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一直致力于探讨中国与西方关系，但很少有人关注那些亲旅西方的晚清官员。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不过，这只是它贡献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作者重新定位了关于东西方相互理解和误解的讨论。仔细阅读这本精心翻译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重新定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皇甫峥峥没有泛泛地描述那种单一的中西“冲击—回应”论，而是向我们展示了晚清旅欧使者各不相同的反应。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背景、才干和风格，从汉军八旗诗人斌椿，到满章京志刚，到饱读经书的郭嵩焘，再到薛福成——这位在想象中建构中华帝国的战略家。通过这些独特个体的不同反应，我们看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新信息秩序的创建，外交官们通过即时的电报通信适应了常驻公使馆的新现实——这及时提醒我们，技术如何推动了我们相互联系和想象的方式。

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一直受到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的影响，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中西方“冲击—回应”的过程。这种“回应”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启蒙运动的过程，即中国从十九世纪中期“筹办夷务”始，发展到新文化运动为接受西方科学和民主理想所作的努力。中国史学的叙事也同样以中国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回应为主：从乾隆的傲慢自信，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梁启超推动立宪以对抗列强侵略，最后是二十世纪利用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对抗西方的帝国主义。尽管这两种叙述不同，但它们都聚焦于同一类人，即任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生都熟悉的个人：乾隆帝、林则徐、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陈独秀。虽然他们的叙事各不相同，但角色阵容和中西二元对立的理论均占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历史窗口的关键枢纽是晚清一代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本书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它关注了一组新的人物，以及对先于康、梁的前一代的关注。尽管康、梁一代关注的是中国与西方的竞争，但其方式则是通过日本了解西方，并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了日本人发明的新词汇来翻译西方概念：经济、政治、社会、革命。这些术语一直沿用至今。但是本书中研究的晚清旅欧使者使用了许多与康、梁全然不同的术语来描述他们所观察到的西方世界。这本书的优点之一是它仔细探究了这些官员在遇到一个新的和不同的世界时发明的概念和词汇。当旗人斌椿陪同赫德(Robert Hart)探亲休假时，他作诗赋词以示中国文化的辉煌，同时又没有冒犯他的欧洲东道主。郭嵩焘对西方政治文化的赞扬在他回国后激怒了国内的保守派，但同时激励了后来一代的立宪改革者；皇甫峥峥令人信服地指出，关于郭嵩焘观点的争议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他对西方的理解是受到王夫之反对专制的启发，他对西方的理解也是基于三代的“道”，只是这个“道”和三代之治有所同，有所不同。

在这本书中更重要的是描述了曾纪泽和薛福成在晚清外交事务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众所周知，曾纪泽是曾国藩之子，曾国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反对派遣使节出洋，然而，他的儿子却成为了十九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官之一。曾纪泽1881年与俄罗斯帝国谈判结束了伊犁危机，其后担任驻法国和英国的公使。在担任这一职务时，他协助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外交惯例，并同时主持了一种新的情报秩序，以系统性的记录保存、定期的电报通讯取代了以前的特使的个人日记和叙述报告。最后，薛福成成为皇甫峥峥笔下的“洋务运动背后的文学天才”。最重要的是，他敦促中国利用新的外交和领事机构在亚洲建立自己的帝国，与西方竞争。

在以上和更多的方面，这本书代表了新一代晚清学术的最杰出的方面。这项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文本是由钟叔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收集的，并发表在《走向世界》中的各种史料。皇甫峥峥从中国出版的日记起步，然后开始在中国和世界的相关图书馆、档案馆中寻找更多的史料，包括电报、奏折和外交报告。这一努力使她能够追溯书中所分析的新信息秩序的演变。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是对二十一世纪初中外学者就中国历史和社会轮廓展开的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对话的一种回应。特别令人欣慰的是，作者是一位在美国接受过学术训练的华人学者。她对中国语言和史料来源有着自信的熟悉，对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也具有不偏不倚的态度。本书的出版是学术交流的典范，我很荣幸为她的书作序。

周锡瑞

二〇二四年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