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新一轮美国总统大选迎来了首场电视辩论。作为1976年以来美国总统选举的“标配”，电视辩论往往被安排在大选年的九十月份，而此次电视辩论则是历年来最早的一次。特殊的安排，的确导致了特殊的效果：美国现任总统约瑟夫·拜登在此次电视辩论中表现不佳，旋即引发美国政坛的意外震动。民主党阵营内部，希望其他人选接替拜登、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换人呼声此起彼伏。受到此次辩论的影响，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综合民调中相对于拜登的领先幅度再次扩大。
一时间，此次电视辩论似乎成了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节点，甚至颇有“分水岭”之势。但必须看到的是，不同于以往历次美国大选从不确定性逐渐向确定性过渡的一般态势，此次美国总统选举完全有可能始终伴随着显著的不确定性，直至最后一刻，仍存在不可小觑的变数。
一切都是党争
6月27日的电视辩论快速引爆了民主党阵营内部“换掉拜登”的层层声浪。美国主要的自由派媒体《纽约时报》率先开炮，持续推出了包括社论在内的一系列评论文章，要求拜登从“为国家服务”的角度出发，放弃竞选。截至7月12日，即辩论结束后两周，已有1位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和16位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先后公开喊话，要求“换掉拜登”。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国会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以及国会众议院现任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虽然公开支持拜登，至少没有公开要求其退选，但也被暴出私下表达了各种担忧。被认为长期与民主党阵营关系密切、为民主党募款较多的美国影星乔治·克鲁尼，也在《纽约时报》公开撰文，要求拜登退选。有分析认为，两周都无法平息，甚至可能愈演愈烈的“换掉拜登”呼声背后，不排除存在前总统奥巴马等人的推动，至少是默许。
面对如此棘手的负面情况，拜登及其团队通过反复明确立场、接受电视采访、参与造势活动、向支持者致信、召集民主党籍州长开会沟通，甚至是利用北约峰会来展现自身所谓领导力等方式，尽全力灭火。但无论如何做，美国舆论关注的仍然是拜登似乎已无法避免的口误与不在状态。
事实上，拜登及其团队放弃原本全美总统辩论委员会安排的9月辩论，而选择6月27日这一更早的安排，主要考量就是在预期自身表现大概率不会太理想的情况下，及早面对无法绕开的电视辩论，从而为自己留下更多时间与空间，来消弭因辩论表现不佳而造成的负面效应。但显而易见，拜登及其团队远未意料到，辩论表现不佳的负面效应竟如此汹涌，且难以散去。
一场一个半小时的辩论，竟然激发出民主党内剧烈反弹，背后存在多重政治根源。其一，某些民主党人对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极度焦虑。为了无所不用其极地阻碍特朗普的重返脚步，他们必须考虑包括“换掉拜登”在内的任何手段。其二，某些民主党人特别是国会议员担心，拜登的不佳选情将让目前民主党岌岌可危的国会选情雪上加霜。为了挽救自身选情、增大自身连任的机率，他们有强烈动机推动“换掉拜登”。其三，某些民主党人完全出于党内派系斗争，出于对拜登及其所代表的新民主党人的持续不满，借机生事。比如，首位公开表态呼吁拜登退选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即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劳伊德·多格特。此人的选区位于对民主党颇为安全的得州首府奥斯汀市，其“换掉拜登”论调完全不是要确保自身连任，而是代表了其所在的民主党进步主义派别针对民主党传统温和派的斗争。其四，某些民主党人特别希望借机继续强化本党的“身份政治”色彩，提前推出类似于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这样的少数族裔女性总统候选人，从而强化对民主党政治生态走向的控制。
换言之，“换掉拜登”呼声背后不仅仅存在着对选情走向的担忧，更是民主党内部长期存在的不同派系、不同路线之间矛盾的公开化。相对于共和党以保守政治理念为主线的政党生态，民主党的政党生态以不同群体利益调整为主线，必然会导致这种碎片化的矛盾。
颇为令人玩味的是，共和党阵营对“换掉拜登”似乎并不感兴趣，甚至还出现了警告共和党要充分关注并警惕“换掉拜登”带来的变数。当然，共和党阵营的态度绝不是为拜登辩护，而是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现实考量。时至今日，在全美综合民调和各摇摆州主流民调中，拜登总体上不占优。基于此，如果不“换掉拜登”，即维持现状，共和党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优势；但如果“换掉拜登”，即改变现状，民主党新人选将给选情带来的新的不确定性，未必就对共和党有利。同样严峻的是，如果拜登被更为年轻的民主党新人选取代的话，围绕着年龄与代际等议题产生的担忧与压力，就会转到特朗普一方。因而，“换掉拜登”议题被持续炒作发酵，从而不断弱化中间选民，乃至民主党选民对拜登的期待和信任，但却最终并未实现“换掉拜登”，这个状态持续越长，特朗普及其共和党阵营获得的选举利益才越大。
换还是不换，都是个问题
面对辩论表现不佳所引发的党内“换掉拜登”呼声以及民意的负面变化，拜登团队以及民主党阵营暗中准备所谓“B计划”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势必有所上升。但拜登退选甚至被撤换的可能性仍然既不能被完全否定，也不必要被过分夸大。
完全不同于1968年时任民主党总统约翰逊在3月中旬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后就快速退出的历史先例，目前在全美各州已完成的初选提名环节中，拜登得到了民主党选民压倒性的支持，其提名人身份虽然需经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但已具备了程序性基础。这就意味着，如果拜登本人不选择主动退选，民主党政党机器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强令他就此止步。而对拜登本人而言，作出自主退选决定的关键条件是发生了在客观上无法改变、在主观上不得不承认的，导致其无法继续竞选活动的情况，如重大身体状况、民调大幅下降、金主塌方式弃之而去。而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情况在发生。
退一万步讲，即便拜登在对决特朗普的民调中仍持续落后，但“换掉拜登”事实上并不能确保能够扭转民主党的选情，这就是一个“两难状态”。其一，“换掉拜登”改变不了通胀、移民以及外部危机等主要选举议题对民主党选情的拖累。6月27日辩论后，似乎拜登的年龄成了这场选举中的唯一问题，但这完全不是事实。即便更换了新人选，民主党面对的一系列内外问题都不会随之迎来任何解决。其二，即便民主党有了新的总统候选人，拜登仍然要完成其余下的总统任期，新候选人与在任总统的关系很可能是“换掉拜登”带来的新问题。如果支持拜登，那么拜登及其政府执政的所有问题都会与新人选彻底绑定；如果不支持拜登，那么民主党内部分裂将被彻底公开化。其三，从目前为数有限的民调看，所有在理论上有条件、有可能替代拜登的新人选，无一在对决特朗普时能够有比拜登更好的表现，目前看拜登仍是民主党阵营的最强人选。
就程序而言，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如果拜登最终做出中途退选决定，有意接替者将需要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宣布参选，并在代表大会上登台拉票，最终由参会代表们投票选举出新人选。为了延续、至少是尊重拜登政府三年多的执政，加之拜登自身很可能仍握有极大话语权，新人选的可能性或先落到现任副总统哈里斯身上，随后才是最近被美国媒体点名讨论的几位州长或国会参议员。虽然存在着难以估量的不确定性，但一旦出现新人选，本次美国大选将发生结构性改变，其最终走向目前难以判断。
胜负仍难料
6月27日电视辩论之后，大选选情再次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截至7月12日，拜登落后特朗普的比例已从不足1%扩大到3%，基本回到了今年1月底、2月初的状态。这也意味着，拜登的选情虽说不上崩盘，但的确出现了极为不利的退步。当然，对于很多民调而言，3%左右的差距仍未明显超越统计误差，因而并不足以据此得出定论。
从一般认为的七个所谓摇摆州观察，拜登在亚利桑那、佐治亚、内华达以及北卡罗来纳等南方四州持续落后，胜负的关键极可能集中于密歇根、宾夕法尼亚以及威斯康星等中西部三州。再细看的话，拜登一度在威斯康星打平，但目前微幅落后；在密歇根持续胶着，但总体上仍被压制；在宾夕法尼亚则面对更大差距。值得一提的是，宾州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奥巴马当政之后，被认为是民主党的“安全州”，且拜登本人又出生于此。在这种状态下，自今年4月底以来，特朗普却在宾州民调中扩大领先趋势，令人费解。初步看，其背后逻辑或为：中下层群体或非洲裔等少数群体较大程度决定着宾州选情的走向，他们原本更多支持民主党，但面对拜登却无动力公开表态支持。这一解释完全有可能在全美范围内也适用：共和党选民面对特朗普而快速“归队”、明确背书，但民主党选民却并未如此。现在无法确定民主党选民未来会否“归队”，或者即便“归队”，能否足以胜出，未来选情显然仍有变数。
作为原本掌握更多行政资源的在任者，拜登在此次竞选中却似乎陷入了所谓“在任者劣势”。面对经济与通胀议题，拜登政府在过去三年多实现了一定的通胀控制，但仍令选民不满，如今若要抑制通胀，又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面对移民与边境管控议题，拜登虽然在6月初颁布了被认为非常严厉的行政令，但未必能有效解决问题，特别是无法化解已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面对随时带来不确定性的巴以冲突，拜登难以为了稳住年轻群体、穆斯林群体等的选票，而去冒得罪相关特殊利益的风险来调整对以色列政策，否则极可能要面临更大的执政危机。在所有这些选举的关键议题上，拜登都不同程度地陷入自我束缚的困境，进退维谷。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今影响选举的美国内外议题都是矛盾尖锐对立的重大问题，涉及关键的特殊利益，导致总统根本无法通过妥协与政策调整来回应多数诉求，只能作为“少数总统”来满足某一部分特殊利益。
这是拜登的困境，更是美国的困境。
无论是拜登还是其他民主党人再次对决特朗普，这场选举都事关特朗普是否回归，都是一场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美国的对决。这也意味着，这场选举的结果，将决定着美国国家道路的重大方向，持续加速着百年变局的历史演进。
文/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