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的东暖阁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1796年2月9日），子正时分，大清紫禁城养心殿，八十六岁的乾隆皇帝弘历照例早起，走进东暖阁，举行一年一度的“元旦开笔”。这个私密的清宫祈愿仪式，为乃父雍正所创，参与者仅皇帝一人。此前两千余年的我国历史中，尚未见前朝皇帝这么做。

隆冬时节，光是这份半夜起床就大不易。

东暖阁内明窗前，紫檀长案，一应法物皆已摆设停当：象征疆域安宁的“金瓯永固杯”，注满屠苏酒；雕漆龙盘中盛放古铜八趾吉祥炉和香盘，散溢着兰麝之气；专用的玉烛晶莹剔透，要由皇帝亲手点燃；正中铺展着御用黄笺，一侧的笔架上，是那管特制的“万年枝”（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三，第二则，记述甚详，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7页）。又到了大清皇帝新年开笔的庄重时刻，此乃弘历第六十一次为新的一年祈福，应会浮想联翩。

元旦开笔，又叫元旦试笔、元旦举笔，本为流行于读书人中的一种习俗，即在进入新岁之始，写下心中的愿望，不外“科场顺遂”“连捷进士”之类吉利话。胤禛登基后政治局面凶险复杂，内廷争斗激烈，外朝议论纷飞，也是“压力山大”。一个多月后改年号为雍正，新纪元的第一天，胤禛夜不能寐，索性披衣而起，走进东暖阁，提笔书写心声，除五谷丰登、民安乐业等吉祥套语，更为紧要的是对政通人和的殷切期盼。从这之后，诞生了一个程序极简的宫中仪式—元旦开笔。

六十年前的此刻，二十五岁的弘历第一次站在书案前，全无其父之沉重，信心满满，一口气题写了三笺。第二笺先以朱笔，居中写下“元年元旦，海宇同禧，和气致祥，丰年为瑞”；两侧改用墨笔，分别是“愿共天下臣民永享升平”，“所愿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成为后世清帝沿用的基本格式。乾隆二十五年（1760）元日，清军已勘定南疆的变乱、统一了祖国大西北，弘历志得意满，在开笔中亦有所体现。至二十七年（1762）的大年初一，就形成固定的格式和措辞，除开头的年份外，主体为四字一组，共二十八个字，一成不变地沿承了三十多年。第一历史档案馆前馆长邹爱莲曾著文分析，论为乾隆由开拓进取到保守因循的一条例证（邹爱莲：《从“元旦开笔”看清帝治世思想的变化》，《清史参考》2013年4月1日），所见极是。

宫中礼仪自具教化的意义，比较起来，元旦开笔似乎侧重清帝个人情感的抒发。虽说一年年陈陈相因，毫无变化，乾隆对开笔仪式还是极其重视的。去年九月初三日，在颁诏册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储并赐名颙琰之后，乾隆曾将他领至养心殿东暖阁，“教以先朝留贻例典及开笔御用法物”（颙琰：《御制诗二集》卷二十五，古今体诗十二首·元旦试笔，诗间小注，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6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版，第406页），向太子讲述元旦开笔的由来，并现场演示了一整套仪节，所写正是那二十八字。那是一个父子独处的温馨时刻，也是皇位传承的序幕，多年后颙琰忆起此场景，仍是点滴在心。

再过几个时辰，新帝颙琰就要登基，弘历就要成为太上皇帝了。当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清朝历史上唯一的禅让大典即将举行，此一番开笔自与往年不同。开笔祈愿是皇帝的私密行为，要屏退众臣，而这次，一般认为皇太子颙琰会恭侍在侧。老皇帝将笔毫在香炉上熏一熏，先以朱笔写下“六十一年元旦良辰宜入新年万事如意”；再换墨笔，于左右各书八字：“三阳启泰万象更新”，“和气致祥丰年为瑞”。除了年份的变化，仍是那延续了三十多年的字句。接下来，颙琰郑重接过那管万年枝，一笔一画，将父皇所书恭谨照录一遍。此事虽不列入礼典，却是新岁宫中第一仪式，然后才开始到奉先殿、堂子等处行礼。在这个温馨的场景中，弘历父子仍为皇帝与太子的关系，几个时辰后便是太上皇与皇帝，以同样的吉祥文字，迎接丙辰年的到来。

史籍中关于元旦开笔的记载很少，就连皇帝的起居注也无所涉及。两朝天子是一起在养心殿开笔么？我们找不到实证，实际上有违于开笔的私密性，操作起来也很难。推测是分别举行，皇太子所居毓庆宫也有东暖阁，颙琰应是在那里开笔。有意思的是，这两份当年秘藏的御笔黄笺历经劫火，竟然保存完好：乾隆的手在书写时显然有些颤抖，笔画也略显潦草，“旦”和“良”几乎粘连重合；颙琰所题则工工整整，端庄中略显拘谨。所不同的是年号，弘历题为“乾隆六十一年”，颙琰写的则是“嘉庆元年”。同一时期出现两个甚至更多的年号，在我国历史上多有之，而父子交班、明确禅让之后仍如是者，此为唯一一例。这当然是太上皇帝的意思，颙琰只能遵父皇之旨书写。不独禅让伊始，以后的三个大年初一也都如此。

弘历父子写毕，亲手将吉语条幅折好密缄，交与所司妥存。内务府恭进当年时宪书（即历书，因避弘历的名讳改称），“流览一通，以寓授时省岁之意”（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三，第177页）。遵照乾隆的旨意，去年十月间就印制了嘉庆元年时宪书，颁行天下；而父子二人此刻所读，当为“乾隆六十一年时宪书”，是应嗣皇帝颙琰率诸王大臣恳切叩请，得到允准在宫内使用的。

一个新的、政治结构特殊的时期开始了。

此时，被史学界称为“伟大时代”的十八世纪正接近尾声，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巨变已赫然显现，几位大国之君的命运却可叹可嗟：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三年前的革命浪潮中人头落地，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血雨腥风，另一个皇帝拿破仑正初露头角；英王乔治三世被间歇性精神病（一说卟啉病）所折磨，王室显出几分式微，议会制主导的英国则最先得到工业革命的实惠，国力急遽增长；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刚刚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了波兰，雌心亦勃勃，却在这一年的冬月遽然辞世；独立未久的美国离强盛虽有很长的路，而总统华盛顿坚辞第三次参选，要回他魂牵梦绕的弗农山庄，也为民主体制开创一个先例……此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还有四十六年，欧洲列强互相攻伐缠斗，无暇东顾，对于清朝，应是今人所谓“最好战略机遇期”。设若大清君臣变革图强、内外兼修，努力赶上西方列强的发展步伐，中国的历史、世界的近代史或将改写。

曾见有文章将华盛顿与弘历进行比较，说前者于开国奠基、创新体制后毅然告退，后者则老迈昏聩、对权位紧抓不放，看似分析得头头是道，实则有些牵强浮泛。华盛顿之举固然令人敬仰，然在君主体制下，乾隆的传位设计亦堪称英明精细。说他迷恋权力，说他的禅让是一场秀，是迫于不便自食其言，说他处处将嗣皇帝当成傀儡，说他的宠臣和珅是“二皇帝”……都有几分夸大和偏颇，有些似是而非。

这一时期的档案文献保存较为完整，数量也非甚大，有些人却宁愿去采信朝鲜使臣的一些耳食之言，加上笔记野史，便勾画出三年禅让的一种权力模式：昏君—宠臣—弱主。这样的朝廷架构，运转起来类乎今日之宫廷戏，煞是热闹好看，可问题在于：符合基本的史实吗？

嘉庆元年的大清，虽无外患，内乱已殷：苗疆之变还未镇压下去，鄂川陕三省的白莲教又复揭竿而起。这些都与官场的贪腐相关，又绝非此一端所致。王朝的盛衰自有一种内在规律，以小喻大，清廷亦如曹雪芹笔下的宁荣二府，赫赫扬扬已逾百年，外面的架子虽然未倒，内囊却已翻上来了。然翻检史籍，细读那流水账般的实录和起居注，读清人文集与笔记，也包括那些最爱捕风捉影的野史稗闻，几乎看不到两位皇帝太多的荒疏怠惰，看不到他们对贪赃枉法的有意宽纵，而是一贯地关注前线军情，忧心国计民生，三年下来基本如此。

禅让时期的政治结构是特殊的。《礼记·坊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说的是封建王朝的普遍规律，而清廷此时就同时拥有着两个皇帝：已然手握乾纲整整一甲子的乾隆，以及刚刚践位的嘉庆。也许因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太多的宫廷血腥，父子相残，夫妻反目，兄弟阋墙，人们总习惯于去寻觅争斗和阴谋；也许因乾隆曾有过对家庭成员的残酷行为，如过分峻厉地斥骂两位皇子，暴虐对待第二位皇后乌喇那拉氏，使人不能不有所猜测吹求；也许因此时活跃着一个让众人侧目的和珅，一个深受上皇宠信、兼领枢阁的大反派……在一些研究者笔下，太上皇帝被写成贪恋权位，猜忌甚至打算废掉颙琰；而子皇帝则小心谨畏、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一步。史籍中也能找到一些依据，却多涉于表象。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判定最忌简单化，尤其像弘历这样的帝王，应努力寻觅其心路轨迹。居于道德和功业的最高位，做千古一帝、古今完人，成万世典范，在弘历心中远超过眼下的权力。从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践位大宝，乾隆君临天下已六十多年，还要去强抓什么权位呢？而他举行禅让，正是要表达对皇位的开明豁达。禅让的实质是退位让贤，是在活着时将权力平稳移交。乾隆早早就在设计禅让体制，设计在活着时传位给儿子，有着一份难得的清醒。对于早已选定的皇十五子，他已经观察考验了二十多年，设若存在不满，替换的人选并不缺乏，但始终未改。从那时至今日，总有人说和珅调拨上皇和皇上的关系，当是既不了解二帝，也不了解和珅。

所有的宫廷都是深曲幽诡的，弘历禅让期间亦然，但父慈子孝、父子情深，是上皇和皇上关系的主色调。作为宠臣的和珅、聪明过人的和珅，也深知这一点。

乾隆曾认真梳理过历史上的禅让，对传位有着独特的思考和实践，值得深入研究；其“归政”之说的奥义、“训政”之议的内涵，也应一一辨析。禅让的三年零三天，国家发生了严重的叛乱，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官场腐败，将星殒亡，士气低落，国势和国运快速走向衰微。三年的时间很短暂，也很漫长。翻阅史籍和档案，能见出弘历父子为朝政的呕心沥血，能见出上皇一天天无奈老去，也能见出他在八十九岁时，对死神的到来仍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三年间始终处于大区域内乱之中，国家大局尚属平稳，朝政大权也渐渐过渡到子皇帝颙琰手上。而在颙琰心中，在他主持日常政务的过程中，父皇仍是那唯一的太阳。这不应视为一种策略和隐忍，而是出于一片孝心，发乎天然。至于那个受父皇宠信多年、对自己也极尽讨好的和珅，就是另外一档子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