生是为了保持中国人的骨气才要走的。这次陪同，他不去谁去！在把妻女托付给朋友后，他立即去了天津。

从天津乘船南行，船上满是难民，拥挤，脏乱，大家都惊恐不安。刘广斋个子不高，他用矮小的身躯拼命阻挡身边乱挤的人，一手提皮箱，一手护卫着吕先生，唯恐有什么闪失。

当时，暑日天热，船上的人都汗流浃背。坐定后，吕先生问：“广斋，能给我找点水喝吗？”他听后，挤来挤去，找来船上配置的一个暖瓶，打好水却发现因出来匆忙没带杯子。他灵机一动，就把扣在暖瓶上的铝盖洗净，充当水杯送到先生面前。在那些拥挤混乱的日子里，他尽最大可能地保证吕先生的吃喝休息，而他自己吃不好睡不好，腿都肿了。

到了广州，吕复先生就任中山大学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刘广斋由于一路的紧张劳累，加上水土不服，病倒了，病得很重。他想自己已经把先生平安送到了广州，现在生病也帮不了什么忙，就要求回家。吕先生说：“过两天吧。”

几天后他再请求，先生又说：“再等等吧，过几天我也回去。”如此这般拖了好几次，看他实在病重，才说：“广斋呀，我说过几天让你走，说我也回去，都不是实话，我是真舍不得让你走啊！有你在身边，我最省心也最放心，就想用话拖延你，你既然病成这个样子，不能再耽误你了，走吧。”语气中充满惋惜。吕先生买了船票，又亲自把刘广斋送上船，挥手惜别。

这时北上的轮船已由日本兵把持了。当时天气热，卫生条件又很差，不少人病了。日本兵怕有传染病，就在船舱里挨个检查。他们辨别有病没病的标准竟然是往每人胸上打三拳，打倒的就算是病人，一律抛入大海。

眼看着身边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人瞬间葬身汪洋，谁不怕呀？一时气氛极为恐怖。刘广斋咬着牙，挺起胸，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迎接那重重的三拳，丝毫没动。后来他说当时就是强挺着，虚汗都下来了。

广州沦陷后，吕复先生去了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返回北平，任中国大学校长。后来又应傅作义之邀，去了张家口。傅作义调任“华北剿总司令”，他又随之回到北平，并与何思源等人为北平和平解放奔走。1949年初，在和平谈判中，吕先生担任北平各界选出的和谈代表。

书信不断 相交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吕复先生任察哈尔省副主席、河北省副主席，这期间他和刘广斋仍然书信往来不断，从国家大事到生活琐事，所写内容无所不包，刘广斋的后人至今还保留着吕先生写自察哈尔的亲笔信。

从其中一封信可以了解到，他俩大力赞扬中央政府稳定粮价的举措，认为“今政府之成绩实以此为首也”。在这封信中，吕先生还托刘广斋买竹栽竹。

吕先生每次写信都称他“广斋仁兄”。1950年，刘广斋的大女儿结婚时，吕先生送了淡雅的藕荷色绸缎衣料为贺礼。

能与吕先生这样的名人相知相交，刘广斋在内心深处是感到自豪的，但是他从不向任何人炫耀这份交情，更不会因为自己家生活中遇到困难就去相求打扰。

1955年，吕复先生逝世，刘广斋悲痛不已。从此，年年的清明节，他都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扫墓，风雨无阻。他的理由很简单：“吕先生的家人不在北京，不能没人给他扫墓。”刘家住在朝阳门外，当时，交通不发达，公交车只能到阜成门，要继续西行，只能雇人力三轮车。因家里生活困难，他舍不得花这份钱，就从阜成门步行着去八宝山，大约要走二十多里路。他每次都是带上水和干粮，早早出发，傍晚才能回来，一天往返四十多里路，从不动摇。

1961年清明节是他最后一次去祭扫。当时经济困难，作为一家之长，他平日总是自己少吃点儿，让孩子多吃一口。那天，他只带了个玉米面饼子就出发了，傍晚回来后躺在炕上，不愿动弹，当时是66岁。家里没有人埋怨他，大家都知道吕先生在他心中的分量。

转年2月，刘广斋去世了，他把这份友谊维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刘昕)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