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进程如此描述大致不误，西域研究的价值也就有了自然呈现。西域架通了中国与世界联络的桥梁，其历史意义自然不再局限于中国。这里，西域在很大意义上与丝绸之路内涵重合。近代以来，海洋的交通功能获得空前提高，“海上丝路”进入人们的视野，一段时间内，这条海路让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显得高潮已过。当中国重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今天，可以预期未来传统丝绸之路会迎来历史上的又一发展高峰期。历史如此巧合，这又是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状态，而西域与丝绸之路再次成为中国的发展方向。

相对而言，如今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发展愿景不仅获得了世界的响应，而且远远超越了历史。在古代，中国通过西域与世界联系，互通有无，但没有坚固的一体化目标，而今天则希望建成欧亚大陆的一体化。传统丝绸之路的成绩，会成为未来发展的历史基础，而相应的学术研究，显然需要积极跟进。文化与学术的进步，不仅同经济大发展如影随形，也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历史成绩需要及时总结，为现实提供必要的参考。西域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窗口，其中蕴含的学术研究价值，若不给予积极评估，恐怕是有负未来的。

总结西域在传统丝绸之路上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的课题。作为饱受欺凌的传统大国，在发展进程中遭遇各种磨难是可以预料到的，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必然会受到各种质疑。政策层面的解释说明是一个方面，而学术的阐释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二战以后，殖民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已经臭不可闻，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也很少再有实用价值。中国是近代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彻底批判殖民主义是我们的正义立场，只能更加坚持而不能有所忽略。同时，厘清传统中国的“朝贡贸易”等历史问题，尤其划分开其与近代殖民主义的界限，意义绝不限于历史。用近代西方眼光看待中国及其历史文化，是中国当今的基本学术理念，造成了众多问题，如何在多元视野下重树学术理念，这在西域研究中，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问题。

在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进程中，由于深厚的自身传统，很多方面中国没有来得及“西化”，这曾经的困境在今天看来，已经显现为新的福缘。日本西化显然更彻底，甚至侵略邻国、大搞殖民政策的军国主义，都有西化的背景。日本的侵略不仅为邻国带去了深重的灾难，也成为自身未来发展的沉重包袱。相对而言，中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方，因此更有资格成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作为世界的正义力量而存在。

时代的大背景，往往促进学术的重大思考，如同《史记》诞生于汉武帝时代一样，“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定会带来西域研究的大发展。不仅学术资料需要新的整合与研究，许多课题也有再研究的必要，一些原来被忽略的方面更有重新阐释的价值。以丝绸之路的开辟为题，张骞出使西域的客观效果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张骞出使的目的也很明确，即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抗匈奴。然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却强调不够，那就是汉朝设计的统战路径，是邀请月氏返回祁连山，或者邀请乌孙回到河西走廊。这是张骞两次出使的目的，虽然都没有达到，但十分清晰地透露出汉朝的方略，即一心击败匈奴，并不存在领土扩张的计划。虽然后来河西走廊主要通过移民完成了充实边郡的目标，但这不是初衷，其结果有迫不得已的成分。

分析汉武帝朝廷的方略，背后的思想是不该省略的。儒家有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色彩，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反对盲目的领土扩张，第二是主张和平地解决分歧。中国历史上，开边是一个屡遭批判的行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和平地招徕才是更理想的状态。求同存异，是一种承认分歧的基本态度，“以文化之”是和平解决分歧的基本立场。西域的历史与丝绸之路的历史在中国史研究的范围内存在着高度的重合性，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都需要充分研究总结。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是无处不在的，但西域研究与现实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性明显更为突出，这不仅为今天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也自然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课题。

汉唐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无独有偶，这也是传统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时期。丝绸之路给予中国的并不仅仅是文化交流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世界完成了联络，彼此促进，并最终为后来的世界文化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自《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使者·绢马·体制》绪论）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