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迟早会在其中一个故事里，与自己面对面相遇。

当地时间5月13日晚，被誉为这个时代的契诃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作家艾丽斯·门罗于安大略省逝世，享年92岁。

门罗在世时，就是无可争议的文学大师。她几乎斩获了所有英美乃至世界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她一生出版14部短篇小说集，其刺骨的清醒、惊人的技巧、能够从“遇到的每个人身上看到各种可能性”的对生活骇俗的感知力，使得她能够在“短短几页纸中容纳小说整个史诗般的复杂性”。

2012年，在发表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亲爱的生活》后，门罗宣布封笔。次年，诺贝尔文学奖奉上了姗姗来迟的勋章；但对很多作家和读者来说，这种认可倒更像是诺贝尔文学奖自身的荣誉，而非门罗的。

回顾门罗，她的一生是女性的一生，写作的一生，从“平凡”中萃取出伟大的一生。

壹

门罗生于1931年。父亲是农场主，母亲是乡村教师，家里养着狐狸和水貂，时时处于破产的边缘。她的童年蒙上了经济大萧条和贫穷的阴影。骄傲的母亲无法从父亲身上看到更好的未来，便将希望寄托在门罗身上。她要门罗学习各种才艺，同时，要求她过早地承担日后必将承受的重负：那些来自厨房、针线活、清洁等繁重的家务。一旦做不好，还会受到训斥，甚至惩罚。

一场“命运攸关的考试”给了她逃离那座三千人落后小镇的机会。她考上了西安大略大学，主修英语，并获得两年奖学金。

在大学，门罗开始严肃地写作，“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我没钱。”她在接受《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时称，两年大学时光，是生命中特别美好的一段时光，也是她“这辈子唯一不用做家务活的时候”。

奖学金告罄，只靠打工的门罗无法维系生活，她迫不得已离开大学，选择结婚。那年她20岁。丈夫长她两岁。他们搬去温哥华，过上了所谓中产的家庭生活。

生活的变化，丝毫无损于她在写作上的决心，无论是稳定、优渥，抑或贫穷、匮乏。21岁时，她怀孕了，仍在拼命写作。“因为我觉得有了孩子后，就再也没法写了。”

她从童年起，就深知家务活总会剥夺一个女人的时间。等到三个孩子先后出生，她必须在摇篮、丈夫和家务之外，竭尽可能地榨取生活中的空隙，才能为自己写点什么。

后来，门罗一家搬去维多利亚，在那里开了一家“门罗书店”。被家务垄断的时间，要再次切割出一块，分给书店的工作。但她依然能在繁重的家务和工作之余，为自己赢下一些时间。

有一段时期，她每天写到凌晨1点，早上6点起床。她说，她当时感觉自己心脏病快发作了。但“死就死吧，反正我已经写了很多了。”

她总是拼命去写，像参加一场绝望的竞赛。尽管小说屡次被退稿，也深知写作本身，远比想象的艰难许多，但她从未放弃，“因为这就是我要做的。”

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出版于1968年。她已经37岁了。其中的篇目，断断续续写了15年。这本书让她斩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

跻身作家行列的门罗，并没有获得一门专门的房间，让自己安心写作。家务、书店、丈夫、孩子，仍然居于她的生活中心。

来到20世纪70世纪，门罗的生活发生裂变。1972年，门罗婚姻破裂。她曾认为，她之所以结婚，就是为了写作，“为了能够安定下来，将注意力重新集中于重要的事情。”

但婚姻带来的，与她期望的，或许正好相反。离婚后，她在多伦多郊外的约克大学教授创意写作。但她讨厌那份工作。班上几乎全是男生，还特别爱写一些时髦的东西，“不仅难以理解，而且陈旧平庸”。而他们似乎无法接受别的写法。无法改变、乃至忍受这些学生的门罗，尽管身无分文，但还是辞职了。

1976年，她遇到了大学时期曾经暗恋过的对象，地理学家杰拉德·弗莱林。两人很自然地结婚了。之后，她去了克林顿，和丈夫一起生活。婚后，门罗进入创作的高峰期，小说集接二连三出版，广受好评，荣誉不断。直到2013年，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同年，弗莱林去世。

纵观门罗一生，她在封笔之前，哪怕有再重的家务活，都会每天坚持写作，甚至规定自己必须写够一定的页数。“一想到要停止写作，我就很恐慌，就好像一旦停笔，就会永远停笔。”

如今，这个世所罕见的短篇大师，永远地，彻底地停笔了。

贰

门罗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13为女性获奖者。女性身份、特征及其意味的困境及某种书写，是她绕不开的命题。

她毕生都在与家务活斗争。她曾将自己形容为一名“B-级家庭主妇”。但她与世俗认定的主妇不同，她能够站在摇篮边，感受内心的风暴，站在促狭的厨房，觑向外部世界，随时在心里和笔记本上，将日常生活涌现的那些不同寻常的东西，融入到平凡却深邃的虚构世界。她揭示女性，乃至人类的心，及这颗心的反复无常。

一位伟大作家的写作，总是离不开阅读。“阅读如同我的生命。”门罗说，是书籍给了她生命。在她的阅读谱系中，最打动她的是美国南方作家，如多拉·韦尔蒂，弗兰纳里·奥康纳，凯瑟琳·安·波特，卡森·麦卡勒斯等。是她们教导门罗，作家也可以写小镇风光，村人风情，以及她所熟知的生活。

“我觉得，女人才写得出那些神经质以及边边角角的故事。”对于这些故事，门罗深有体会。在温哥华，她自觉女人所处的环境太过压抑，甚至令人窒息，哪怕连“女人的处世之道也要经人允许。”她痛苦地感受到，“那些男人不愿意你畅所欲言，甚至女人也不愿意你这样。”

自认为本质上就是个“老姑娘”的门罗，将文学的目光投向那些被漠视的家庭妇女、小镇女性、不快乐的妻子、大龄女青年等；她的写作，不同于歌德笔下引领人类上升的女神形象，也并非时下流行的某种独立女性的叙事，她只是以一种缄默的力量，写下了每一个女性乃至人类的身边的日常中，那种苍凉的人世真相和对真实的不懈求索。

正如加拿大另一名女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代表作《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对门罗的评价，“很少有作家比门罗更彻底、更无情地探索这些过程：“手、椅子、目光——所有这些都是错综复杂的内部地图的一部分，上面布满了铁丝网和诱杀装置，还有穿过灌木丛的秘密路径。”

梁文道认为，门罗没有一个故事是失败的。著名批评家詹姆斯·伍德（代表作《小说机杼》等）称，门罗好到根本不用争，“她的声望确凿得就像一个地址。”

如今这个地址，伴随门罗的离去，将永远标记在她的14部短篇集中，熠熠生辉，不可撼动。对门罗的最好纪念，就是阅读她的作品。而她总能通过那些文字，馈赠给每一个读者专属的、温暖的“门罗时刻”——让你心中的那个无法接近、经常躲避的自我，显露出来，这是真正的救赎，属于门罗的救赎。

文/李瑞峰

编辑/弓立芳