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文化学者）

东交民巷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止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南与前门东大街相邻，北与大华路、兴华路相通。全长1552米，宽16米，是北京最长的胡同。

1796年地图上的东江米巷

明初称江米巷，宣统时改称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在明初称江米巷，《明宣宗实录》载：“宣德十年（1435）夏四月辛酉：造江米巷石桥。”据传，此地曾是出售江南糯米之处，北方人将糯米称作江米，胡同因而得名。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爵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收集有东江米巷和西江米巷。宣统时改称东交民巷，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汇丰夹道、大华街、三官庙、公安部后街并入，统称东交民巷。

明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划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又“拓北京南城”，将原大都城南城墙向南移二里余，即由今长安街一线移至前三门一线。在大明门（今毛主席纪念堂处）与正阳门之间，建百步见方的小广场，周绕石栏，石护栏的通道呈“十”字形，宛如棋盘，中间御路似棋盘上的“楚河汉界”，亦称“小天街”，百姓俗称“棋盘街”。棋盘街两侧朝向天街的东、西江米巷巷口各建一牌坊,东为“文德”,西为“武功”(清代改为“敷文”“振武”)，从而在大明门前形成了“左文右武”的街区布局,与北部皇城呈“众星捧月”之势,同时呼应中轴明显、左右对称的城市布局,表现出革故鼎新的气象。

据《京师坊巷志稿》载：明代这里有会同馆、上林苑监以及藩育、嘉蔬、左典察、右典察、前典察、后典察等十署。会同馆也称“四夷馆”，主要接待来自安南、蒙古、朝鲜和缅甸4个藩属国的使节。清代延续明朝传统，改“四夷馆”为“四译馆”，并修改政策，只允许外国使节在这里居住40天。

清代这里有户部银库、太医院等衙署和一些王府宅邸，如肃王府、梁公府、庆公府等。乾隆嘉庆年间，巷之中段曾辟一地建“迎宾馆”，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清大学士徐桐府邸也曾在此。在西面靠近棋盘街一带，还有明代建造的“天街游廊”，是做买卖最热闹的地方。

东交民巷

东江米巷盗取库银案

清顺治元年（1644），户部在东江米巷设后库。顺治十三年（1656），后库分立银库、缎匹库、颜料三库。户部是主管全国财政的最高行政机关，户部银库则充当着“国库”的角色。《大清会典事例》载：“银库为天下财赋总汇，出纳均有常经，各省岁输田赋、盐课、关税、杂赋，除存留本省支用外，凡起运至京者咸入焉。”

清代前期，每年汇集到户部银库、由中央政府直接支配的银钱数量，约占全国赋税及其他财政收入总额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自乾隆时和珅当权后，管理官吏想方设法盗取库银，后来发展到子承父业，孙又承子业，“据为家资六十余年矣”。道光时因为库吏分银不均，闹出事端，“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廷”。道光帝勃然大怒，认为“此等积惯舞弊之人，恐盗用已不止此一次”，钦派大臣对库项全数盘查，统计存贮各项银两，结果较原册所开之数“实亏银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七百六十二两三钱七厘”，使整体财政运行处于混乱之中。亏空案后，地方省库拖欠户部解银的现象大为增加，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地方省库“拖欠解银”成为常态，从而使清代沿用200多年的“奏销制度”趋于崩溃。

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街区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相关条款规定，英国公使正式入住东江米巷的淳亲王府（当时名为梁公府），法国公使正式入住安郡王府（当时名为纯公府），美国公使进驻美国公民位于东江米巷的私宅，俄国公使入住清初在这里修建的东正教教堂俄罗斯馆，随后各国公使馆均选择东交民巷一带作为馆址。

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明令侵略军“正式特许抢劫三日”，仅巷内的户部银库就被日本侵略军抢走白银三百万两，“敷文”“振武”牌楼被毁，翰林院内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毁劫殆尽。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签订《辛丑条约》后，列强将东交民巷地区划为“使馆界”，改东交民巷为“使馆街”。还在整个使馆街四周建起高约6米的围墙，围墙上建有8座碉堡，并设铁门，开设银行及教堂、医院等多处。当时有位诗人愤然写道：“长安门外御河桥，轿马纷纷事早朝；不料皇宫居冠地，炮台高筑欲凌霄。”1950年1月6日，北京军管会颁发布告，宣布在北京市内各帝国主义兵营的占领地一律收回，其建筑全部征用。如今，东交民巷这条最长的胡同，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街区。

供图/王越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